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明昊

很大程度上，十九大报告描绘了中国的“强国战略”，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也将筹谋和施展一种“强国型外交”。毋庸置疑，美国因素和中美关系将是影响中国外部发展环境的最重要变量之一，中美能否避免陷入霸权国和崛起国兵戎相见的“修昔底德陷阱”，将决定中国能否顺利实现成为世界强国的战略目标。

2017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展开首次国事访问，这场在十九大闭幕之后不久举行的中美元首峰会颇具意味。当“美国优先”遇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之下，美国和中国的内政外交都在发生着重大变化。考虑到国际秩序的演进存在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中美关系向何处去”是牵动世界的大问题。放眼未来30年，中美需要共同谋求“竞争性共存”之道，建立一种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中美关系。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然之举。

中美关系面临新挑战

2017年1月，作为“政治素人”的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他以“美国优先”为纲，大幅调整美国内外政策，尤其是展现出从全球事务中不断“抽身”甚至“退缩”的态势。过去几个月来，美国先后退出“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退出致力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巴黎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朗普还威胁撕毁2015年多个大国共同达成的伊朗核协议。从特朗普的总统就职演说到2016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都展现出以“经济民族主义”对抗全球化、以强调“主权”的双边方式取代多边主义的倾向。

特朗普赢得了选举，却没有赢得“华盛顿”，与“建制派”的争斗加剧了其执政困境，背后则显现出美国国内政治的大变局。2017年8月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爆发的种族骚乱则是一大标志性事件，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组织的调查显示，很多专家担心未来数十年美国会出现“第二次内战”。随着宣扬“白人至上主义”的“另类右翼运动”的兴起，美国国内的种族、阶层裂痕更难弥合，美国的包容性民主体制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世界正在看到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美国，或者说是“很不美国的美国”。有人甚至认为，“特朗普冲击”是美国加快衰落的一种表征，特朗普成为“后美国世纪”的揭幕者。美国在过去70年所形成的世界领导地位正在显著弱化，“美国优先”正逐渐沦为“美国孤立”。近期皮尤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世界上认为美国“与本国生活毫不相关”或“美国是威胁”的国家在增多，而几乎接近一半的美国受访者也认为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

相较于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中国也在经历大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发展模式的“变轨”面临诸多挑战；在政治上，“党的领导”正得到全面加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会出现西方所期待的“自由化”；中国大力推动军事改革，旨在建立一支“能打胜仗”的世界一流军队。与此同时，在外交政策上展现出越发积极主动的姿态，一方面更加强势地维护领土和主权权益，强调绝不会拿核心利益做交易；另一方面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等举措，积极参与和引导国际发展、全球治理。

中美两国自身发展走向的变化，将带动中美关系进入新一轮转型期。当前有关两国关系前景的悲观论调似乎更有市场。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Harry Harding）认为，围绕对华政策美国国内正出现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最为激烈的辩论”，美国人认为过去几十年通过“接触”中国促进其“市场化+民主化”的战略已经失败。甚至一向对华态度温和的前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兰普顿等人也认为美中关系到了“临界点”，存在恶化的危险。

过去几年来，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在上升，“中国强硬论”、“另起炉灶论”等甚嚣尘上，要求全面修正对华战略的声音并不鲜见。特朗普中国政策顾问、国防部前官员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宣称中国长期对美国进行“战略欺诈”，中国的真实战略意图就是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且把美国赶出亚洲，美国需要加大对中国的压制。前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等民主党背景的战略界人士也认为，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过软”，对中国的“反击”不力。2017年9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毫不掩饰地表示，2025年中国将成为美国的最大威胁。

2017年中国GDP有望超过80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18.5万亿美元）的65％。根据OECD等国际组织的预测，中国将在本世纪中叶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两国总体实力差距缩小的背景下，中美关系出现一系列新变化和新挑战。

第一，两国经贸关系的“竞争性”持续上升。根据美方统计，2016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逆差约为3470亿美元，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70％。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将中国描述为导致美国经济陷入困境的“罪魁”之一，指责中国依靠“不公平贸易”使美国成为输家。特朗普核心智囊彼得·纳瓦罗称，帮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美国迄今犯下的最大错误，中国的崛起导致了“美国的衰落”。此外，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都倾向于更为严格地审查来自中国的投资，担心其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

第二，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关系仍趋于紧张。近年，在美国努力“重返亚太”的同时，中国也大力经略亚太，中美百年来首次在亚太“短兵相接”。未来数十年，美国战略重心总体东移的轨迹不会改变。尤其是，美国将在亚太地区加大军事存在，部署更多先进武器，到2020年美国60％的海空军力将聚集在该地区。美国在进一步巩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友关系的同时，力图拉拢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新伙伴，在“印度洋-太平洋（印太）”战略框架下构筑制衡中国的“联合阵线”。

