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文
中国经济经历了将近40年的高速增长，但从2010年一季度后到目前为止，在这将近八年时间里增速逐步下行，该如何分析这一期间的经济变化？争议激烈，众说纷纭。
这一争论有大的国际背景，早前像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这类追赶型经济体都是在经过高速增长以后出现回落。为何会出现回落？已有的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都没有对这一现象给出系统而又有说服力的解释。
如何理解经济增速回落？
对过去八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回落，在国内外，大体上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就是一个周期性的波动，用的是凯恩斯理论。但过去八年一直下滑，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到了现在7%以下，一般的周期理论很难解释。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外部冲击，2008年后国际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形势不好，中国也受到冲击。2008年全球经济整体下滑，2009年中国实施了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增速大幅回升。但是2010年一季度以后中国经济便逐步回落，而国际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却在恢复往上，这说不通。
第三种是我们研究后得出的观点，就是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2009年、2010年，我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团队做了一项研究，观察了世界上几十个国家“二战”后工业化历史进程，大多数国家不是很成功，有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有13个经济体进入高收入阶段。
这些成功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特点，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当人均GDP达到1.1万国际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后，无一例外经济都下了相当大的台阶。比如，日本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在9%以上，70年代初人均GDP达到1.1万国际元，开始明显回落，70年代－80年代增长速度跌到4%左右，之后再下台阶，90年代到新世纪的增长速度是1%左右，甚至出现零增长。现在回过头来看，日本在过去60年时间里，下了两次台阶，经历了三个平台。
借鉴不同类型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和呈现出的规律，我们采用三种不尽相同、但可相互印证的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和前景进行了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经济一定会发生很大变化，并提出一个基本观点：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路径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历史经验接近，预计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下一个大的台阶，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
当时这个观点提出来以后，相信、认可的人并不多。但过去八年的增长历程表明，这不仅是逻辑推论，增速回落、增长阶段转换过程已成为现实。中央提出的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首先指出的是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与此同时，还有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动力和整个发展方式的转变。十九大进一步提出，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内在逻辑都是一致的。
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增长阶段转换？
第一是终端需求和重要工业品出现历史需求峰值。如果有关条件具备，后发经济体都会有一个高速增长过程，我称之为“挤压式增长”，二三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经济体上百年的发展路程。在这里，我强调一个概念——历史需求峰值，是指某一种需求或者某一种产品，它在整个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需求量最大或者增长速度最高的点。历史需求峰值是一个长期需求概念，背后是由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能提供的技术所支撑的，所以，实际上还是由供给决定的。
第二是人口和劳动力的总量与结构变化。从2012年开始，中国15岁－59岁的劳动力每年减少大概200万人，总量是在下降，老龄化速度在加快，而工资水平在上升，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
第三是资源环境约束边界临近。比如雾霾严重，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经济发展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门都出不去了，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很难。人们会提出一个问题，发展经济到底为了什么。资源环境的底线已经被触碰到。
基于这么几个原因，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具有必然性，这是后发追赶型经济体发展进程中的特有现象。经济学理论对此应该发展出适当的分析框架。
比速度更重要的是结构变化
经济发展速度是重要的，但从另一层面来说，速度又不那么重要。因为速度是表象，背后实际上是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乃至体制机制政策的系统性转型。
几年前，经济学家、政府官员都说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原因是工业和投资比重高，过度依靠外需，过多依靠低成本劳动力。但在过去这几年时间，这四个基本指标都出现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第三产业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消费比重已开始上升，近两年消费在经济增量中占比达70%以上；出口曾经是20%、30%的增长，近年出现负增长，以后也可能保持在5%左右的增长速度。
虽然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但就业情况整体不错。原因是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吸收的就业人口增多，在2005年时是80万人，最近几年可吸收170万－180万人。除了增长基数加大外，服务业更快地发展，也能吸收更多的就业人口。
