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袁建胜 相惠莲 编辑/朱弢
两年前的春天，张良花300万元在北京买了一套学区房，向东城区前进了150米，付出的代价是每月占家庭收入40％多的贷款压力，而女儿只是有机会进入到“水平还可以的小学”。
更早一些时候，李蕙为了儿子入学，在上海闵行区买了一栋比周边房价高20％的学区房，但儿子只在公办小学里读了三年，就选择了“逃离”。
女儿们读三年级时，荣路明退出了自己在广州创立的公司和生意，回到深圳的家里当起“超级奶爸”，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还为此创办了一个小微教育机构。
至今在北京没有户口的李江城，则从没让自己的大女儿上过一天小学。
作为一个宽泛的阶层描述，身处中间的人们总是显得焦虑，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阶层提升，但净资产不足够高、可支配收入不足够多，仍需努力工作才能维持稳定的生活，而教育，是中产焦虑集中的场域——人们总要把自己奋斗而来的财富和阶层优势向下传递，消除阶层不安全感。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7年《社会蓝皮书》以收入为主要指标，测算中等收入家庭人口占全国家庭总人口的比例是37.4％。不管是以收入、资产还是职业、教育背景来划分，中产阶层的不断扩大是现实。
他们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购买更好的教育产品，甚至不惜投入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为孩子创造多样化、个性化的选择。他们也发现，自己的需求与狭窄的教育理念和体系、固化的政策与管理以及匮乏的市场供给一再碰撞，可能会更加焦虑。
距离稀缺资源150米
“你看，这栋楼距离朝阳区的直线距离，恐怕只有150米。”张良（化名）指着窗外街道的另一边说，“但这里是东城区。”张良拿到这套每平方米5万元，总价300万元的小房子时，该社区的房子挂牌价已经超过每平方米8万元，女儿刚开始上幼儿园。
买学区房时，妻子不大同意，她觉得既然都在北京，朝阳区和东城区的教育水平，没有大家想象的差距那么大。但女同事一句话就说服了自孩子一出生就在焦虑她以后上学问题的张良，“现在社会变动期还没完成，阶层通道没有完全关闭，我们的孩子还有机会。”
张良和妻子都曾是“县城少年”，两个人之间的差异也在印证教育的作用，张良读的是地方普通专科学校，在北京打拼15年，依然没有北京户口，妻子名校研究生毕业后即落户北京。
如果说他们是第一代“移民”，那么孩子一出生便拥有的北京户口，起点便不同，这也意味着未来的路刚刚开始。
张良把2006年在北京买的第一套房子抵押给银行，并办理“个人消费贷款”60万元，还“掏空”自己和父母的积蓄60万元，又跟朋友借了60万元，作为首付款并办理了第二套房子的按揭贷款。
单位所在的行业整体不景气，这两年张良的收入不升反降，2017年全年薪资收入比四年前缩水至少三分之一，现在他每月仅银行的还款，就占家庭月收入的40％多。“孩子以后就近入学的小学，其实也不算东城区的好学校，主要是初中还可以，现在买学区房看小学只是第一步，初中更重要。”对张良来说，向东城区前进的150米使他的焦虑稍有缓解。
和张良相似，“学区房”是目前中产阶层教育焦虑的初步指向，它本身具备优质教育资源和城市房产双重稀缺的特征，也是中产阶层突破多年来形成的教育不均衡，实现“教育自救”的第一道缝隙。
新中国建立初期全面移植前苏联的发展模式，政府逐渐形成集中力量提高部分中小学办学质量，为高等教育快速输送人才，推动实现工业化的投入模式。1952年，政务院颁布的《干部子女小学暂行实施办法》，是代表公办优质教育资源的、“重点学校”制度化的开始。
1978年，教育部制定《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在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学生来源等方面向重点学校倾斜，形成各级公办基础教育体系中，都有少数重点学校的基本格局。
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为促进教育公平，该法案首次提出“就近入学”原则，结果之一却是将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区域化——从城乡、城市、地区之间的“泛地域差异”，细化到城市内部的“微差异”。
尽管2006年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中明确规定“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但此时“就近入学原则”与“强者愈强”的重点学校共同构筑的、具有“马太效应”特征的基础教育框架已经形成。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中产阶层前所未有地膨胀起来，与之前的贫富差距很小的社会扁平化状态有明显的差别，家庭一旦有了财富积累，总会希望把这种优势传递给下一代。”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熊易寒表示。
