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纽约的斯蒂格利茨非常享受这座城市。纽约一直在应对城市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在斯蒂格利茨看来，中国和美国都一样，需要管理好现在和将来的挑战。图/AFP）
《财经》特派记者 金焱/文 发自华盛顿 苏琦/编辑
2018年的春天是个多事之春。3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美国的钢材和铝材进口分别征收高达25％和10％的关税。特朗普举起大棒，意在惩罚那些利用美国开放体制占便宜的国家，但人们都知道他真正聚焦的是中国。
3月中旬，中国作为靶心变得越来越清晰。先有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宣布开征钢铝新关税政策当天拿到30天的豁免期，后有欧日韩谋求关税豁免。紧接着，美国媒体直接点了中国的名，说特朗普的下一步动作可能向中国进口进一步施压，力争将两国间的贸易失衡减少1000亿美元。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预计，特朗普政府正在从传统商业领域着手解决长期影响美国竞争地位的问题，其核心将指向中国的产业政策。
特朗普政府酝酿的针对中国的各种措施陆续通过小道消息传出，对中国制品征收的追加关税数额不尽相同。但报复举措的目标都是一个，即美国政府认定的中国违反了美国的知识产权法，不公平地施压美国企业要求其转移技术。知情人士称，美国政府估计，强制性的技术转移令美国企业每年损失300亿美元。数月来，美国政府一直在编制一份报告，列出支持上述指控的证据。据说，美国政府考虑的措施包括针对每年至少300亿美元的一系列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收紧中国在美投资限制，限制中国学生、学者和管理人士访美或学习的签证。
在大洋彼岸，中国则正处在“两会时间”，一系列旨在推进党和国家的机构改革，克服发展面临的障碍和弊端的举措陆续出台，中国将迈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阶段。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是为数不多能把中美贸易、全球化、中国改革等众多头绪厘清的人之一。3月13日下午，斯蒂格利茨讨论完他即将开始的亚洲之行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公室里接受了《财经》记者的专访。
斯蒂格利茨认为，在中国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后，反全球化、人工智能以及去工业化等新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在特朗普的一系列不按常理出牌下，现在可能会成为美国的转型时刻。而中国的一个主要问题则是过度依赖债务来刺激经济。
生活在纽约的斯蒂格利茨非常享受这座城市——良好的公共交通，很多角落都有一个水果摊，每个社区都有农贸市场，这些都让他心情舒畅。纽约一直在应对城市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在斯蒂格利茨看来，中国和美国都一样，需要管理好现在和将来的挑战。
美国优先=美国有问题
特朗普对全世界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新问题，反全球化也是一个新问题。美国没能很好地管理全球化，现在的局面是对这个失败的一种反映
《财经》：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个历史节点回望过去，中国做对了什么？
斯蒂格利茨：中国做对了很多事情。在广泛的哲学意义上，渐进主义的政策、“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策略，是绝对正确的。它使得创造力大量迸发，同时避免了意识形态的纠结。比如，通过转向个人责任制，而免于卷入到土地私有化的辩论漩涡中；通过实行价格双轨制进行转型；对乡镇企业具有独创性的扶持和重视，引入了竞争机制，但又未把私有制提升为注意的焦点……这些都是做对的事情。我认为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开放，包括派数十万人到国外学习也是变革性的；邀请外国公司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等方式来中国，便于中国学习国外的技术和管理也至关重要。这些策略帮助中国在不同的阶段发展。
《财经》：你提到“摸着石头过河”。对邓小平的这一提法人们有不同的解读，你的理解是怎样的？
斯蒂格利茨：我理解它是与计划经济的模型相比照的。计划经济的模型是提供一个假设的框架，认为你知道未来发展的路线，并由此提出规划和实施步骤。“摸着石头过河”则承认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寻，只有大方向却不知如何抵达，所以要非常务实地探索、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就像中国在社会保障体制和其他许多领域做的那样。
最初没人能料到城市化的速度有多快。记得20年前，人们还在争论城市化是否违反了中国农村的发展战略。今天看来这样的辩论似乎是荒谬的，但在城市化的最初阶段就要“摸着石头过河”。
《财经》：今天还有必要“摸着石头过河”吗？
斯蒂格利茨：非常有必要，因为有很多新的问题出现。
《财经》：哪些新问题呢？
斯蒂格利茨：特朗普对全世界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新问题。反全球化是一个新问题。人工智能是一个新问题。去工业化是一个新问题。
《财经》：说到反全球化，特朗普指责WTO是一场灾难，WTO让美国几乎不可能良性地发展贸易。中国在2001年正式加入WTO，得以快速分享全球化红利，在国际市场上迅速成为重要一员，中国是WTO的最大受益者吗？
斯蒂格利茨：中国显然是WTO的一个主要受益者。虽然深度不够，但中国在加入WTO之前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美国经济接轨。在中国入世之前，美国要年度审议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中国更像一名准会员，只不过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不是永久性的。
