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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8-01-08 18: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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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勇

当余光中先生辞世的消息传来时,网上一片唏嘘,许多人发文字以示悼念,哀悼的阵容强大得令人动容。我也未能免俗,接受了编辑给我布置的这道作文题。

结识的缘分

很可能我是1985年才知道余光中的名字的。那一年我大学毕业,还痴迷着读诗、写诗,便于当年10月买到了流沙河先生写的一本小册子:《隔海说诗》(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这本书我读得还算仔细,作者开篇分析纪弦《你的名字》一文(《形式不重要吗?》),更是成为我备课的重要依据。由于《你的名字》反复在我上世纪90年代的课堂上出现,每讲一遍就往黑板上抄写一遍,居然把它记得滚瓜烂熟了。几年前,在一个诗歌朗诵的现场,主持人也希望我能给大家“现眼”,我不假思索便报上了这首诗,又没做任何准备,张口就把它背着朗诵下来了,惊得在场的诗人一愣一愣的。现在想来,其实这都是流沙河先生的功劳。他的解读文字写得精彩,方才让我这诗歌门外汉感受到了纪弦作品的妙处。

《隔海说诗》的第二篇是《回头遥看现在》,解读的是余光中的《当我死时》。至今我还记得,流沙河先是呈现这首诗的前几句(“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然后他又把这三句译成英语,说:“这三行以嘱咐的口吻说出来,正如英语的祈使句,其造句的方法也同英语一样,完全一样。你若把这三行译成英语,方便得很,只须把每个词译出来就行了,不须调动这些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因为这些词本来就是按照英语语法组合成句子的。”流先生如此分析,我才恍然大悟,也才明白了读这首诗时那种特殊的陌生感来自何处。

但我当年并没有追余光中。在那个抄诗的年代里,我曾搬运过周梦蝶的《十月》,觉得它沉郁顿挫,忧伤满怀,却没抄过余光中的一首诗。而后来,当《乡愁》成为大陆读者耳熟能详的代表性诗篇时,我也只是觉得它写得机智、巧妙,却把一个想法藏在心底:这不是现代汉诗中的流行音乐吗?怎么觉得有点像汪国真?许多年来,我都不敢把这个想法轻易示人,以免引发众怒。

当然,余光中是很看不上汪国真的。他曾说过:“诗人不该去写汪国真那样的诗,应写严肃的认真的诗。”这就意味着余光中确实非常自信,觉得他的诗与汪国真之流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最近看到于坚说:“他最好的诗不是大陆流传的那些,我在台湾看他另一些诗,非常好,大陆读者对他误读严重。”果如此,我以后得想办法找找他那些在大陆见不到的诗,否则,脑子里老是存有这么一种印象,对余先生是极不公平的。

我是在1997年接触余光中先生的散文的。那一年,《余光中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出版。书一上市,我就买回来一本,翻阅一番。此书的勒口上写着:“余光中的散文,阳刚与阴柔并工,知性与感性并济,文言与白话交融。梁实秋言:‘余光中右手写诗,左手写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楼肇明称余光中是‘第一个揭橥变革‘五四’现代散文的旗帜’,其散文‘气势宏大,语言犹如阅兵方阵,排山倒海,万马奔腾,并具有深刻的幽默感。’”这里的评价之高,让人不由得生出敬畏之心。我大概就是带着这种心理读了一些,虽说不上有多喜欢,但感觉还不错,不像我读董桥一样读出了一身鸡皮疙瘩。

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分,几年之后我又反复阅读他的《我的四个假想敌》,并且写过几百字的赏析文字。

在“四度空间”里穿梭

2003年,我们几位弟子随导师童庆炳先生编写高中语文教材。在童老师的构想中,这套教材要由古至今,从文言到白话,把各路美文选编进来。于是我们在“非典”肆虐期间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反复开会,讨论篇目,确定框架,力求编出一套有新意的教材。当时,分配给我编写的单元之一有“当代散文”部分,如今回看这个文档,那里面选中的篇目有巴金的《小狗包弟》,孙犁的《亡人逸事》,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余光中的《我的四个假想敌》和贾平凹的《秦腔》。我现在能够确定的是,《亡人逸事》与《我与地坛》肯定是我坚持的结果,但其他三篇究竟是与我有关还是集思广益的产物,我已说不清楚了。

