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朝

普利策戏剧奖获得者山姆·夏普德（Sam Shepard）是那种可以在膝盖上写作的剧作家。他对创作环境的不讲究是出了名的，即使开着大卡车在沙漠中穿行，照样可以写——也许是为了安抚保险公司，后来他特意强调，自己在开车等红灯的时候，“通常只写对白”。2017年7月27日，夏普德因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并发症去世。“在这个艰难时刻，他的家人不希望被打扰。”他的家庭发言人对CNN说。

在好莱坞，作为演员的夏普德同样是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他外表粗犷，声音沙哑，加上与生俱来的庄重感，银幕形象和好莱坞黄金时代明星加里·库珀有几分相似。这让他在演员这一行如鱼得水。正如《纽约时报》剧评家本·布兰特利所说：“年轻时期的夏普德本可以走一条西部片男主角的演艺之路。”

夏普德的父亲曾是轰炸机飞行员，这或许解释了，他为什么常以军人形象出现在银幕上：在1983年的电影《太空先锋》中，他饰演的试飞员查克·叶格被提名第56届奥斯卡最佳男配角；2001年的《黑鹰坠落》中，他饰演加里森上将……虽然同为美国勇气的化身，他和加里·库珀最大的不同是，他从来不回避美国神话中黑暗的一面。

写作与表演交汇的地方

演员生涯的后期，夏普德大多数时候只是出演一些配角，比如，在新近代表作、Netflix 原创惊悚电视连续剧《至亲血统》中，他饰演落入反控和谋杀陷阱的佛罗里达家族大家长。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尤其是他自己——夏普德首先是个作家。上世纪60年代早期，他已经开始为纽约的话剧舞台创作剧本，在读了塞缪尔·贝克特的作品之后，他毅然放弃正在攻读的农业学位，决心让当代美国戏剧发出自己的声音。“那时，美国戏剧处于饥渴状态，”他解释说，“到处一片空白。”于夏普德，在有些地方，写作就是表演，表演就是写作：“对于它们的不同，我不是那么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它们交汇之处。”

山姆·夏普德是好莱坞的一个特例，他既能为大片写剧本，也能演爱情片男主角，尽管大多数时间，他会将剧本创作和表演分得很清。1985年罗伯特·奥特曼导演的《爱情傻子》，是他少有的一部既是编剧又是主演的电影。在电影领域，除了演员和编剧，夏普德还曾短暂涉足导演：1988年，他自编自导自演了电影《迢迢归乡路》，这部戏的女主角是他的长期伴侣杰西卡·兰格。作为编剧，他曾与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合作过电影《扎布里斯基角》；与导演罗伯特·弗兰克合作过《我和我的兄弟》；在1978年由泰伦斯·马利克执导的电影《天堂之日》中，他饰演一个身患绝症的年轻农场主，同时也是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此外还与维姆·文德斯合作了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德州巴黎》。

夏普德喜欢漂泊不定。这辈子，每时每刻，他都做好了整装待发的准备。他经常将钓竿和老吉他往卡车的后车座一扔，便开始了西部旅行，有时还会带上爱犬，至于笔记本、钢笔和一摞书，那是随行必备的。对陌生感的情有独钟，甚至变成夏普德是否接演一个角色的标准，如果这个角色可以将他带到某个也许永远都不会去的地方，毫无疑问，他会考虑的。到最后，陌生感经过内化，变成未来创作的养料。

夏普德生前的感情生活可谓精彩，在与女演员澳澜·琼斯长达15年的婚姻中，他先后与朋克女诗人帕蒂·史密斯、女演员杰西卡·兰格有过婚外恋。2012年冬天，夏普德去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接受荣誉人文学博士，陪在身旁的正是帕蒂·史密斯。“荣誉称号通常会让他尴尬，但他接受了这个，因为圣三一学院是塞缪尔·贝克特漫步和学习的地方。”帕蒂·史密斯后来说。这个爱尔兰作家是夏普德的最爱，夏普德可以大段大段背诵贝克特的作品，还保存了他的手稿。

局外人与局内人

《被埋葬的孩子》是夏普德事业的重要转折点，这部让他拿到普利策戏剧奖的作品，让一个在百老汇之外如日中天的剧作家，最终成为美国戏剧界的传奇。整个20世纪70年代，夏普德的剧本创作保持着高产。他前后写了44部作品：《爱情傻子》《心灵的谎言》《和谐》《地狱之神》《徒劳》……他的戏通常所需演员不多，坦率大胆的对白是一大亮点，对后工业时代衰败的美国西部描写深入，同时带有荒诞色彩。在夏普德的所有戏剧作品中，“家庭三部曲”很有可能代表了最高成就，除了上面提到的《被埋葬的孩子》，另外两部是《忍饥挨饿的阶级的诅咒》和《真实的西部》。“美国当代生活的最大悲剧之一，是家庭解体。几乎每个人都不例外。”他曾这样说。

