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文

美国税改一如预期再次激起了关于中美税负比较以及中国是否跟进减税的热烈讨论。然而把讨论的焦点放到税负比较和减税与否上，有可能会模糊了问题的关键所在。美国朝野和学界围绕减税议题的舆论两极化现象表明，减税对经济的影响不是一个有着确定答案的议题，其效果有待实践的检验。而美国国内围绕减税会否导致富人得益更多以及加剧财政赤字等热烈讨论，其实也指向了财税问题的多重面向：一个可持续的、有竞争力的财政体制应该满足哪些条件？

目前国内关于美国减税影响的讨论，更多集中在国别投资竞争力层面，也即美国减税会否真正引发美国制造业回流，甚至吸引一部分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从而导致中国制造业投资和工作岗位的流失。这无疑折射了关于中国税负水平是否过重以及中国投资吸引力是否下滑的双重焦虑。

关于中国税负水平以及中美税负可比性，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而又见仁见智的话题，涉及中美两国税收法律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税负结构等一连串话题。换言之，税负水平是一个相对的和动态的概念。

此外，虽然税负水平无疑是构成国别投资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劳动力素质、国内市场深度和广度、产业集聚程度和配套能力等等也同样是企业家进行投资决策时需要考量的因素。提升国别投资竞争力不仅仅是减轻税负这么简单，否则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就可以化简为税负水平竞争，或者干脆就是减税幅度竞争。

因此，比单纯税负水平竞争更重要的，是包含税负公平合理性以及社会福利等公共支出可持续性在内的财政体制竞争力的全面比拼，这方面的竞争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构成不同经济体间制度竞争的主线，而这恰恰容易在关于税负的窄化讨论中为人们所忽略。

美国自“二战”后至今，在向中低收入人群倾斜的福利国家主义和向企业家倾斜的以减税为核心的供给派革命两条路线之间的进退得失，充分表明构建一个可持续的、有竞争力的财政制度之不易。过重的税负和过于优厚的福利，固然会扼杀企业家精神并导致出现“养懒人”的现象，而减税幅度过大、过于向企业家和高收入阶层倾斜，则一方面会“拆散”福利国家体系导致内需不足、贫富分化加剧和社会凝聚力下降，另一方面也会损及财政平衡，令宏观经济环境出现更多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在迈向经济新常态的过程中，面临经济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和三期叠加等多重长期因素，且依然长期处于体制转轨和改革阶段，决定了构建有竞争力的财政体制，要面临更多的压力和挑战。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则更增添了财政体制的复杂性，既要兼顾效率和公平，统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要着眼改革谋划长远，为“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提供坚实的财力基础和有力的财政制度保障。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大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和转型，一方面要通过税负和税制的合理化以及税种和税负结构的优化，提升中国经济的效能，降低中国发展的制度成本，激发企业家精神，鼓励创新型社会的出现：一方面要实现从建设型财政体制向服务型财政体制的转换，扎实提升公共产品和福利体系供给水平，大力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避免出现税负过重与福利不足双重挑战，积极促进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而财政体制的改革与转型，又涉及央地关系重构、国资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等一系列议题，比如中央和地方如何合理划分财权事权，地方政府挥别土地财政后如何依法合规开辟新的“财源”，国家如何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如何将国资预算统一至国家财政预算，国家如何通过在优化税负水平之外，通过增加自身在“五险一金”方面的支付比例来为企业减负，等等。

此外，财政体制改革还需要与金融监管改革相配套，一方面需要在地方债化解和处置方面阶段性强化地方财政的保驾护航功能，一方面又要积极构建财政与金融领域之间的防火墙，防范两个领域的风险相互渗透交叉感染。构建有竞争力的财政体制，是一项庞大繁杂的系统工程，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统筹规划密切协调。

总之，面对美国减税带来的压力与挑战，既不能以阴谋论的思维简单斥之为别有用心，又要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基础上，将压力转化为动力，积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全面提升中国财政体制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