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沃尔夫冈·朔伊布勒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最大的一次危机，本书的观点即在这一危机期间形成。书中所援引的“社会市场经济”这一思想家与实践者的经典思考，有助于本人在担任德国联邦财政部长的年月中，应对这场危机时找到政治对策并且付诸实施，总体而言，这些思考在国家、欧洲乃至全球层面上都经受住了考验。

将决策与责任、风险与担当互相挂钩，采取正确的行为刺激，避免道德风险，抛弃形形色色的极端行为与激进主义而呼吁普遍重视节制与适度，所有这些回应显然都是正确的。在我看来，今天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再度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其中部分的缘由还是归咎于全球应对危机的某些手段。

全球化本身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以及通过全球化实现的良好发展人所共知，但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社会分化与不公却日益明显，至少从主观判断来看确实如此。因为从客观角度看，存在着相反的判断。根据有些研究的数据，中等收入的人数大大高于几年以前，贫困人口的数字仍然很大。然而，若是与世界人口的增长相比较，成就显然是毋庸置疑的。鉴于世界范围内及时传播的实时信息，人们的感觉却是不平等在扩大。在许多地方，社会凝聚力日益面临威胁。在德国、在欧洲，尤其是在美利坚合众国，我们到处都可以目睹这一现象。因此，我们必须深思，如何使社会和衷共济，以及如何通过强调节制来克服贪欲。

针对这一问题，政界的回应首先是采取调控。2008年金融与银行危机爆发以来，我们在国家层面、欧洲层面以及国际上都已经有所改进，尽管还没有做得很好，但已前进了一大步。其中，极为重要的是在自由与调控之间做到了正确的平衡。在这两者之间总是要不断地再平衡。关键在于适度。政界采取的第二个对策是加强灵活性，亦即尽最大可能地增强国民经济应对危机的抵抗力。而增强这种灵活性的措施便是结构改革、扩大投资以及可持续的财政政策。

经济的抗压性越强，产生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小。危机越少，增长就越可持续。遗憾的是，对于许多政府机构来说，更大的诱惑是用钱来换取时间，而不是去解决问题。其结果是缺乏较为有效的调控，缺乏坚实的公共财政，缺乏结构改革，虽然这样的改革短期来看殊为痛苦。当前，问题并不在于缺少国家的激励。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已经足够宽松。很多国家一如既往地债台高筑——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一些新兴国家。当前，全球的债务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二战”结束以来最高的。

目前全球范围内都在推行一种饱受质疑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其原因在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单纯地追逐经济增长。“二战”以后，经济部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及其同道在阐释“社会市场经济”时始终强调要建设一个“走出供给与需求”的世界。经济学家威廉·勒普克的一本重要著作即以此作为书名。

艾哈德深知，就人的满足感而言，在文化与精神的层面上，这样一个广义的道德世界是不可或缺的。道德世界是价值观的源泉与宝库，没有一个道德世界，任何社会，连同经济生活最终将无法存在下去。在面临着“围绕金牛犊起舞”的物质化威胁之时，道德世界也是人的支撑。路德维希·艾哈德曾援引圣经警示过这样的威胁。艾哈德总是在告诫人们需要节制，这样的告诫显然并不过时。

随着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发行过量的纸币，货币政策的功效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趋于枯竭。尤其是设在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不断地指出这一点。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逐步摆脱这一陷阱而又不致造成较大的风险。

在全球化的年代里，我们现在再次面临一场事关节制与适度的革命。这场革命的目的是在实现根本变革的同时，避免造成过多的曲折。为此，我们必须首先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则应致力于可持续的发展。如此，经济增长才能有助于世界维持适度与均衡。

（本文摘自该书序言，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