《被埋葬的孩子》和《真实的西部》是夏普德最具突破性的两部代表作，在这之前的美国话剧舞台上，观众很难看到类似的角色：这些家庭中的局外人如此沮丧又令别人沮丧，都有某种必须诉诸暴力的功能失调症，他们以一种狂暴的方式为那些长久被忽视的人说出了心里话——起初只是咕哝，渐渐变成恶毒的俏皮话，接着是停不下来的个人独白。

1971年，夏普德与当时的情人帕蒂·史密斯合作完成的《牛仔嘴巴》，让他在戏剧界崭露头角。在为今年2月夏普德出版的小说“The One Inside”所作序言中，史密斯认为这是一部夏普德的自传，那个反复出现的男人就是他自己，“一个不想独处的孤独者”。和戏剧界前辈尤金·奥尼尔、田纳西·威廉斯和阿瑟·米勒一样，夏普德对经典希腊悲剧中主题和关键场面的美国化处理尤为擅长。他笔下的角色经常同酗酒作斗争。某种程度上，夏普德对酒精的危害非常熟悉，他不仅亲眼目睹过，还亲身体验过。正如他对《巴黎评论》说的那样，他的家族找不到一个清醒的男性。

去世前几年，穿梭于肯塔基州的农场和新墨西哥州的家之间，就是夏普德的日常。他在离家不远的圣达菲研究所有个固定职位。“我每天都去上班，”他说，“那里非常有意思，研究所95%的人是科学家，我和科马克·麦卡锡是仅有的两个作家，其他人都是核物理学家。太酷了，虽然聊天经常陷入僵局。”

某种程度上，夏普德是个局外人与局内人的矛盾体，所以他经常被问到类似的问题，比如，“你是如何同电影公司老板、制片人、出版商以及剧场打交道的？毕竟，这些人习惯于从商业角度看待电影、戏剧和书。”他会直截了当告诉你：“我应付不来，因为太难了。我知道作为演员你得谈判，但我实在接受不了艺术和商业是一回事这种观念。这快把我逼疯了，然后你便得了一个不好合作的名声。”虽然他也承认，好莱坞的确有些“看似很在意”作品本身的制片人，但是对于那些大的电影公司老板，包括Netflix，这些人根本不了解演员、作家如何创作，更别指望他们去了解艺术的本质是什么。即便如此，他依然喜欢银幕表演，“既然我已经摸到这个职业的门道……起初我并不喜欢，我不知道该看哪里，因为总有个叫摄影机的东西对着你。”

从事电影和戏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职业，这是夏普德的心得，只有后者才会让他感到由衷快活：“戏剧创作不同于任何形式的写作，因为你写的最终将被念出来。这便是为什么，很多伟大的小说家写不好戏剧——因为他们不懂，戏剧是声音与空气撞击的艺术。”反之亦然，他承认自己写小说就有困难。“我能听到语言，我能听到它被大声说出来。但是等它进入头脑中，那才是困难的开始。”在他看来，小说更学究气，这让他力有不逮。“一种是说出的语言，一种是头脑的语言，两者相差巨大。”

晚年的夏普德尤其偏爱爱尔兰作家。“他们是真正的一流。”他曾说过，他们“对语言有种超越时空的驾驭能力”。这样的能力，在当代美国作家中间，除了丹尼斯·约翰逊，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作为一个群体，美国作家的问题在于，他们总是陷在同一个观念泥潭中：我们是这样一片大陆，整个世界背离我们而去。简直是无稽之谈。”

2014年，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夏普德谈到美国文化退场的不可逆转。“美国已经不再制造任何东西了，制造东西的是中国人。底特律就是个极佳的例子。你去俄克拉何马州的萨利索这种地方看看，那里的路边饭店能让你看到美国的真面目。我们太绝望了，太绝望。”

至于今天全世界仍对美国文化欲罢不能（比如他创作的戏剧《真实的西部》至今风靡全球）的原因，他认为主要在于，人们对美国神话执迷不悟，“他们相信在这里你可以成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你不是成功了吗？”记者问他。

“是的。但是你知道，太奇怪了，我压根就没想过要成功。”

（作者为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