这五篇散文我不仅读得细,而且还要做注释,并在“作者”“题解”“阅读提示”“讨论平台”“思考与练习”的小栏目下写出相关文字。但遗憾的是,等我们编好交稿后,并未通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的专家小组的审核。他们大概觉得,这套教材的思路和编法剑走偏锋,所以必须回到“主题单元”的编写框架中。童老师只好带着我们重打锣鼓另开张。又经过一番漫长的讨论,“主题单元”终于成形了,而《我的四个假想敌》也不知在哪个环节被筛选出局。如今,借余光中先生仙逝之机,我可以把我当年写的“阅读提示”放出来了:

此文写得真是太有趣了。趣自何来?让我们先从题目说起。题目出现了“敌”字,这说明作者一开始就把女儿的男友看作了自己的“敌人”,既然要与我为“敌”,便免不了战斗或战争。作者把家庭内部的婚嫁之事上升到战争高度,既在情理之中,又是夸张之辞,幽默的序幕随即拉开。紧接着,一系列密集的军事用语出现在了作者的笔下。愿意离家“出走”的女儿是“内奸”;与女儿秘密联络的男友既是“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又是“攻城的将士”;香港小伙子变成了“广东部队”,未过门的女婿来访成了“入侵余宅”。还有“位居要冲”“腹背受敌”“信箱被袭”“电话中弹”“寇入深矣”“滩头阵地已经被入侵的军队占领了去,这一仗是必败的了”……这些用语和描写混在一起,便让人觉得果然烽烟四起,战火弥漫。“敌人”既在单兵作战,又有小股部队,时而强攻,时而智取,加之里应外合,让“我军”防不胜防,疲于应付。这场“战争”打得有声有色,煞是热闹,但说来说去,却只是因为舍不得女儿的出嫁。以大说小,本来就容易产生幽默,加上作者那支生花妙笔和故作严肃的神情,幽默感和喜剧感也就变得源源不断了。

当然,话说回来,机智、风趣、幽默云云也还是表象,作者想要表达的更应该是自己那种矛盾复杂的心情:明知女大当嫁乃必然之势,却又无端割舍不下;心里无法轻松,只好故示明达,自为宽解;已经把女儿的男友们定为假想敌,却又郑重其事地提出了择婿的种种条件。于是,心疼、小器、自嘲、豁达、无可奈何等等复杂的感情相互交融渗透,构成了文章谐趣背后的另一片风景。

《我的四个假想敌》算是余光中散文代表作之一,窥一斑而见全豹,熟悉他的这篇散文后,我也就把他的写法、风格、路数等等,大体上琢磨清楚了。

如今,打开《余光中散文》温习,忽然明白为什么我对余氏散文总是不冷不热了。余光中的文字确实很是讲究,于是语言的意象、声音、节奏也就纷至沓来,机智之思与语言之妙常常融为一体,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毕生努力的方向。他说过:“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呼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应该说,他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还给人做出了示范。这很好,也令人佩服。

然而,余光中也有其短板。他出身上流社会,一生顺风顺水,所以下笔基本上是“欢愉之辞”,即便有“穷苦之言”,也只是一抹淡淡的乡愁。韩愈云:“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余光中无法进入大悲大痛的境界,便只能在“器”的层面下功夫了。而这种“欢愉之辞”一不留神,或许就会出现格调问题。记得2014年,有朋友约我见一位台湾老作家(姑隐其名),其间谈到余光中。我说《我的四个假想敌》写得不错。他说,你去读读他的《日不落家》,说的是他那四个宝贝女儿,两个在北美,两个在西欧,一家而五分,我睡你醒,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是“日不落家”。像这种文章,表面似乎是说地球村,但实际上却是显摆、炫耀,品位就不高。

我暗吃一惊。这么说,余光中早已不再被“假想敌”骚扰,而是开始享受“打入敌人内部”的欢乐了?

除了诗歌与散文,余光中还经营着评论与翻译,号称拥有“四度空间”。他这方面的成就究竟如何,我读的不多,不敢妄下断语。但我想,能在“四度空间”里穿梭往来,这种作家或学者在当今还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说,余光中还是值得敬佩的。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作者:赵勇】 
关键字: 余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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