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传刚/文
2017年11月13日，英国著名律师杰瑞米·哈钦森（Jeremy Hutchinson）于家中逝世，享年102岁。
对于很多中国人甚至法律界人士而言，杰瑞米·哈钦森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这一点从哈钦森逝世之后的报道上可见一斑——与许多资本显贵铺天盖地的讣闻不同，我们在中文世界甚至搜索不到这位律师的名字。当然，这都无碍于这位拥有传奇经历逝者的荣耀，哈钦森是1960年至1985年这四分之一世纪中，英国最为重要的刑事律师，他为自己国家言论与出版自由所作出的贡献早已载入史册。
一次关于文学的审判
1915年，杰瑞米·哈钦森出生于英国的一个显贵之家。他的父亲是一位御用大律师，母亲则是当时著名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据说就是以其母亲为原型创作而成。不用多说，哈钦森从小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氛围之中成长，他一方面接受着来自父亲职业圈子的法律氛围熏陶，另外一方面又和艺术界名流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牛津大学毕业之后，哈钦森子承父业，于1939年获得律师资格。此时正值“二战”，年轻的他也自愿应征入伍，成了“凯利”号驱逐舰上的无线接报员。
结束军旅生涯并返回英国的哈钦森，曾有过短暂的从政生涯，但可惜并不顺畅。心灰意冷之间，哈钦森决意重操旧业，寄希望通过法律来传达他自由派的理念，实现改革社会的理想。不过，在律师界实现抱负也并非易事，等到他在1960年因《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审判而真正成名时，他也已经45岁了。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这位英年早逝作家的代表作品之一。然而，这部最早出版于1928年的作品，因为有着大胆的性爱描写、对机器时代的控诉以及对阶级对立的暴露，从诞生之日起就如作者本人一样命运多舛。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一直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
在劳伦斯的祖国英国，这本书也并未得到善待。自诞生之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全本就从未在英国正式出版过。1960年，也就是美国宣布解禁该书一年之后，企鹅出版公司顺势在英国推出了未删节本。但令出版社始料未及，这次本意只是为了纪念劳伦斯逝世30周年的行动，却让自己成了涉嫌传播“淫秽书籍”的书商，坐上了英国法庭的被告席。
案件进入审理程序之后，杰瑞米·哈钦森加入了为出版社辩护的一方。对于他来说，加入辩护一方可谓顺理成章，这不仅是因为他自己一向支持出版自由与艺术自由，也是因为家族的开明传统。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的父亲就曾经以辩护律师的身份，挽救了几幅劳伦斯的所谓“淫秽”画作。
根据1959年英国的《淫秽出版物法》，一部涉嫌淫秽的作品，除非被认定为非故意传播，或者是为了公共利益，否则都属于违法。正是因此，为企鹅出版社辩护的一方要想获得胜利，就必须证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书的文学价值所在。与文艺圈结交甚广的哈钦森显然了解这部作品，也知道应该找谁来为其作证。最终，他说服和安排了《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的作者E.M.福斯特以及文学评论家理查德·霍加特等人出庭，这些文学界人士的权威证词有力回击了控方的相关指控。
哈钦森在此案中的另一贡献，在于成功增加了陪审团之中的女性人数。在他看来，男性对于性的态度往往过于严肃，而这显然不利于出版社一方，相反，女性对于性的感知更为合乎情理。在他的要求之下，陪审团的女性增加为三名。
经过六天的激烈辩论，法庭最终宣布对企鹅出版公司的指控不成立，哈钦森一方获得全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得以公开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200万册在数星期内销售一空。当然，这次审判的结果远远超过了一本书的解禁，实际上它对整个英国社会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对于持有积极开明观点的人而言，这次审判吹响的无疑是一个宽容社会的号角，然而在某些持有传统观点的人看来，这次审判却是“英国道德、风俗乃至家庭生活堕落的开始”。
