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贾西津

“同一天出生的你”网络公益众筹活动因其新颖的形式成为热点话题，但随即爆出各种问题，引发公众质疑。

互联网平台上，低门槛、新形式的公益项目，正在成为公益众筹的新宠。而互联网的时效性和放大效应下，也使项目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被当众解剖，众筹的收益与风险都大大提升。

公益筹款受到质疑，并非是件坏事。有时它是普遍存在的公益观念误解，比如不接受公益组织的行政成本或相对体面的人员工资，就此进行讨论，会成为一个理性思考和公益普及的机会；有时它是信息不充分造成不理解和质疑，比如“99公益日”期间的“一元买画”为自闭症儿童筹款项目，有人提出钱并不是直接给儿童，此项目组织者回应及时，弥补各方信息关系，是充分合法、公开、知情的，从而使风波转为公众对公益机构运作及自闭症儿童理解的促进。

同时，公益项目运作中的问题凸显出来，成为对组织乃至公益界公信力的考验，这时更需要反思，以免未来重蹈覆辙。

“同一天生日”存在的问题

“同一天出生的你”是深圳市爱佑未来慈善基金会与零分贝互联网平台合作推出的众筹扶贫项目，爱佑未来也是“一元买画”项目中提供公募资格的基金会，可见它希望将此探索为一条新的筹款模式。

但“同一天出生的你”被指出多方面问题。

大致包括：第一，信息不实，比如同样头像指代不同孩子、不实的生日；第二，捐款用途不清，是一对一的366名孩子还是云南镇雄县2130名贫困生；第三，未经同意发布的合作机构；第四，零分贝发布公开募捐信息是否符合慈善法的资格要求；第五，在项目设计上，展示受助儿童形象及举生日牌的方式是否合适。

深圳爱佑未来对此回应是内测版提前流出。仅从危机处理效果上看，并没有解除公众的质疑；进一步从公益组织自身建设的角度上看，如果定位为“技术差错”，可能对长远的公信力形成埋下隐忧。

不断爆发的公益捐赠热点和几乎与热点伴生的公众质疑，对公益组织构成一个强烈的信号，越是有战略眼光的公益组织越是应该有自觉意识：公益筹款只考虑“如何筹到更多”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正确的筹款方式”，乃至“什么是正确的公益方式”也就是公益伦理。

公益筹款应遵循的原则

让别人捐钱，会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只要筹到更多”，却是公益的大忌。要什么钱，不能要什么钱？如何筹资，如何对待受益人、捐赠人、社会公众？能够长久持续的公益组织，无不关注自身伦理价值。

2006年第四届国际公益慈善筹款业高峰会上，来自全球24个国家的业内人士共同发表《国际筹款伦理守则》，其中论及筹款的五个基本原则：诚实、尊重、正直、同理心、透明。这些原则值得我们对目前的公益筹款进行反思。

第一，信息真实性。这是筹款伦理的第一原则。不公然造假不等于实现真实性。比如，为更好的筹款效果，夸大陈述、选择性展现部分事实，或者募捐说明用含混、误导性语言，用情感性遮蔽事实性的表述等。

对于判断是否触及真实性，事实上，不同组织对真实性的遵循，有很大程度差异。它对真实性价值的看重、价值序列的排序，会影响其行为在真实性准则上的尊崇或疏离。

“同一天生日”事件中，疏忽的技术工作人员应反思工作流程中对信息核查与管理的谨慎程度。有外部主体提供信息时，应建立对信息真实性的责任控制机制，募捐方案应避免捐赠人事后感觉不够知情，所有发布信息应妥善完成当事人或合作伙伴的正式授权过程。

第二，尊重原则，特别是对受益人的尊重。为什么要做公益并筹款？资源、项目、技术平台、公益组织运作管理，都是手段，最重要的是公益的宗旨目标。虽然擅筹资、能筹资，对公益组织生存发展是重要的，但其根本应为实现宗旨和公益价值。

