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文 卞永祖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下一步中国金融发展与改革工作指明了方向，更为金融如何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指引。

笔者认为，继“文化强国”、“海洋强国”之后，基于十九大报告的定调，应适时提出“金融强国”，令金融助推国家崛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

“金融强国”的必要性

中国已经多年位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位，恢复中国的强国地位是我国各方面建设的共同目标。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表现在能够有效动员其疆域内的人力、生产能力和自然资源，而且突出地表现在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动员域外的人力、生产能力和自然资源为其服务。金融可以说天然具有这方面的作用。

历史上的强国荷兰、英国以及现在的美国，都有赖于强大的金融体系维持其国际地位。随着贸易的兴起和全球市场的形成，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金融正在逐渐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国家能力。相较于其他手段，金融方式更为高效，常常能够以较小的成本撬动大量的资源。

准确来说，金融对于世界强国可以有以下方面的作用：

一、金融是成为现代世界强国的必要工具。发达的金融系统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如果金融体系足够发达，那么政策当局就可以通过金融安排改变国内经济结构，并影响其他经济体相应地改变经济结构，为遭受意外不利冲击的经济体提供流动性，帮助渡过难关、平滑消费。发达的金融体系也是信息聚集中心，当今的社会是信息社会，金融的重要作用之一是提供信息，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及时了解各方面的相关信息，这种信息优势是一种无形的实力。

二、金融是国家实力的倍增器。除了能够在一国之内发挥发展功能，强大的货币金融体系还有利于提升本国在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中的地位。金融体系效率存在某种国际竞争。如果我国拥有强大金融体系，那么不仅能够吸引国外资源服务于国内产业调整，而且能够介入国外相关投资项目，成为国家实力的倍增器。

三、金融是国家实力受损时的缓冲垫。当未被充分预期和防范的风险发生时，通过金融工具调动国内外资源有序调整相关经济金融活动，从而避免社会经济无序破坏性调整，减轻国家实力受损的程度，是金融保障功能的具体体现。比如，当损失发生时，避免小的损失通过扩散机制造成经济危机甚至导致社会政治危机。

中国金融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才开始建立起自己的现代金融体系，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开始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完善， 金融机构开始市场化运作，金融开放度也逐渐提升。目前，金融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金融业的发展非常迅速。

2005年以来，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4%逐年增长，并在2015年达到8.4%，在短短十年之内翻了不止一番。从资本市场规模上来看，按国内上市公司总市值来算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资本交易市场。我国虽已成为金融大国，但还不是“金融强国”。

首先，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完善。中国金融发展起步较晚，监管体系方面，1983年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证监会1992年成立，保监会1998年成立，银监会2003年成立，至此“一行三会”的监管机制才正式形成。随着中国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创新产品的推出节奏不断加快，产品结构日趋复杂，金融行业大多跨行业经营，现行的法律与监管体系也需要作出改变。

其次，中国的金融市场机制还不够完善。以股票发行体制为例，现有的发行体制仍然是核准制，中国企业上市仍然面临着行政控制环节过多、审批程序复杂等问题，在发行人资格审查、发行规模、发行乃至上市时间等方面都受到监管部门的较多干预。目前境外绝大多数交易所都实行注册制，程序更为便捷与标准化。企业上市相对困难与缺乏相应退市机制的问题共同造成了市场上“壳”资源的珍贵，不少公司在融资压力下选择借壳上市，“壳”资源的炒作成了资本市场的乱象之一，制约了资本市场的健康良性发展。

第三，金融中介机构深化水平有待提高。金融中介机构是一个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中最直观的部分，是广大企业与居民接触金融活动、从事金融业务的中介，也是衡量一国金融深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在中国的金融机构中，与证券、基金、保险和信托相比，银行机构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与发达国家银行深化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第四，金融相关信息服务建设有待完善。由于西方金融信息服务市场发展历史久远，国际金融信息服务市场处于其高度垄断之下，中国的本土金融信息服务机构起步较晚，大都选择在模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虽然在国内有了不错的发展势头，但是仍然缺乏有国际影响力与公信力的金融信息服务机构。

目前我国对金融信息服务内容的监管主要以政府监管部门为主。长期以来，我国的监管机构通常用看待媒体的角度来看待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及其发布内容，往往忽视了其中所涉及的话语权、金融安全等内容。因此，总体上来说，我国对金融信息服务内容、传播的监管理念、框架还需要加强，亟须完善。

第五，金融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我国的金融结构是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虽然中国目前已经建立了种类比较齐全的金融机构体系，但银行在金融机构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这一特点可以从金融资产比例与融资比例中体现。

从金融资产来看，我国金融资产中货币性资产占比过高，在中国金融资产结构中，货币性资产占到了高达62%的比例，而债券与股票资产分别只占18%与20%。与同期美国的数据对比，美国货币性资产仅占17%，而债权资产与股票市值分别占比高达49%与34%。从融资比例来看，我国间接融资比例要远高于直接融资比例。

第六，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低。IMF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人民币正式成为全球第五大货币，也是中国金融逐步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表现。然而，与中国在国际的经济与贸易地位相比，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与中国经济实力并不匹配，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国际化进程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第七，国际金融机构话语权低。中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创始国之一，但是中国在这两大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却不高。首先表现在投票权上，2010年IMF和世界银行对投票权进行了改革，改革后中国投票权份额分别为6.39%和4.42%，比以前有了大幅提高，排名双双升至第三位，但仍然不高。在高级管理人员方面，中国籍高层与其他经济大国相比数量不多。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当然，建设金融强国，中国亦面临内外两方面的挑战。