第三，中美围绕国际机制、发展模式的博弈不断深化。在不少美国战略界人士看来，中国正通过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投行等新机制，“另起炉灶”，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推动中国版本的“全球化”。曾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称，中国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向其他国家出口自己的发展模式，一场历史性的发展模式之争正在中国与美欧西方国家之间上演，而这会影响全球政治的未来。福山忧心忡忡地呼吁，“如果我们不行动起来，就有可能将欧亚大陆以及世界其他重要地域的未来拱手让给中国以及中国的发展模式。”

管理中美“竞合”新常态

虽然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正在增强，但也不应忽视“硬币的另一面”。应当看到，中美两国之间的高层交往、战略沟通、政策协调等也在不断深化，在朝鲜核问题、网络安全治理、打击跨国犯罪等方面保持和拓展合作。可以说，竞争与合作同时上升已经成为中美关系“新常态”，对这种“竞合”状态进行良性塑造，避免从“竞争”走向“对抗”，是中美构建新型关系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基辛格看来，“新型大国关系是规避历史上大国竞争悲剧的唯一道路”。

未来30年，中美要避免战略对抗并探索建立新型关系，关键是双方“共同进化”，逐渐适应既有竞争又相互依赖的“竞争性共存”状态。中国需要应对的核心挑战是“权力（power）”问题，即如何更好地使用自身不断增长的权力，如何推动实现中国与外部世界新的相互适应，如何成为“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毛泽东语）”。美国需要应对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对待自身一直追求的“绝对优势（primacy）”，如何与中国等新兴大国分享权力，以及如何更有效地推动国际机制的改革。

对中美“竞合”关系的良性塑造，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中美需要审视各自正在推进的变革，并努力在它们之间培育新的互补性，扩展利益汇合空间。中美领导层面临的最主要挑战实际上都在于国内事务，两国都在推进富有挑战性的国内变革议程。即便面对坚持“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中国仍可寻求在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强化双边合作。而美国需要大胆“拥抱”中国投资，投资关系将有望成为两国交往的新支柱。此外，还可大力推动非官方的“第三方合作”。通用电气公司、卡特彼勒公司等美国企业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很大兴趣。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文称，很多美国企业希望抓住“一带一路”机遇，向中国企业出售设备、技术和服务，2016年通用电气公司从“一带一路”项目的设备订单中赚取了23亿美元，大约是2015年的三倍。

其次，中美可以促进不同国际机制之间的良性竞争与务实合作，进而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亚投行注册资本金为1000亿美元，其业务范围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未来15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高达26万亿美元，无论是从资金数量还是从工作优先领域看，亚投行都不会与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等机构形成“对抗”关系。亚投行已经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开展合作，为孟加拉、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项目提供联合融资。如今，全球人口数量已突破70亿，但现有的基础设施仅能满足30亿人的需求。中美应思考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这不仅会给相关国家带来福利，也将为中美两国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空间。

第三，中美应探索推进安全领域的合作，包括反恐、反海盗、打击跨国犯罪等。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发布的报告称，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进展，中国越来越需要为其在世界各地的投资和企业提供安全保障，保护居住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安全而可靠地获得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以及自由地利用海运航线，这将促使中国在营造国际安全环境方面采取更多行动。未来数十年，中亚、南亚、中东等地区的部分国家，其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动荡或将加剧，进而“外溢”，对中美两国利益造成损害。中美需要未雨绸缪，发挥各自优势，为维护相关地区稳定合力做出贡献。比如，促进阿富汗国内政治和解，帮助该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符合中美阿三方共同利益，中美应在阿富汗事务上深化政策协调。

面对两国在亚太地区利益“碰撞”可能增多的情况，中美可以思考并推动建立“亚太共同体”，确保两国利益与亚太地区的整体利益实现兼容互济。基辛格曾在其《世界秩序》一书中倡议中美通过构建“太平洋共同体”探索新型关系之道。上世纪70年代推动中美正式建交的布热津斯基则提出，有必要在中美之间搞一个类似当年“大西洋宪章”的“太平洋宪章”。

从大历史的视野看，作为世界“霸权国家”和最重要的“崛起国家”，中美之间的确存在“结构性矛盾”或“结构性冲突”。但是，也不应忽视在21世纪世界各国高度相互依赖的新现实，无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中美都承担不起兵戎相见的巨大代价。中国希望走出一条非同寻常的“崛起之路”，美国也应思考如何用“非常之道”予以应对，双方之间实际上存在着进行“结构性合作”的深厚动力，应寻求以“权力共享”模式重新定位彼此关系。而这迫切需要中美双方保持“战略克制”，更准确地界定国家利益和优先任务，更诚实地面对自身局限和困难，更有力地推动国内变革，更明智地选择彼此相处之道。

（作者为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编辑：袁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