2017年10月18日至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这次大会形成的一个重要判断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解决都要靠不断的发展，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改革和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通过改革和开放，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2017年10月25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并在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作了重要讲话
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薛祥 习近平 王 晨 王沪宁 刘 鹤 许其亮 孙春兰（女）
李 希 李 强 李克强 李鸿忠 杨洁篪 杨晓渡 汪 洋
张又侠 陈 希 陈全国 陈敏尔 赵乐际 胡春华 栗战书
郭声琨 黄坤明 韩 正 蔡 奇
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 汪 洋 王沪宁 赵乐际 韩 正
选举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习近平
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提名，
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王沪宁 丁薛祥 杨晓渡 陈 希 郭声琨 黄坤明 尤 权
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
主 席 习近平
副主席 许其亮 张又侠
委 员 魏凤和 李作成 苗 华 张升民
批准了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
书 记 赵乐际
副书记 杨晓渡 张升民 刘金国 杨晓超
李书磊 徐令义 肖 培 陈小江
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鸿津 白少康 刘金国 李书磊 杨晓超 杨晓渡 肖 培
邹加怡（女） 张升民 张春生 陈小江 陈超英 赵乐际
侯 凯 姜信治 骆 源 徐令义 凌 激 崔 鹏
(据新华社)
未来十年增长可期
明年乃至未来几年，不会出现传统模式的大干快上，不大会形成基于政治周期的经济周期
文/张岸元
笔者对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并不担心。关于中国经济的主要潜在风险因素都已经被观察到，彻底排雷虽办不到，但只要采取适当措施消化克制，可以避免系统性危机的爆发。未来十年，全球经济格局仍处于渐变过程中，世界经济会经历一个完整的上行下行周期；中国经济自身的增长动力机制和需求结构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依旧凭借庞大的惯性运行；进入高水平收入国家行列是大概率事件，与此同时，经济增速也会再下台阶，回落到发达经济体的较高水平。
如果认为如此温吞的经济局面不能匹配恢宏的新时代，则需在防风险和稳增长之间寻找新的路径，围绕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领域实现新的突破。
增长状况及所达到的水平
增速下行是基本趋势。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宏观总量数据是十几亿人经济活动的加总，除非遭遇特别大的危机冲击，惯性或者说韧性，是中国经济运行符合的“牛顿第一定律”。2007年到2016年，中国GDP季度增速从巅峰时期的14.4％下降至不到7％，中长期一定会继续向发达经济体的均衡水平回归。这是经济规律，无所谓好还是坏。
1961年至1973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12％；1973年至1991年，回落至4.1％。1961年至1991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9.6％；1997年至2016年回落至4.9％。“十三五”剩下三年，中国经济可能依然可以维持6.5％左右的增速，但“十四五”往后，大概率要滑向5％左右。这一过程中，短期运行确实存在周期，但这些周期是中长期下行趋势基础上叠加的波动，并不改变趋势自身。
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按世行口径，2016年，中美GDP分别为9.5万亿美元、16.9万亿美元（2010年不变价）。到2027年，不考虑汇率、通胀等因素，按照下表增长率外推，中国GDP规模将达18.1万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87.5％。
从人均水平看，2016年，我国人均GDP为8123美元，人均GNI为8260美元。2027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约13000美元，对应人均GNI将超过世行高收入国家标准的12736美元。这一水平距离2016年美国人均GNI的56180美元、日本人均GNI的38000美元，仍有相当大差距，中国的后发优势依然存在。
生产要素供给
劳动力供给总体稳定。人口是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变量，而人口红利消失是国内外看空中国经济的主要理由。但未来十年，情况并非如此。2018年到2027年，中国人口总规模依然处于上行通道。按照世行预测，人口总规模将从13.8亿上升至14.1亿；适龄劳动力人口（15岁至64岁）将从9.96亿小幅降至9.75亿；劳动参与率稳定在70.4％左右，继续大幅超过其他经济体。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年限为10.2年，根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2030年该年限将提升至11.8年，劳动力素质的改善可在一定程度上抵补劳动力数量下降的影响。
资本投入仍有很大潜力。与此前几十年相比，中国在生产要素领域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彻底摆脱了资本的约束；大量资本四处寻找有利可图的项目，而不是大量有利可图的项目等待资本的投入。资本存量方面，目前，我国存量资本对GDP的比重约为266％，美国约为130％。中国的存量资本中，基础设施占据相当大比重，这将为国内增长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流量资本投入方面，资本供给能力取决于储蓄率变化。2007年，中国储蓄率达到峰值，接近52％，此后十年缓慢下行近4个百分点。未来十年，伴随中国劳动力人口规模小幅下降，储蓄率平缓下行概率较大。到2027年，即便中国储蓄率下降到40％，也大幅高于美国同期水平。
技术的影响部分体现为替代效应而非总量扩张。我们认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对中国经济总量的影响可能相对平庸。未来十年内，技术自身难以出现划时代的突破。现有发现、技术手段在一些产业融合发展是主旋律，这就意味着，新技术产业化对增长的影响，可能部分表现为替代效应，而非收入效应，技术对经济总量扩张的贡献多有折扣。
