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联涛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新年是展望未来的好时机。2017年市场波动不大，整体繁荣向好。不同于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的2007年，在经历增长缓慢、生产力低下的十年之后，发达国家在过去的一年经济普遍有所恢复，新兴市场也重振出口势头。

2017年也是反思的一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第一年，动摇了美国现行体制对吸收变化的能力的信心，不管是变好还是变糟糕。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挑战了很多既有思想，如媒体自由、自由贸易、法治和对待移民的开放态度。甚至连美国的盟国也在揣测外交政策的动向，因为美国对中东、俄罗斯以及东亚的政策似乎都出现了戏剧性的波动。但在这些杂音之下有更普遍的趋势表明，当今世界无论是大国权力制衡还是思维方式和行为都已经发生迅速转变。可以肯定的是，历史不会走直线。但我们可以从规律中发现眼下正在发生的重大范式转移并加以理解。

“范式”一词由科学史及物理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指的是某科学学科的基本理念和探索性实践，其中包含了固有的假定、信念以及对事实的解读。宗教、哲学、政治或社会科学中常常有不同的范式。例如，经济学领域存在两大主要范式：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和倡导自由市场自我纠正能力、呼吁国家干预最小化的新古典主义范式。

库恩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范式转移”的概念，即被接纳或占据主导的范式逐渐让位给新的思维方式。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全球趋势2030》指出，到2030年全球“将不会再有任何霸权性力量”，因为“权力将转移至一个多极世界中的各种网络和联盟”。这意味着主流的传统政治经济思维在发生转移，并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

我们的思维决定了日常的决定。当媒体塑造我们接收信息的方式，就有发生“智识俘获”（Intellectual capture）的危险。

主流经济学既定范式已经危机缠身，它没能预见2007年-2009年发达国家的全球性经济衰退，也无法提供很好的解决之策和政策出路。过去十年另外一些大国纷纷崛起或重振，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和伊斯兰国家。随之涌现的其他范式带来了“范式战争”。

但是到目前为止，虽然多数经济学家同意旧模式不再适用，但并没有就新范式达成共识。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过去的理论不够完整，充满缺陷或不切实际，并且有很多竞争性的其他思想，但并没有出现更优越的、更具分析和预测性的理论。和宗教争论一样，围绕根本性问题、理念和选择存在激烈争论，且两极分化、令人困惑的论辩中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赢家。

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全球搜寻，本地再造》（1999年）一文中直击既有范式的核心失误。目前的范式笼统称为“华盛顿共识”，是倡导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包括资本自由流动、民主和法治，以及被认为适用于所有经济体的最佳实践。华盛顿共识还被奉为标准，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而没有充分理解这一标准是否适应本地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

斯蒂格利茨强调，虽然互联网促成了显性或一般性知识的广泛传播，发展中国家需要理解这些知识才能加以灵活应用，使其适应隐性的、本地化情况。哲学家波兰尼（1891-1976）将这些隐性（个人或本地）的知识或技能与可以转移的显性知识或技术性知识加以区分。也就是说，华盛顿共识“一刀切”的政策建议并不适用于所有社会。每个社会都必须从自身经验中学习，寻找并实践外来知识与技术，找到与本地条件的最佳契合点。

面临未知，每个人、机构、社会或政府都必须学习如何利用现有专长、理论、经验和知识来适应变化的环境。我们知道在实践中，任何社会和经济体都是复杂的适应性体系，随着不同的压力、事件和力量而发展演变，而不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所勾勒的机械静态模式。

简言之，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数学和方法论工具传承了笛卡尔和牛顿的思维方式，而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等学科早已转向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拥抱相对性和不确定性。

量子理论提出，混沌往往是向新秩序变化的标志。新的一年，我们只能耐心等待一个激动人心甚至危机四伏的新时代的到来。在范式大战的时代，寻求普遍共识和相互尊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翻译：许杨晶晶，审译：康娟，编辑：王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