在熊易寒看来，公众对中产阶层的认知有误差，中产并不一定意味着“富裕”，这是一个庞大且内部还有明显区分的阶层，中层、中下层的不安全感更加突出——净资产不高、可支配收入不是很多，仍需努力工作才能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随时落入下层或者底层的可能。
熊易寒认为，如果财富足够保证自己或者后代拥有没有危机感的生活，那就不是中产阶层了。现在普遍焦虑的问题是，大家都要做中产甚至富裕阶层，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上层变得越来越尖，竞争越来越激烈。民众既对阶层固化非常敏感，却无法接受正常的阶层间流动——有上升必然有跌落。
学区房市场的夹缝，给了中产阶层相对公平和自由的选择，通过这条渠道可以突破曾经与公办优质学校纠缠的各种不平等现象，教育和资产的双重回报也显得异常丰厚。
重返“跑分系统”
有回报必然要付出，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核心城市住宅和优质教育资源的双重稀缺，让价格要素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
与张良相比，家在上海的李蕙（化名）运气既“好”又“坏”。
2004年，她的孩子出生，为了寻求更好的公办学校，她在上海闵行区购买了学区房，尽管比周边房价高出20％，但也只有4900元/平方米，如今这片区域的房子单价已经超过5万元/平方米，就资产增值而言，她的先发优势非常明显。
从孩子的教育来看，这次投资却没有达到她想要的效果。“公办学校抓得严，早上7点30分到校，我们的孩子动作可能慢一些，下午放学后做作业总会弄到晚上10点左右、甚至11点。”李蕙说。
纠结到孩子读三年级时，李蕙和丈夫终于做了决定，他们想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就为他选择了一所位于浦东的民办学校。
“校长的理念打动了我们，大意是小学期间应该给孩子们更多空间，初中再主要抓学习成绩。”李蕙说。为了让孩子就读这所寄宿制民办学校，她需要支付每年4万元的学费，这与上海一些知名的民办学校、国际学校相比并不算高。李蕙和丈夫都是企业普通管理人员，好在这个学校晚上统一7点50分熄灯，至少这样，李蕙就不用像朋友那样，晚上陪着孩子写作业到深夜了。不仅如此，由于这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她也累积起了先发优势——如今进入上海民办学校的竞争愈发激烈。
2014年孩子转学时候，李蕙觉得一点都不麻烦，她带孩子到学校现场填了个表格，孩子自己进去面试，之后不久就确定了名单。今年这所学校发布招生信息的当天，早上8点网站开启报名通道，1000个面试资格，两三分钟就一抢而光，颇有“双十一”抢购的节奏。
刘超（化名）对此感触很深。他就职于上海的一所知名高校，儿子今年上小学，他此前带孩子试图“冲一冲”一所沪上最抢手的民办小学，委托一所学校的副校长做了推荐。
去年初夏的一则新闻是，上海的几所民办小学在招生时不仅考察学生，家长也被列为考察对象。刘超专门购置了一套新西装，带着自己多年的资历和充分的准备，和孩子一起去了。结果令他失望，“推荐生”太多，考虑到公平问题，学校只能按孩子的成绩排名，自己的孩子没有专门上辅导班，能算20以内的加减法，但别人家的孩子不仅会100以内的加减法，有的甚至乘除法都不是问题。
“条子”和新西装，都没起到预想中的效果。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翟静丽告诉《财经》记者，上海民办学校发展较为充分。一方面，在相当长时间内政府对教育的投入相对不足，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个人和家庭的教育需求日益多元化。为满足适龄儿童入学需求，民办学校得到了鼓励，因而快速发展，如今尽管水平参差不齐，但是沪上最受欢迎的小学和初中许多都是民办学校。
一所上海民办小学的语文老师对《财经》记者说，相比公办学校，民办学校的优势不仅可以跨区择校，更重要的是课堂活跃、孩子的学习和成长环境宽松，课外有各类独具特色的校本课程。对价格敏感的家庭可以选择参与国内升学和高考的传统班，更为富裕的家庭也可以选择以后出国留学的“国际班”，两套教育体系并行不悖。
“最大的区别还是校本课程、第二课堂。学生们有要求，学校会开办阅读课、棒球课甚至木工教室。课程更丰富、学生探索兴趣爱好的空间大一些，当然也不是特别大。”另一所民办双语学校高中部的老师说。
给市场释放一点“也不是特别大”的空间，就意味着“弱办学自主权”带来的竞争即可激发“微多样化”和“弱教育选择权”，这足以吸引对教育有更高需求的中产阶层的注意力，他们既希望自己的孩子在竞争中不落后，也不希望孩子的童年过于机械和灰色。
