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席、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李伟 资料图）

《财经》记者 王延春/文 张燕冬/编辑

6.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中国高质量发展腾挪出空间。从“高速增长”换挡 “高质量发展”，亟待出台一套新的绩效评价体系。据了解，有关部门正在部署和研究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指标、政策、标准等绩效评价体系，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过去40年，政府官员习惯了“以GDP增速论英雄”的评价标准，今年以后将面临着逐步习惯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

“2018年是创造良好条件开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之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席、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李伟对《财经》记者表示，只有保持2018年经济运行延续增速稳、就业稳、物价稳、效益稳的“多稳”局面，才有条件将经济工作重心更多转向高质量发展。“通过十八大以来的发展和调整，中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然而，高质量发展并非水到渠成、唾手可得，而是一场耐力赛。李伟表示：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会面临不少制约，也可能加大既存的风险。因此，要识别出那些“灰犀牛”式的系统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有序排除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

2018年，国际宏观政策调整是世界经济运行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同时，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仍然较强，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引发的经贸摩擦有加剧倾向，引发的经贸摩擦可能会冲击正在复苏的全球贸易和投资。针对新的不确定性，李伟表示，我们需要继续做好风险评估、制定好应对预案，在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之间拿捏，防范可能出现的“灰犀牛”和“黑天鹅”。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内涵？如何建立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怎样扎好防风险的篱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即将于3月24日－26日在北京举行。在论坛召开前夕，论坛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阐述了关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看法。

《财经》：2018年被一些经济学家视为高质量发展元年。你也说过，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成功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现在强调高质量发展，根本在于解决“好不好”的问题。那么中国经济如何转向高质量发展？

李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解决中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根本途径，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速超过7.1%，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虽然经济增长较快、经济结构明显优化，但“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特别是当前过度依赖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的高投入和外部市场的传统发展方式并未有效转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根据成功转型国家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由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新时代，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是解决既有矛盾和顺应时代需要的必然要求。

推动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今后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更要关注结构优化，更要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面发展。

《财经》：如何理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李伟：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供给、高质量的需求、高质量的配置、高质量的投入产出、高质量的收入分配和高质量的经济循环。

推动高质量的供给，就是要提高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我国拥有全球门类最齐全的产业体系和配套网络，其中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但许多产品仍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部分关键技术环节仍然受制于人。

促进高质量的需求，要促进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平衡。我国已形成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人群，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内需市场十分广阔，但是就业质量不高，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养老、医疗、教育等给居民带来的负担还比较重。

实现高质量的配置，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完善产权制度，理顺价格机制，减少配置扭曲，打破资源由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配置的障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实现高质量投入产出，就是要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扭转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逐年下降的态势；在人口红利逐步消退的同时，进一步发挥人力资本红利，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矿产、能源资源的集约利用程度，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最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推动经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

实现高质量的分配，就是要推动合理的初次分配和公平的再分配。初次分配环节，要逐步解决土地、资金等要素定价不合理的问题，促进各种要素按照市场价值参与分配，促进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再分配环节，要发挥好税收的调节作用，精准脱贫等措施的兜底作用，注意调节存量财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形成高收入有调节、中等收入有提升、低收入有保障的局面，提高社会流动性，避免形成阶层固化。

促进高质量的循环，就是要畅通供需匹配的渠道，逐步缓解经济运行当中存在的三大失衡——供给和需求的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确保经济平稳可持续运行。

《财经》：如何通过构建与质量相应的指标体系和标准体系等推动高质量发展？

李伟：这就要求我们要创新思维，在供给、需求、投入产出、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对外开放等方面做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

在供需关系方面，要推动供给结构不断优化并更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的需求结构将不断升级，人民对多样化、个性化、多层次的商品和服务需求不断增加。同时，随着发展阶段的演进，其他领域的需求结构也会发生变化。为此，我们要顺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推动供给结构的转型升级，扩大高品质、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在投入产出方面，要提高各类生产要素的使用和配置效率。随着土地、劳动力、能源资源等主要生产要素供给对发展约束的增强，随着生态环境压力的明显加大，以大规模的要素投入实现经济快速扩张的方式不可持续，必须依靠技术和体制创新、生产方式的转变，全面提高各类要素的生产率。

在资源配置方面，要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的作用。中国在很多领域已进入世界前沿，追赶的空间收窄，继续发展的确定性减少而不确定性增多。在资源配置方面，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也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不断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在收入分配方面，要加大推进共同富裕的力度。党的十九大报告突出强调，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中国经济的“蛋糕”逐步做大，但收入差距、财富差距等分配问题凸显。迈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形成更好的收入分配关系。如果公平问题不解决，“蛋糕”将难以继续做大。因此，在初次分配领域，要处理好资本报酬与劳动报酬之间的关系，不断提高劳动报酬的占比；在再分配领域，要积极发挥税收调节、精准脱贫等措施的作用，努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对外开放方面，要适应新一轮国际分工格局重塑的趋势，抓住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机遇，积极培育竞争新优势，争取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至更高的地位。要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推进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为推动全球化向更加公平包容、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做出贡献。