还有一个是企业效益问题。中国的企业大多是速度效益型增长模式，这一模式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当速度开始下降时，效益随之下降。十几年前我们做过研究，如果速度效益型的模式不变，GDP增长速度低于7%时，有40%甚至一半的企业会亏损。前两年增速开始回落后，我们很担心企业效益会不会下降很多。从实际情况看，前几年虽然有所下降，但还不算严重。但从2015年开始，工业企业产能严重过剩，带动价格和利润下滑，突出表现在一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了解这个情况，也就明白为什么要推动去产能，就是要通过去产能，调整供求状态，使价格和利润恢复到正常水平。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我们的企业在高速增长时才能赚钱，但国外企业却是另一种情况。美国平均增长速度2%－3%，日本1%－2%，欧洲甚至零增长，但大多数企业能稳定盈利。所以，中国企业一定要适应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现在的增长速度已经是7%以下，以后还会有5%－6%，甚至更低一些，大多数企业要有稳定的盈利，就需要盈利模式的转型。这是从微观层面上看中国经济转型面临且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观察、分析和评估这几年的中国经济，一定要考虑经济增长阶段和背景的变化。这几年不再是高速增长期，而是从高速到中速的转型期。尽管中国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从反映经济转型的指标看，总体上是好的，有些进展是突破性、有长期意义的。而一些国家就是在这个时期出了大的问题，或陷入严重危机。中国经济在这个时期能够稳住阵脚、守住底线，且结构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实属不易。
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触底？
过去八年经济增速逐步下行，有些人相当悲观，担心中国经济到底还有没有底？我的观点是，不要那么悲观，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而且已经开始触底，逐步进入中速增长期，这是一个大的判断。
在需求侧，过去的高增长主要是高投资拉动。在过去许多年，高投资中房地产占比20%－25%，有时候上了30%，基础设施占20%－25%，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三项合计占到整个中国投资达到80%－85%。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
高投资要触底，主要是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这三大需求要触底，或者通俗地说，这三只靴子就要落地。目前出口已经回落，基础设施投资的最高点已经过去。房地产也是如此。有一组国际比较数据，美国、英国、韩国、日本人均GDP达到1.1万国际元的时候，房地产投资都接近历史需求峰值。经过我们测算，中国占房地产投资70%的住宅历史需求峰值是1200万－1300万套，已在2014年达到。此后，房地产投资增速会逐步回落。2016年一季度，由于一线城市房价上涨，房地产投资开始回升，有人又变得乐观起来。我们提出，这只是短期回升，不可持续，还会往下走。事实上，近期剔除价格因素后，房地产投资增速已经是负增长。
在供给侧，去产能取得了一定进展，PPI在54个月负增长后由负转正，工业企业利润一年多时间也大幅回升。煤炭钢铁价格有时涨幅很大。大家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当下煤炭钢铁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中国到底有多少煤炭钢铁产能，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下而上的统计不一定能搞清楚，还是要相信市场。价格是最方便的反映某一产品供求信息的机制。供求关系从来都是在变化的，还是要相信市场信号，要让市场在调节供求关系中正常发挥作用。
我们提出，2017年是一个触底的验证期。一说触底，有人就会兴奋起来，马上想到一个词叫“触底反弹”。最近有些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会上7%，还能持续一些年。但我们认为大的V型或U型反转是不可能的。如果采取某种激烈的刺激措施，也不排除偶然会上7%，但一年都撑不下来，而且必然会大起大落，副作用很大。这里所说的触底，确切的含义是指“稳住了”，不再明显地持续下降，然后平稳进入中速增长平台。
2018年将进入中速增长平台的调整期
从我们开发的中国经济活动实时在线分析预测系统看，2016年下半年开始的这一轮回升，终端需求仍在下降，存货回升是需求侧走强的重要动因。但是存货在2017年二季度达到高点后回落，PPI也跟着回落，利润本来也应随之回落，但受到环保督查等因素影响，有些生产能力退出，利润依然保持高位，但一段时间后还是会下来的。从供给侧看，生产性投资依然下行，产出增加主要是产能利用率提高。这种状况决定了这一轮回升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更不会出现有些人所期待的大幅反转。
2018年上半年，终端需求可能会有一个季节性回升。终端需求中，房地产投资将会在零增长附近徘徊。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大的不确定因素。目前这部分投资在终端需求中是最大的，如果防控风险、治理地方债特别是隐形债务的力度加大，基建投资的增速可能下降，这样中速增长平台将会有所下移。
另一方面，存货、出口在上半年出现低点，是否以及如何回升有一定不确定性。生产性投资已处低位，有可能逐步回升，成为经济增长中的积极力量，但也不能期待像以往高速增长期那样大幅回升，按照国际经验，大体上也就5%左右的增速。存货、出口和生产性投资逐步进入回升期，有可能对基建投资减速形成对冲，这样，中速增长平台还是能稳得住的。宏观经济逐步进入我们曾说过的大L型加小W型的运行轨道。
十九大以后，社会又出现了大干快上的期待。大干快上倒没错，关键是干什么、上什么。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不能认为只有把速度推高了才叫有所作为，才有成就感。十九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提出攻关期，提出三大攻坚战，这些事情比简单地提高速度难度更大，更需要有所作为，做成了也会有更大的成就感。
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中国经济，具体来说，就是要降风险、挤泡沫、增动能、稳效益，提高增长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降风险主要是降低地方债务风险和其他方面的财政金融风险；挤泡沫，包括一线城市房地产泡沫和大宗商品泡沫；增动能是增加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动能；稳效益需要特别强调，2016年下半年以来，企业效益明显回升，但集中在上游行业，分布不平衡。应当争取企业盈利在行业间形成较为平衡和稳定的分布，这样就可以为企业降杠杆提供有利条件。
如果说2017年是中速增长平台的验证期，2018年将是中速增长平台的调整期。不要人为推高增长速度，把发展的基础做得实一些，不论对短期防范风险，还是中长期增加动能，都是必要和积极的。实现2020年两个翻番目标，今后三年每年增长6.3%就够了。此后，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可能调整到5%－6%之间，或者是5%左右。这个速度实际也是不低的。讲速度要有参照系，要和增长阶段挂钩。在以往的高速增长阶段相比，7%就算是低速度，而到了中速增长阶段，5%也可称之为高速度。当年日本在这个增长阶段，增速也就4%左右。
汇率也是反映增长数量和质量关系的重要指标。如果人为推高增长速度，但增长质量不行，如效率低、风险大，本币汇率就会下行，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增速减缓，甚至是负增长。相反，如果增长质量高，速度低一点，但汇率将会上升，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增长反而要快一些。