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对民办学校的发展持乐观的态度，他此前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从全国来看，公办初中只有北京和上海还有一些相对竞争力，其他大量县以上的城市，民办初中都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实践中如果完全放开民办学校的招生权限，所谓的优质生源基本上会被民办学校囊括。”吴华说。
不过，这种情况显然短期内无法出现，公办体系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优势地位，基础教育新一波“公进民退”已经发生。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基础教育“学区制改革”——“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近年来，不少地区在推进此项改革，以北京为例，其主要特征是重新划分学区，教育管理部门下辖“学区管理中心”（可具有法人资格），对学区内的中小学校进行集团化管理，内部协调重点和普通学校的资源，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实现公办优质资源的均衡化。
“民办学校的发展最初是因为政府经费在教育领域投入不足，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大大缓解了。”翟静丽说。
民办学校腾挪的空间也在缩小，今年9月1日施行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给民办学校画了一个清晰的“圈”——义务教育阶段不得兴办盈利性学校，给已有的市场空间明确了“壁垒”。
政府在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化和公平性的同时，并没有给对教育有更高需求的中产阶层预留足够的空间。但没有“强自主权”和充分的市场竞争的土壤，进一步创新很难生长出来。
“公办学校自主空间很小，课程设置、教材选择、学时安排，都有明确的规定，无法个性化发展。”翟静丽说。在她看来，教育应该鼓励多样性的探索，她介绍说，2000年左右美国发生了拆大变小的小学校运动，主张学校规模变小到400人以内，最好200人左右，学校数量增多，并且要想办法办出特色来吸引学生，家长的选择权也同时增加。
不过，翟静丽说，“有些民办学校之所以受追捧，主要还是由于其升学方面的优势，也是应试教育的结果，它们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整个外围的环境的影响。”
李蕙许给孩子的“快乐童年”也即将告结，2017年她的孩子开始读初中预备班（上海学制，小学五年，初中四年，第一年为预备班），周末两天的休息时间，都排上了语文、数学的辅导班。
学校老师开始反复强调“跑分系统”：年级前60名-80名可能进入市重点高中，前80名-150名有望进入区重点高中，出了年级前60％，只能读职业高中。这也是学校和家长之间的“约定”：虽然民办学校有时意味着相对宽松的环境，但不能放弃对高升学率的追求。
“超级奶爸”的选择
“我就是现有教育体系的牺牲品。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既得利益者。” 家住深圳的荣路明说。
如果说张良购买学区房，通过财富与教育的合流与增值配置来实现初步的“教育自救”，李蕙的指向是民办教育的市场，荣路明的方向和他们又有不同，他用自己的行动，绘出一条疏离现有教育体系的曲径。为此，他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荣路明创办了一家阅读类教育机构，有5个教室，周末来上一次课的不到10个学生，其中两个是他的双胞胎女儿，女儿们正在家附近的、区里最好的公办学校里读五年级，随着父亲深入参与她们的教育，她们读完小学，很可能会告别现有的教育系统。
2012年左右，荣路明从公司的经营和财务中完全撤出，有闲暇和精力关注读三年级的女儿们时，很多问题让他感觉焦虑：学习成绩不理想，做事和学习都不专注、不主动，对什么事好像既不反感，也没有特别的热情。“最重要的是，我一和她们交流，学校里都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啊？她们的回答总是，就那样儿吧。这么大的孩子，应该总是充满好奇心才对，这种状态让我感觉很不正常。”
比这些问题更让他焦虑的是，他发现孩子们正在这个固化的教育体系里重蹈他的覆辙。
初二随父母从陕西到深圳来的荣路明，算是这座城市里的第二代中产阶层，他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考上名校，出国留学，做过IT工程师，2003年时已月薪近万元。从这个角度看，他是现有教育体系和考试制度的“成功者”和“既得利益者”，但在创业之前，他曾陷入一段长时间的人生茫然。
“创业之前，人生都被设定好了，认真学习，考一所好大学，学一个好就业的专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做到了才发现，我好像对这些不感兴趣，我接受的教育，是牺牲好奇心和兴趣为代价的。”荣路明说，后来在参与自己孩子的教育中发现，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帮助一个人学会不断思考和探索人生的价值、意义，形成不断行动的能力，并以自己的方式实现人生的价值。