过去十年，中国蓬勃发展的网购，替代了类似规模的百货零售业；零售业青年女性就业岗位，被快递业青年男性就业岗位大量替代。未来十年，类似场景会重现。新能源汽车势必不断替代内燃机汽车，但电动机的产业链条短于内燃机，汽车动力源的转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为负。
需求增长前景
城镇化继续创造大量投资需求。截至2016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4％，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1.2％，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根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我国预计在2030年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0％。而按照世行预测，未来十年，中国每年人口城镇化年均增长率为0.85％，到2027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为66.85％。未来十年，中国农村可能向城镇转移1.5亿人口。“瑷珲-腾冲线”依然发挥作用，人口将持续向沿江、沿海、沿铁路线地区聚集；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仍是人口迁移的重点地区，经济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则是人口流入的主要目的地。这意味着传统的城镇化创造需求机制至少还有十年生命力。
中国城市普遍采取中心城区高密度发展模式，这将产生两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一是城市中心土地投资密度更大，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更为复杂多样；二是地理空间的集约使用叠加互联网，催生出新的业态，许多在发达国家低密度城镇化条件下不具有经济性的行业。
梯级复制一线城市消费模式释放巨大潜力。中国在消费领域最为显著的现象，是二三线城市依次复制一线城市消费模式。事实上，过去两年中国地产行业出乎意外的表现、白酒等消费板块业绩大幅提升背后的动力，都是消费模式梯级复制。中国在一线城市生活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5％，二线城市约占10％，三线城市人口可能占25％。城市等级越低，人口规模越大,其所释放出来的消费需求将呈几何级数增长。
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可能增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应该好于此前十年。全球经济自2016年底开始明显复苏，全球贸易同步回暖。发达经济体经济周期的“领先—滞后”传导顺序是“美国—英国—欧元区”，时滞通常是一到两个季度。其他经济体的复苏进程与之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2017年三季度，美国GDP增速略高于长期趋势，新一轮经济扩张开始。温和的经济周期一般为8年－10年，通常预计在2020年-2022年间，美国会出现下一次经济衰退。美国目前经济增长，是在没有一毛钱特朗普减税、特朗普基建政策支持下实现的；特朗普政策任何进展都将是对经济增长的意外推动，因此此次衰退可能较为轻微。
近年来，中国在“专利合作条约”框架内的专利申请量快速攀升，今年可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专利申请国，仅次于美国。但目前在知识产权的国际贸易中，中国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收入仅约为美国的1％、日本的3％、德国的6.5％。造成这一反常局面的原因，一可能是中国专利实用性较差，普遍缺乏产业化前景；二可能是中国具有全球最好的新技术产业化条件，中国自己有产业化前景的知识产权不必出口，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也大多选择在中国实现产业化。
过往几十年，中国在珠三角、长三角形成的外向型产业集聚规模是世界级的。未来十年，中国将继续以全球先进技术产业化基地的角色参与国际分工。国内发展进入高质量阶段之后，随着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等政策的实施推进，其扩大出口、替代进口方面的效应可能更加明显，相应贸易摩擦的风险也可能上升。
政策面仍有作为空间
十年左右时间维度上，中国经济基本面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增速回落是“成长的烦恼”。从十九大报告涉及经济部分的表述看，围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通过供给侧改革，提升发展质量是主旋律。这意味着明年乃至未来几年，不会出现传统模式的大干快上，不大会形成基于政治周期的经济周期。
重回8％、9％增速代价太大，延长在目前增速平台上运行的时间依然可能。当前制约宏观政策选择的是风险，中国经济确实不能再走债务融资、投资拉动的老路。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财政政策需实施新的供给侧改革举措，货币政策需作出新的宏观审慎操作调整。
供给侧改革绕不开减税。真心诚意降低企业税负，为企业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环境；真心诚意降低个人税负，增加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尽可能不以向人民征收新的税负，作为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基础。为避免赤字率上升，等规模出售国有资产，用于补充财政当期收入，稳定财政支出。上述政策组合不会导致政府杠杆率上升，减税带来的企业盈利改善也有利于全社会杠杆率的下降。代价是国家资产负债表规模萎缩。新时代有“四个自信”，我们不担心国有部门缩表有损党的执政基础；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情况下，国有资产流失风险应可防范。
宏观审慎不排斥降准。近年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国内流动性管理模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央银行大规模低成本锁定商业银行流动性，与此同时，创造出种类繁多的高成本政策工具向市场提供资金。这一操作具有向市场征税的性质，是社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应尽快调整当前流动性管理模式，在松紧适度前提下，用常规降准等量置换名目繁多的公开市场操作。如果用三年到五年左右时间，把存准率水平降低一半，约可向市场注入10万亿元低成本资金，有望拉低社会融资成本。这一做法符合宏观审慎的要求。
（作者为东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