重构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
如何在中速增长平台上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有一个意愿问题，即想不想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能力问题，即会不会的问题。
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开始的时候办法也不多，还走了一些弯路。地方竞争这个机制出来了，大家都在动脑筋、想办法，在比较、竞争，招商引资、培育环境、搞基础设施建设、搞项目，等等，这些办法、窍门、模式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在第一线通过试错纠错形成并完善发展的，管用的就坚持下来了，并得到推广，不管用就被淘汰了。地方竞争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诀之一，也是我们的重要制度优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套机制仍然是有效的，不能丢掉，而且要创新、完善和提升。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首先要解决发展的目标、评价和激励体系问题。GDP挂帅不能再搞了，用什么样的新指标，需要深入研究。一个办法是找一个新的主要指标，如就业；另一个办法是找若干个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如就业创业、质量效益、稳定性、可持续性等方面的指标，形成一个指标体系，或综合系数。从理论上说，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长期最优增长速度问题。
接下来就是地方竞争的内容，与高速增长期相比，将会有很大改变，包括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营商发展环境的竞争；培育创新环境、聚集创新资源、成为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性城市的竞争；吸引中高级升级生产要素、形成合理分工结构的竞争；“让人们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发展模式竞争；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性、包容性、稳定性内在一致的社会治理方式竞争，如此等等。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大都市圈、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基地等机遇都会出来，最终落到哪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竞争。在大方向明确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地方有较大的“自选动作”空间，允许有个性、有差别，允许试错纠错，在竞争中发现和推广好的做法、模式和政策。
与高质量发展配套的重点改革
第一，加快打破行政性垄断，着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根据研究，中国的这五大基础性成本大概比美国等发达国家高出一到两倍。中国人均收入8000美元，美国等发达国家超过4万－5万美元，我们的这些基础性成本如此之高，令人困惑，值得深思。除了资源禀赋外，主要还是相关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效率不高。这些成本不仅直接影响到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还影响到民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必须按照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打破行政性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这方面已经讲了许多年了，应当有标志性的大动作，以彰显改革的勇气和决心。这将是一项最大的降成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发展实体经济、提高国民经济效率至关重要。
第二，把减税与税改结合推进。中国的企业税率在国际上看并不算很高，但各种收费的负担相当重，这样算下来，税费综合水平就比较高了。美国特朗普减税后，国内减税的呼声也比较高。但在现有税制且财政收支压力大的情况下，实际上能够减的空间并不大。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应以间接税为主逐步转向直接税为主。减税要与税改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推进。一方面，应当把房地产税、环境税等征起来，消费税作为地方税的一部分，相应降低企业生产环节的税费。部分国有资本用于充实社保基金，相应降低企业上缴“五险一金”等的负担。
第三，以管资本为切入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十九大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的深化和提升，是国资国企改革思路的重要调整。国有经济必须实现战略性调整，从传统企业体制退出，从传统的实物形态中退出，从过剩的、缺少竞争力的产业退出。发挥国有资本规模大、直接体现国家和各级政府意志、对政府要求执行力强等独特优势，更多地集中于提供公共产品，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战略性大型项目，如大飞机、核电站等；创新基础设施，如国家实验室等；国防建设、生态保护等领域。
第四，农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拖了。十九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为主的城市化，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两件事情是内在统一的，乡村振兴实际就是城市体系在乡村的延伸。这些战略的实施，必须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提出的要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农民宅基地也要创造条件流转起来。人员、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进行市场化配置。把中国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红利更多分给农民，真正保护和扩大农民利益，扩大最具潜力的中等收入群体。
第五，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开放。中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差距最大的是服务业，重点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咨询、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技术是软技术，知识是不可编码的知识，体验性的知识。吸收这类技术、知识、经验，一定要深度开放和合作，这与过去工业领域引进技术有很大不同。同时要以对外开放倒逼对内开放、改革和竞争，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能。
（作者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本文根据其2017年11月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的“发展理论与中国实践”讲座发言整理且经本人确认，编辑：朱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