一是金融全球化带来的挑战。金融全球化加深了全球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我国经济与金融政策的独立性，也客观上造成了金融风险在全球的蔓延，冲击着我国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不仅对其本国的金融系统造成了冲击，也冲击着我国的金融安全与稳定。当时，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动性，全球股市仅在1月份便蒸发5.2万亿美元的市值，其中新兴市场平均跌幅12.44%，高于发达国家股市平均跌幅（7.83%），中国A股市场以21.4%的跌幅位居全球跌幅前列。

二是国内金融乱象与金融短板并存。近几年，金融市场新产业、新业务花样迭出，银行同业、理财业务、资管产品等业务领域创新较多，交叉性金融产品存层层嵌套、链条过长，参与机构业务、行为等不规范，这些问题被视为金融乱象。拉长链条、层层嵌套，是诸多金融产品“创新”惯用的手法，也是绕开监管、实现监管套利的常见方式，投资人包括监管机构看不清底层资产，无法对风险作出判断，存在极大的风险隐患。此外，金融行业反腐一直是以前反腐工作中容易疏忽的部分。

然而，我国建设金融强国也面临着重大机遇。

首先，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重大缺陷需要中国方案。

在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中，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受到排挤，处于绝对的弱势。伴随着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缺陷与不公正感到不满。在国际金融机构不公正与失效的背景下，中国发起并主导的亚投行成立，宗旨是为了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持其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而现有的IMF与世界银行往往不能提供有效的支持，这正是亚投行发展扩大的机遇。

其次，互联网金融与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为中国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

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历程要远短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花旗银行的报告显示，在2016年前九个月中，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投资约为90亿美元，占据了全球投资总额的一半。渣打和《经济学人》近期合作的研究表明，中国在电子支付、网络信贷与网络投资理财三个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优势。从体量规模上看，中国的电子支付规模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占全球总体规模的近50%。在互联网信贷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占全球市场规模的75%。在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前五大金融科技公司中，中国占据四席。

“金融强国”的战略布局

我国已经是金融大国，在通往金融强国的道路上仍然面临严峻挑战——金融监管体系尚不够成熟、金融乱象和金融腐败时有发生，特别是经济下行环境下，防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压力增大。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见成效，人民币国际化取得进展，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获得国际社会普遍响应，中国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加紧金融强国的战略布局正当其时。

第一，要制定金融强国战略，提高我国金融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将建设金融强国尽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引起全党全社会对金融发展和稳定的重视，将金融强国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在准确把握我国当前经济金融客观情况的基础上，从战略角度和国家层面对金融强国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借鉴国际先进的经验，推进相关规划和政策的出台，包括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相关指标体系的设计、实施步骤和时间表等，以满足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需要。

第二，做强实体经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实现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将支持实体经济作为金融发展的根本落脚点，打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通道，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进价格机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市场化改革等，推进国企改革，打破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兜底行为。

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满足多元化的融资需求，拓宽融资渠道，扩大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的比例，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积极发展债券市场，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市场。防止资金在金融系统内部的自我循环，规范银行同业业务和资管业务的发展，规范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防止资金过多地流入房地产市场，保证住房的居住属性。

第三，从硬件设施和软环境建设两方面，夯实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

在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上，硬件设施和软环境建设要双管齐下，完善金融产业链条，推动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要高度重视金融基础设施在经济增长、制度变革、应对风险中的基础性作用，将其作为金融改革的配套体系协调推进。不仅要加强硬件设施诸如支付清算系统、征信系统等建设，还要完善金融法制环境、社会信用环境、金融监管、定价机制等软环境。既要借鉴国际发展经验、对接国际标准，也要积极建立中国标准，增强我国金融体系的开放程度和国际影响力。

第四，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互联网金融行业跨越式发展，解决金融领域的核心问题，加快互联网对传统金融部门的改造。

加大金融领域的科学技术创新，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优化资金配置效率、强化金融风险管理、保障金融系统安全，拓展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保持我国在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领先地位。发挥“互联网+”的乘数效应，加快传统金融部门的转型升级，提高金融行业的整体运行效率。

传统金融部门要加快向互联网方向的转型速度，通过提升管理、优化服务、创新产品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新兴互联网金融行业要发挥小额、大众、公开的特点，在普惠金融方面例如小微、三农等领域重点发力。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优势互补，细分金融市场，重塑金融格局，打造高效便利普惠的金融生态系统。

第五，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提升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

提高人民币的自治力和影响力，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拓展离岸人民币交易市场平台，提高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结算比例，扩大货币互换国的数量和规模，更多地在境外发行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金融债和企业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促进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积极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合作，逐渐改变牙买加货币体系（美元本位）之下世界金融格局，弱化美元霸权地位。

积极谋求金融和资本市场定价权，建成国际性的金融中心。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成为国际金融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继续推进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联合广大非话语霸权国开展与话语霸权国的对话、沟通和博弈，在决策机制、治理结构、贷款职能和资源分配等方面取得突破。

充分利用区域性的金融合作机制，如“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央行的合作机制等，通过积极参与、增加出资比例或援助等方式，提升金融话语权的微观空间；倡议建立新的多边合作机制，如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增加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作者王文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卞永祖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编辑：王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