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联涛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我们身处现代社会的迷雾，面临各种威胁：战争、有毒的政治、恐怖主义、技术颠覆就业、天灾人祸……我们不禁要问：未来的正确发展模式是什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给发展下了定义，建立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构成的多边机构框架。发展中国家只要愿意遵守国际规则，开放市场接受自由贸易，遵循传统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就能够加入全球市场并获得增长。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华盛顿共识中所论述的信条提出了严峻考验。通过开放贸易和投资发展得似乎相当不错的亚洲经济体，突然之间陷入危机，资本大量撤出，加上投机性攻击，导致货币贬值、银行倒闭、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而IMF最初给出了错误的政策药方，他们呼吁收紧财政政策，提高利率，此举更是加剧了情况的恶化。

从历史角度看，如果说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的重商主义（亚当·斯密之前）可以被称为“资本主义1.0”、工业革命被称为“资本主义2.0”的话，那么19世纪末直到2007年的全球化时期可以看做“资本主义3.0”。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由西方世界——先是大英帝国（3.1版本），然后是“二战”后取得军事、经济和金融主导地位的美国（3.2版本）——在自由市场的信条下推动全球化。

资本主义3.3之下，全球化主要是通过市场的迅速扩张得以实现，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2001年加入WTO，给全球贸易和投资带来新高潮。全球供应链有两个明显的分支：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跨大西洋供应链，以及东亚和欧美之间的供应链；但原材料和零部件则来自全球各地。从根本上来说，打造全球供应链的是航运、空运和陆地运输以及电信等技术进步；而1991年以来，还有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互联网的出现加速了贸易和投资网络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金融和数据网络的发展。实体货物的摩擦成本（或称交易成本）要高于虚拟货物，加上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等技术进步，金融和知识传播更快。

直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粉碎了人们对资本主义3.0的信心，它揭露了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公（见皮凯蒂著述）、各国无力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以及被粉饰为民粹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最重要的是，主流经济理论显然无法解释和应对这类危机。

这不仅仅是金融和发展的政治俘获（political capture），更糟的是，还是每个人的心智被俘——这是资本主义3.0自然而然的结果。

那些深入参与技术革命的人已经开始勾勒“工业4.0”或第四次工业革命。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将蒸汽机时代视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为第二次，数字革命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而新的工业物联网被视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如今，机器人、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突破正在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也对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工业4.0（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4.0）的问题在于，新兴市场是否能够应对技术变化的速度、规模和范围，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城市拥堵和污染等问题。工业4.0似乎在制造一个愈发被巨头统治的新时代。

资本主义3.0变成资本的亲密伙伴，给劳动者带来灾难，是因为它没有给所有人带来繁荣，而让1％的人变得富裕。民粹主义之所以抬头，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意识到资本主义无法造福所有人。如果拥有资源来应对技术颠覆和自然灾害的富国都没有办法很好地应对资本主义4.0，那新兴市场的新模式是什么呢(发展4.0)？

我不禁想，如果亚当·斯密看到自由市场理论家利用他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观点，令少数精英通过牺牲他人利益来获取财富，他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吧。新古典自由市场理论家将“政治”从“经济学”中隐去，推销主张“理性人”的实证经济学，而无视人类行为、政治、心理、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其他层面的复杂因素。换言之，在寻找经济行为原理的过程中，主流经济学完全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即“人不是机器”。

简言之，发展4.0关心的不是钱，而是如何幸福、和平、繁荣地与他人、自然和谐共处，并且继续享受技术和其他方面的发展。发展4.0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而是多元思考人类未来。找到这些不同的出路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翻译：许杨晶晶，审译：熊静、康娟，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