为了拯救孩子们的好奇心和兴趣，荣路明决定给自己定位为“超级奶爸”，重新学习，全职辅助孩子们的学习和成长。
“我们也去了解过一些辅导班，比如数学，有的一次课要3个小时，孩子们在学校里一周5节数学课，一共才200分钟，辅导班一次就能上学校一周的课程，压缩时间、增加强度、反复做题，成绩肯定提高得快。但一味地增加压力，不是更容易让孩子失去学习的动力吗？”
三四年来，荣路明自学语言类教育专业，书看了20多本，也咨询过专家，之前他只是对主流教育体系的实际效果有所质疑，现在有了更清醒、专业的认识。“一年多里，现在孩子们已经能独立阅读大部头的英文原版小说了，语文也越来越好。”荣路明说。
一边自学一边行动，他组织孩子们和同学成立读书小组，在课外一起进行语文阅读，去年7月按照自己的方式，专门聘请外教，从绘本开始进行英语阅读，后来干脆自己成立了一家阅读类的小微教育机构，尽管暂时没有多少盈利，却也不用额外的投入。
他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与孩子们在关键时期的成长做了交易。尽管这些年，他可能付出无法评估的、赚取更多金钱的“机会成本”，在他看来却值得：“我能有机会陪伴孩子，通过阅读学会思考人生的本质是什么，如何实现自己人生的目标和价值，这就是我理解的、更好的教育。”
如果说荣路明从头开始，以阅读为切入点，深度介入女儿的成长，是家长在现有教育理念和体系之外，所作的创新努力的话，他的老师、上海市高级教师、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教研室主任樊阳，已经在体系内部做了26年。
当年樊阳在西安的初中当语文教师时，利用业余时间开设“樊阳公益人文讲坛”，荣路明是第一批学生。这种通过大量阅读历史和文学典籍，结合课堂的深入讨论和思辨，并且走出户外，在名胜古迹的现实情境中去切实感受的语文学习形式，被樊阳坚持到现在。
“提高成绩和分数一点儿都不难，以语文为例，考试无非是测试学生对信息的获得、理解、分析、综合和表达能力，阅读完全包含这些内容，从这个角度切入，不断积累，有了这个基础，只在考试前在技术层面稍加点拨，学生的分数就可以提升起来。”樊阳说。
对于考试，樊阳是有发言权的，他曾经在学校里带过8年初三，这8届初三的班级语文成绩，都在上海市名列前茅。2011年，他的班上有两名学生语文得到143分，满分150分。“这些学生中，成绩优秀的往往都是初三时坚持参加我的人文公益讲坛的。”
在樊阳看来，现有的教育体系过于关注分数和成绩，是将过程当作目标来追求，只拿出占其中一小部分的知识，在实际教学中却赋予它们学习的全部内涵，并且围绕它们做出一整套教学与考核体系并将之权威化，是本末倒置的表现。
“我们是时候该反思，现有的教育理念和体系，是否是唯一的选择？”樊阳说，如今作为教育主要场所的学校，是工业革命之后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较高效和快速地培养专门人才而发展起来的，但在当下以创新为真正增长动力的信息社会，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是对教育新的要求。
我能不能主导孩子的教育？
李江城的大女儿李子真今年12岁，2017年9月，她第一次走进学校的大门，这所私立学校并不容易进，10︰1的录取比例，子真为此准备了几个月的时间。
女儿的班主任赵春颜老师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一个从未“上过学”的孩子，直接进入她带的初一班级中。“子真还不错，活泼开朗、有自信，还竞选上了第一任班长。”赵春颜说。听了老师的描述，李江城算是松了口气，也很开心。
为了上学，子真用小半年的时间，蓄起齐耳的短发，从小到大，这个女孩一直留着只有几毫米头发的“光头”，这个发型，一直是李江城自己在家亲自理的。这也不是他在女儿身上做的，最“不靠谱”的事情。
李江城一家在北京没有户口，也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学区房更无从谈起，但他没那么焦虑，在对女儿们的教育上，他的决定总是有“主语”的——“我”该如何主导孩子们的教育。
他很确定其中有两个方面是自己不想接受的：第一是小学的知识并不多，不需要在学校里翻来覆去地学六年，这对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和主动性没有多少好处，又浪费时间；第二是把孩子送到学校里去，要完全按照这套体系的游戏规则和评价标准来做，家长参与的空间和起的作用都太小。
从子真到上幼儿园的年纪，李江城就尝试在家教育，通过挑选和采购社会辅导班的素质课程来实现，几年来孩子的成长让他感觉满意，小学干脆也不去读了。
李江城为孩子制定了教育的目标：专注、善良和快乐。他需要解决两个层面的具体问题。
首先是知识的学习，他选择了一套源于日本的“公文式教学”方法，语文、数学、英语等基础课程，每周老师只各上一两次课，集中解决知识点和相关问题，孩子回家后自己反复做题练习，完成一个阶段测试合格，再开启下一阶段。在他看来，掌握了知识就是成功，简单有效的方法是好的方法。