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要按照“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有益经验，加快构建立足中国国情和自身发展特点、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指标体系、标准体系和统计体系，不断完善政策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体系。这六大体系要相互衔接、有机结合，发挥整体作用，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财经》：你提出高质量发展是一场耐力赛，需要脚踏实地，打牢基础。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要有序、有效排除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中国应警惕哪些风险？

李伟：通过十八大以来的发展和调整，中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但是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会面临不少制约，也可能加大既存的风险。只有将风险“大化小、小化无”，才能顺利推进高质量发展。当然，将风险“大化小、小化无”的前提，是要识别出那些“灰犀牛”式的系统风险。

具体地说，国际上要积极防范三大风险。一是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带来贸易战的风险。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贸易持续低迷，保护主义日益盛行。一些主要经济体采取越来越多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保护本国市场。如果这一趋势不发生转变，那么就有可能发生贸易战，甚至大规模贸易战。二是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转向引发世界经济进入下行周期的风险。美国的“缩表”、加息和税改，欧洲或将退出“量宽”，已经对全球经济复苏产生负面影响，未来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金融市场动荡，从而使世界经济进入下行周期。三是国际地缘政治动荡冲击全球经济的风险。部分地区安全局势的恶化可能会影响国际投资和贸易，从而加大全球经济衰退的概率。

国内要防控三大风险。一是金融风险。这两年，通过加强监管、整治乱象和完善制度，金融业“资金空转”和“脱实向虚”的态势得到初步扭转，债务规模扩张速度得到控制，宏观杠杆率涨幅明显收窄。但是，道德风险、刚性兑付、隐性担保、监管套利等诱发金融风险的因素依然存在。二是房地产泡沫被引爆的风险。近些年来，房地产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个人住房贷款快速增长等因素推动房价持续上升。2017年以来，一二线和部分三四线城市相继出台限购、限价、限售、限贷等行政性措施，房价快速上涨的势头有所缓解，但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尚未建立，部分地区仍面临房价上涨压力，市场的大幅波动不无可能。三是地方变相举债可能带来的风险。从总量上看，全国地方债务风险总体仍可控，但是部分地方政府以PPP模式、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引导基金等名义变相举债，造成隐性债务较快增长问题比较突出。

《财经》：你提到，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可能提速，全球利率水平将有所提升；同时，资产重新配置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美国税改可能导致新一轮税收竞争。这些将如何影响全球经济？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全球经济可能出现的变数？

李伟：2018年，国际宏观政策调整是世界经济运行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缩表”和加息将对全球流动性产生紧缩效应，提升美元融资成本和全球利率水平，不排除对各类资产价格造成冲击，可能引发金融市场动荡。这对中国也可能产生溢出效应，包括导致国内金融市场调整，诱发人民币贬值和资本外流风险。

同时，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仍然较强，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引发的经贸摩擦有加剧倾向。今年以来，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地缘政治问题仍在进一步发酵，结构调整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受单边化和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一些主要经济体采取了各种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措施，甚至通过价格、税收等手段限制外国产品进口，通过加强安全审查限制外国投资，由此引发的经贸摩擦可能会冲击正在复苏的全球贸易和投资。

针对新的不确定性，我们需要继续做好风险评估、制定好应对预案，做出恰当的应对，推动中国同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同时，我们要注重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增强议题、平台和机制的创设能力，逐步完善多边或区域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营造稳定的国际经济和贸易环境。对内，要继续按照中央的部署，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避免外部风险与内部风险共振，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财经》：经过近40年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的建设成就斐然，但改革的任务尚未完成，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改革难度越来越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推动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使党中央的各项改革部署真正落地生根，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李伟：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解决发展“好不好”的问题，关键是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现在，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所涉及的利益关系相当复杂，推进改革的难度超过以往。推进改革关键在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注重顶层设计，注重各领域改革的衔接配套，注重让社会各阶层公平分享改革的红利，要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同时，要鼓励各方面进行改革探索，建立改革的容错机制，真正做到“三个区分开来”，一句话，就是要让各级党政干部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大胆地改，凝聚一切改革的积极力量，稳扎稳打推动改革，让改革落地生根。

要建立强有力的改革推进体制。一要全面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二要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主体责任，严肃问责机制。三要构建改革的评估和评价体系，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加快优化以结果为导向的考核框架，做好改革的监督检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