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联涛

2018年的第一桩热闹事儿就是美朝两国领导人炫耀谁的核武器发射按钮更大。

2017年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中将公布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份为未来爆发战争做准备的报告体现了“美国优先”的战略，甚至点名指出了美国的竞争对手。

麦克马斯特中将指出，俄罗斯以“所谓的新一代战争”威胁美国，用复杂的颠覆和宣传手段“试图分裂我们的社会”。他还将中国的经济侵略视为威胁，认为它“挑战了曾帮助上亿人脱离贫困、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并建议通过“竞争性接触”应对这两大威胁。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公元前460年-395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描述了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他认为“战争中重要的不是武器而是金钱”。历史学家格雷厄姆·艾莉森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用以描述现有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即“雅典势力的壮大引起了斯巴达的警觉，这导致战争不可避免”。

未来，战争是否不可避免？核战争导致两败俱伤。理性来看战争似乎不大可能。但理性思考并不一定会占据上风。

战争和金融有很多相似之处。现代量化经济学家对衡量风险（如波动性）的能力非常自信，但他们却常常忽视了其模型中暗含的不确定性。经验丰富的将军知道，一旦第一颗子弹射出枪膛，事先制定的再周密的计划也要被扔出窗外。面对金融危机和战争的迷雾，再好的经济学模型和作战计划也往往无济于事。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不久前，经济学家才开始认识到心理学的重要性，而军事战略家和思想家如孙子（约公元前544年-496年）和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年-1831年）等早就提出要理解作战各方的心理。孙子提出要“知己知彼”。而克劳塞维茨则认识到“战争不过是政治以其他方式的延续”。

正如雅典和斯巴达的竞争最初是由于雅典贸易和经济实力的增长，而罗马和迦太基是由于竞争地中海贸易，可以说经济决定了现代战争的结果。全球化已经将所有主要大国从经济和金融层面上密切联系起来，另一方面现代化武器和物流的成本非常高昂。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多亏不断崛起的美国以其经济和工业力量支持身心俱疲的欧洲盟国才获得胜利。没有哪个国家能承受长期作战，孙子早就看透这一点。

罗马建成靠的是奴隶的汗水和征服的土地，同理，1940年-1945年以后欧洲和美国占据主导地位也是殖民扩张的结果。移民问题、非洲和中东地区失败国家的问题等，很多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原因在于殖民国无视地理或部落关系人为划分国界线。

但21世纪的竞争将不再是领土的争端，而是太空、网络空间、技术、媒体、工业硬实力以及金融软实力的竞争。

战争的本能不仅仅关系到统治、荣耀和地位。范克里费德指出战争或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四大原因：（1）推动技术进步；（2）创造规模经济；（3）鼓励新的融资方式；（4）起到刺激经济作用。

首先，众所周知互联网是美国国防工业发明的。看似昂贵且浪费的新装备有巨大的民用潜力。其次，大规模生产海陆空装备带来规模经济效应，让新武器更廉价更易推广。第三，印刷钞票和购买供给品的能力使参战国不至于让人民变穷。第四，欧洲和美国经济体靠加大武器和国防投资才走出了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相互竞争的大国之间走向战争的原因不是自负或荣耀，而是基本的不安全感和对彼此的恐惧。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前就去世了。修昔底德的字里行间传达出的信息是，雅典的精英们或许渴望战争，因为他们需要转移本国公民的怒气，将人民的愤怒从腐败的体制转移到外部敌人身上。最终，雅典失败的原因是他们无法就作战方法达成一致，无法与盟国协作。

换言之，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或许与外部威胁无关，而更多来自迫使精英让矛头对外而非对内的内部摩擦。因为比起应对自家的问题，将外人妖魔化更容易。

人类未来的安全取决于精英阶层自身的不安全感。我始终困惑的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最好的技术，却无法解决不断加深的社会不平等。因此，归根结底，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竞争和冲突或许根植于人类的基因，但正如丘吉尔指出的那样，“吵吵总比打打好。”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翻译：许杨晶晶，审译：熊静、康娟，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