其次是素质养成层面，他也用典型的理工科思维来实现：制定目标、逻辑推导、实践验证、修正迭代。李江城的妻子是主要执行人，她一直寻找和尝试相关的素质课程来实现自己的培养目标，不断尝试下来，击剑和“视唱练耳”的音乐学习，对女儿来说是最有效的。
“比如专注力的培养，我们觉得击剑是个好办法，你必须要非常聚精会神，才能刺中对方，一走神就被对方攻击了，扎在身上也挺疼的。”李江城笑着说。“还有‘视唱练耳’，这其实是很专业的音乐教育方法，孩子必须要非常认真，才能听清楚每一个细微的音节，不断练习。”
至于善良和快乐，李江城用了比较“笨”的办法，从她们出生之时，家里就没有电视、网络、智能手机，他在房间里放满了各个阶段适合阅读的书籍，孩子们无聊时可以随时拿起来看。“经常去旅行和爬山，孩子可以接触大自然，这肯定会让她们更快乐吧。”李江城说。但子真给出和爸爸并不一样的答案：“我觉得能做成一件事，会让我更快乐。”
六年的不断修正和尝试，让李江城付出了更多的成本，他估计每年在孩子教育上的花费总要超过10万元。相对于这些“投入”，女儿在家上学这六年里，他认为最大的“产出”是做对了两件事——取舍和坚持：
“孩子理个光头，邻居的目光都不一样，更何况每天不上学了，但坚持下来的好处是，女儿会变得很自信，根本不在乎别人的异样目光；至于社交方面，女儿在外面也可以交到朋友，可能会有影响，但和在学校里差别并不大。”李江城说，但我们这样可以有时间去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收获不是更大吗？
当然，孩子在家学习也有很多问题，比如，没有自制力、消极配合等等，有时候这种状态能持续一年多，但教育这种事也急不得，只要最终能学会和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和素质，这些付出也就没有白费。
江苏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佳佳，近年来对李江城选择的“在家上学”这种新的教育形态进行过调查，截至2017年2月，国内正在实践“在家上学”的学生数约为6000人，从2013年到2017年，该群体规模以年均30％左右的速度增长。
“密切关注并有意尝试让孩子‘在家上学’的群体更大，规模约为5万人，近10倍于具体实践的人群。”王佳佳说。她的调查显示，“在家上学”家庭年收入区段涵盖于5万－50万元人民币，大多属于中产阶层，家长接受过大专以上学历高等教育的超过八成。
王佳佳说，根据调查和访谈的情况看，成本支出的负担或相关政策的限制，并非实施“在家上学”的主要困难，而是家长本身对这种形态和方法认知程度低，缺乏成功的案例和专业辅导，沟通和交流的渠道少。
“这种新形态的出现，有它的客观必然性，当下家长和孩子对教育的需求、质量的要求越来越多元化，和目前主流权威的校园模式之间有基本的矛盾，因此大家开始寻找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王佳佳说。
这种尝试一开始就遭遇法规和政策管理上的尴尬，尽管《义务教育法》给了“在家上学”之类的教育创新开启了一条缝隙：“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应当经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但教育管理部门对它却没那么宽容，2017年2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做好2017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中仍明确规定：“不得擅自以在家学习替代国家统一实施的义务教育。”
不管政策如何禁锢，总有人在用脚投票，在越来越窄化教育体系和思维中，寻求突破的可能性，这是中产阶层通过“强教育选择权”，来满足自己新教育需求的另一个明确的形态和“自救方向”。
新的形态不仅要求现有教育体系发生松动甚至变化，也会刺激市场多样化、个性化的供给。面对正在变化的教育需求，政府应该更多研究，客观区分“在家上学”和“辍学”，分别提供新的政策指引和评价体系。
根据美国教育部国家教育数据统计中心（NCES）公布的数字，截至2012年，5岁－17岁年龄段选择在家上学的学生数量为180万人，占此年龄段学生的3.4％，与1999年相比，这个比例翻了一番。在家上学，是美国与公办、私立和教会学校并立四种主要教育形式之一。“美国各州也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测试这些学生的成绩和能力，以此来保证他们应该享有的受教育权利。”王佳佳说，我们目前的社会认知、政策管理和标准制定层面，都没有完全分清“在家上学”和“不上学”的区别。
据翟静丽介绍，美国“在家上学”的规模化趋势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也是当时社会热议的话题，但社会认可度不断提高，民间需求的趋势无法逆转，各州政府才陆续将其合法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