为苏联间谍辩护
1961年，哈钦森步其父后尘，获得了英国律师界的最高头衔。与此同时，他的职业生涯也进入了辉煌期。由于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案中的成功表现，哈钦森成了此类案件的行家里手。在法庭上，他成了《芬妮·希尔回忆录》、电影《巴黎最后的探戈》以及学术书籍《口腔与口交》等作品的辩护者。
1982年，哈钦森成为《罗马人在不列颠》的辩护人。《罗马人在不列颠》是一部关于滥权及帝国主义的舞台剧，于1980年初次公演，但是其被人广为所知，却是因为道德活动家玛丽·怀特豪斯指控该剧中存在同性性交的行为。这项指控最终由于证据不足而被撤销，哈钦森也再次证明了他在此类案件中的影响力。
除了言论自由，哈钦森还涉猎多种刑事案件，为形形色色的人提供法律服务。例如，他曾经为一位退休的公交司机提供辩护。这位司机的罪名是从伦敦的国家美术馆偷走了一幅名画，而他偷盗的理由，据说是因为不满自己收入微薄，却还要缴纳不菲的电视执照费。哈钦森觉得这样的人特别有趣，并给他提供无罪辩护。不过未让哈钦森满意的是，这位偷盗者最终被判处了三个月的刑罚。
最令哈钦森恼怒的失败并非在此，而是来源于他为间谍乔治·布莱克的辩护。乔治·布莱克原是英国间谍，后被苏联策反，成为一名克格勃成员。他潜返英国后不久便被抓获，被国家安全机关送上了审判席。哈钦森面见了这位间谍，并且被他“半宗教”式的共产主义理想所感染，遂决定为他提供辩护。但这次辩护是一次彻底的失败——间谍罪最长是判14年，但布莱克被判多次犯罪，因此遭到了42年的牢狱刑罚。有趣的是，几年之后布莱克在他人协助下越狱逃回了苏联。这反让当时称判决“惨无人道”的哈钦森颇感释怀。
除了盗窃犯、间谍，哈钦森为之辩护的还有陷入政治丑闻的舞女、火车大盗、大毒贩。我们很难判断哈钦森选择案件的理由，但显然当事人本身是吸引他介入的重要原因。有人曾经评价哈钦森，说他很爱自己的客户，他对此回应道：“你很难不爱啊，很多人都是非凡的人，都很值得喜欢。” 哈钦森会和许多客户保持长期联系。
布鲁姆斯伯里的遗风
与职业生涯相比，哈钦森的个人生活充满浪漫色彩，甚至可以说，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古典遗风。
哈钦森的第一任妻子佩吉·阿什克罗夫特是一位莎士比亚剧的演员，比他大7岁。1940年，刚刚入伍的哈钦森还只是个25岁的毛头小伙子，而那时的佩吉已经名满天下，并且结过两次婚。但充满激情的哈钦森却展开了旋风式的求爱。据说有一次，穿着水手服的他，直接跑到佩吉演出的后台倾诉爱慕之心。也许正是这身戎装起了作用，在短暂交往六个月之后，佩吉便和哈钦森走入婚姻殿堂，之后又为他生育了两个孩子。
第一场婚姻维持了20多年。1966年，这一对业已成为“权势夫妻”的伉俪宣布和平分手。离婚不久，哈钦森迎娶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一位前战时护士。当然，这位护士也同样系出名门，她的父亲就是可可·香奈儿的情人。
20世纪80年代之后，哈钦森逐步淡出法律业界，转而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他所钟爱的艺术事业上。年轻时候的他为了换得一套房子，曾不得不出售一幅家藏的莫奈作品，老年的他却成了一家美术馆及其分支的主要负责人。
当然，这位资深大律师偶尔也会表达自己对英国法律体系的不满。在最近几年，英国一直在削减对贫穷被控者的法律援助，哈钦森对此十分担忧。“这样做的结果显而易见，以后的刑事法庭只会为那些能付得起钱的人服务了。”
哈钦森的故事成为后来著名律政英剧《法庭的鲁波尔》的灵感来源之一，剧集中老律师的神情姿态，据说就是借鉴了哈钦森的布鲁姆斯伯里式风格。正是使用着一种古典而略带腔调的言语，哈钦森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刑事辩护；也正是借着这种腔调，表达出他对精英群体的不屑甚至是嘲弄。然而，正如有人所指出的，讽刺精英派小鸡肚肠的哈钦森，在大众与精英越加分裂的年代成就了自己，但他后来也不小心成了精英派的一员——1978年，哈钦森成为了享受“全额国家补贴”的上议院成员，而众所周知，英国的上议院是由贵族和神职人员以及其他精英所构成。这样的指责不免让我们心生好奇：要是哈钦森在世，他会为自己做怎样的辩护？
（作者为媒体从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