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伯特·希勒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理查德·泰勒是一位有争议的人选。泰勒以其对行为经济学的毕生研究而闻名。但经济学领域的一些人，多年来对泰勒将心理学研究融入经济学研究的理念抱有敌意。

不过我对此没有敌意，我认为诺贝尔基金会选择泰勒是明智之举。诺贝尔经济学奖早就授予给过一些可被归类为行为经济学家的人。随着泰勒的加入，我们这群人如今在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的占比已经达到6％左右。

但许多经济和金融专业人士仍认为，描述人类行为的最好方式是避开心理学，而将人类定义为由独立、无情感且受到各类预算限制的自私个体，并将其行为总结成数学优化模型。当然，鉴于泰勒和我已经连续几年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可见并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持有这样的观点。但我们的许多同僚无疑属于这一阵营。

我第一次见到泰勒是在1982年他担任康奈尔大学教授时，我正在这所大学做短期访问。我们交谈时发现，我们都有着类似的想法和研究目标。从1991年至今的26年里，他和我在智库机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主持下共同举办了一系列有关行为经济学的学术会议。

然而在那些年里，就有人对我们的研究议程存在对抗情绪。泰勒曾告诉我，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米勒与他在芝加哥大学的走廊上碰面时看都不看他一眼。米勒在他1986年发表并被广泛引用的论文《金融中的行为理性》中解释了他的道理。米勒承认，有时人们是心理现象的受害者，但他坚持认为，关于此类错误的故事与金融“几乎完全无关”。该论文的最后一句话被米勒的崇拜者广泛引用：“我们之所以在构建模型的过程中排除掉这些因素，并非因为这些因素是无趣的，而是它们可能太过有趣，以至于让人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主要关注点上——更具普遍性的市场力量。”

另一位本可能在未来夺得诺贝尔奖的金融理论家——麻省理工学院前教授史蒂芬·罗奇也有着类似的说法。在他2005年出版的著作《新古典金融学》中，他同样绕开了心理学而更倾向于建立一种“不受套利意识影响的金融方法论”。换句话说，从人行道上没有10美元钞票这一个观察，我们就能对人类行为了解不少。不管有些人心理有多扭曲，我敢打赌一旦他们看见地上的钱立刻会捡起来。

米勒和罗斯都对金融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的研究结论不应是对我们所感兴趣的经济和金融力量的唯一描述，而泰勒一直是已经证明上述观点的一个行为研究项目的主要贡献者。例如，1981年，泰勒和圣塔克拉拉大学的赫斯·谢弗林提出了一套关于自制力的经济理论，去描述人们无法控制自身冲动的经济现象。当然，人们激励自己捡起人行道上的10美元钞票完全没问题，这里不存在自制力的问题。但他们往往难以抵制花钱的冲动。结果大多数人都会发现自己的退休金不够用。

经济学家需要去研究这些人们反复会犯的错误。在随后的职业生涯中，通过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什洛莫·贝纳提兹等人合作，泰勒提出了一些机制——就像他和哈佛法学院的卡斯·桑斯坦在两人合著的《轻推》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将改变这些决策的“选择架构”。这些机制将帮助具有相同自我控制问题的人作出更好的决策。

改善民众的储蓄行为可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更普遍意义上，它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实现生活中的成就与满足。

泰勒在他的研究中表明，该如何更加果断地将经济调查集中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他的研究方案既富同情心又接地气，还为青年学者和社会工程师建立了研究轨迹，标志着一场真正持久科学革命的开端。对于他这个人——或者是这个专业——我是再喜欢不过了。

（作者为201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7，编辑：许瑶，审译：熊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