受益者是宗旨的体现。如果捐赠者捐了、公益组织做了、规模壮大了，受益者却受到伤害，不是公益的应有之义。因此，公益组织的伦理中也强调对受助者的同理心和尊重。

比如救助儿童有儿童保护政策，对儿童权益、隐私、安全、自主性等作出要求，不仅所有员工要遵守，捐赠者、媒体、政府有关人员等接触受助儿童时所有的人同样适用。伦理条款中甚至包括“不得替儿童做他自己力所能及可做的事”，也就是不能满足于自己的助人感而减损受助儿童的自立能力。

如何平衡吸引捐助人热情和儿童隐私及尊重之间的关系，要求公益筹款者主动意识“有价值底线的技术创新”，在公益观念比较初级的环境中，这是一个挑战，但值得做。

第三，当公益组织有外部合作伙伴时，基本公益伦理在伙伴关系中的适用。比如，公益机构与企业的合作，必须满足公益宗旨为目的和主导、商业为手段，而不能为实现商业目的、兼带公益受益。

公益机构与政府合作，如何选择合作主体、设计合作方式、能否保证其中的公益伦理得以坚持。比如，“同一天生日”事件中，筹款与当地政府合作，学童信息由驻村干部和结对干部走访上传，那么公益组织是否有信息核查机制，是否就此向捐款人明示，信息差错责任如何追溯、补救措施等，都值得考量。

走出“热点式捐赠、热点式质疑”

“同一天生日”事件中，能看到公益组织和互联网平台对众筹模式的急切创新，还有因疏忽公益伦理导致项目设计和实施中产生问题，以及公益组织内部责任控制、与外部合作伙伴特别是政府之行政机制对接中的责任空缺点，带来了公益公信力的冲击。

那么如何建设公益伦理，使其走出“热点式捐赠、热点式质疑”不断重复的过程，进入开放竞争、理性选择、小额长期、持续关注的公益参与模式？这种公益伦理需公益组织、公众捐赠人、政府及法律环境共同成长，并以公益的宗旨目的实现对接各方共识。

对公益组织而言，是在组织和项目运作管理中纳入自己的伦理标准。比如筹款在“如何筹到更多”之上，遵循正确的筹款方式，项目设计中考量受益人的尊重、隐私、权益等。

对公众而言，应选择表达爱护，动用理性去阅读公益、理解公益，在公益价值上参与和选择。

对立法而言，法律的作用应保障自由契约的真实性与信诺性，而不是规定政府选择、资格审批，这样才能支持自律、自治的公益社会。

当公益组织在筹款和运作中纳入伦理考量，自增了资源获取的门槛。那么收益如何保障，从实用性看，组织长远生存发展的公信力和信誉，构成公益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从根本上看，公益组织是为了宗旨而存在，公益伦理保障组织更好服务于宗旨，不被资源、技术、环境、外部关系等异化，从而舍本逐末的准绳，也是保障公益组织不误初心的护航线。

国际公益机构都非常看重公益伦理，对接资源时往往有自身的伦理筛查关卡。比如绿色和平，它的主页上列着“核心价值”的专门一栏，分别陈述筹款原则、公开透明性、本土价值三个部分，其中在筹款原则中明确表达拒绝什么样的捐款。它还声明保留拒绝私人捐款的权利，如果这笔捐款可能影响组织的独立性、公正性、倡导取向。并且因担心产生心理依附，它甚至拒绝可能主导组织预算的过大数额单笔捐赠。

事实上，绿色和平几乎是依靠个人小额捐赠而生存的。因它们对自身严格的筹款伦理限制，不仅没有断绝资源之路，反而成为声誉的证明，也使其在环境领域的发声能直言环境，并因此拥有大批的稳定支持者。

公益组织正是靠会花钱、花好钱，从而获得资源来源。中国的公益尚处于兴起初期，市场的非理性、法律环境的限制，让公益组织忙于生存，忽略了公益伦理。此外，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大量个体参与的可能性，使公益众筹成为新的发展点，也会使公益伦理问题被发酵、呈现，倒逼组织关注解决其问题。

对于想做长远、有战略考量的公益组织，与其忙于应对当下危机，不如面向未来回思自己的公益伦理。

（作者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编辑：王敬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