“二战”后、尤其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就是全球贸易体系的一个主要受益者。美国和西方同样是重要的受益者，这体现在两个方面：货物成本下降，部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上升，我们的通货膨胀率很低；这使美国能在低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采取更激进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在低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同时享有低失业率。
但我们并没能很好地管理全球化，所以美国经济有相当一部分状况并不好。所以你可以说，美国从整体受益于较低的价格。美国从贸易中受益，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仅作为整体而言。
《财经》：而作为美国人情况则不同？
斯蒂格利茨：美国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从中受益，他们就是那些反全球化的人，特朗普的支持者。
《财经》：也就是说WTO现在面临的困境在那时就已埋下了种子？
斯蒂格利茨：现在的局面是对这个失败的一种反映。问题是，是不是责任在于我们没有很好地管理全球化？所以我非常小心，与其责怪中国，不如责怪美国自己。
《财经》：美国人愿意接受这个指责吗？
斯蒂格利茨：不愿意。特朗普正试图怪罪中国、移民、墨西哥……几乎怪罪除我们自己之外的所有人。自己犯错误却责怪别人，总是更容易，我们都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从根本上说这是错误的，但在政治上确有吸引力。虽然只有少数美国人相信这一点，但他们的声音变得很大。
《财经》 ：“美国优先”的经济民族主义，其深层根源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美国优先”说的是美国有问题——美国的底层已经停滞了40年，他们很生气。他们想找些替罪羊，而不是自省，也不拿特朗普这样他们选上来的政客开刀。于是他们怪移民、怪外国人，高喊美国伟大、美国优先。
但这些反应都是很原始的方式组合，因为它没有点出问题的真正来源。
虽然像特朗普这样的人会利用这些不满情绪做文章。但我想大多数人都希望问题能得到解决。解决问题如果选择不去合作，只是空喊“我们最伟大”，于事无补。这让我想起动画片“We’re number two!”（我们排第二）的画面，动画片里的人物总是幼稚地高喊，我们排第二！这种荒唐和孩子气才是美国的问题。
贸易战：量级不大
中国一直以来都以负责任的态度对特朗普进行反击。既便要开战，中国也只会力图做得非常巧妙，不会大吵大嚷。他们会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传递出信息：中国不会发动一场贸易战，但如果特朗普这样做，中国也会接招
《财经》：现在反全球化情绪膨胀，它会把我们带向何方呢？
斯蒂格利茨：它带来很多的谈资，浪费了很多的能量。好在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美国的国家层面，还是全球机构的层面，它们都足够强大。以特朗普推出的钢铁征税为例，我相信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法院会收到诉讼，质疑特朗普的举动非法。特朗普比较无知，他没有意识到他已经让自己在案子中处于不利的位置。
特朗普说对钢铁和铝加征进口关税事关国家安全。随后又鉴于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正在就更新北美自贸协定（NAFTA）进行谈判，美国暂不对其加征关税。如果它们和美国做交易，就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进行豁免。国家安全不是建立在谈判基础上的。
另外进口钢铁和铝产品是不是国家安全？这是什么？特朗普的国防部长表示这无关于国家安全。所以就是说特朗普提出了一个与国家安全无关的案例。 所以当他走上法庭时，他可能会很难自辩。但如果法庭没有或不能阻止他，特朗普就会与所有的国家进行交易——小而无谓的交易。
《财经》：好像已经开始了，澳大利亚说是拿到了豁免权，欧盟、日本和韩国眼下也在软硬兼施。
斯蒂格利茨：我觉得不会有哪个国家会给特朗普很大的让步，问题是，它们会不会为保存颜面而进行交易？可能只有中国会。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钢材仅占美国进口总量的2％，考虑到这点，中国也许会报复，小范围地以牙还牙一下。
（3月7日，欧盟贸易专员Cecilia Malmstrom召开新闻发布会。据报道，欧盟委员会已经草拟了一份征税清单，计划向价值28亿欧元的美国进口产品征税25%的关税。图/视觉中国）
《财经》：美国在经济上挑战中国，如果保护主义升级，中国是不是只有贸易战一条路可走？
斯蒂格利茨：中国一直以来都以负责任的态度对特朗普进行反击。既便要开战，中国也只会力图做得非常巧妙，不会大吵大嚷。他们会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传递出信息：中国不会发动一场贸易战，但如果特朗普这样做，中国也会接招。
《财经》：如果有贸易战，也会是一场静悄悄的贸易战？
斯蒂格利茨：一场静悄悄的贸易战， 但没有子弹。美国不想买中国的钢铁，中国就不想买美国的高粱。谁在乎高粱？当然是种高粱的农民，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总之，中国会明确表示美国要付出代价，但不像特朗普那样制造出很多噪音。
对欧洲来说，美国要是不想达成交易，欧洲会弄出很大的动静，欧洲会采取行动。
《财经》：美欧贸易战会是怎样的情形？
斯蒂格利茨：我认为欧洲将瞄准美国500强企业哈雷戴维森（Harley-Davidson）生产的摩托车、田纳西和肯塔基州产的威士忌，为什么？政治。他们在欧洲制造波本威士忌酒，甚至喝它，其实那个酒真的难喝。
所以，这不会是一场全面的贸易战，但它会发出明确的信息。好消息是，特朗普花了一年的时间做这件小事，而他只剩三年的在位时间。
《财经》：他不会连任？
斯蒂格利茨：不会。
《财经》：也许有人认为特朗普的政策正在推动美国的经济转型，使他最终成为像肯尼迪和里根一样的变革性总统？
斯蒂格利茨：不会。
我认为一般来说，他被视为美国最糟糕的总统。在某些方面，现在可能会成为美国的转型时刻。我们可能会意识到我们的方向很危险。大部分美国人被落在后面，我们失败了，败得很惨。这可能倒逼我们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
这也会促使美国在所谓的规范与法律之间进行一场大讨论。我们一直想当然地认为，一国之君的总统会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而不会造成利益冲突。现实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制定一部法律。可是我们不想为所有的事情制定法律，比如关于乱扔垃圾我们可以出台一部法律，但若真的执行，将非常可怕。事实上，大多数人现在不会乱扔垃圾。
当总统不服从基本的人类尊严，会怎么样？社会对此的法律思考可能是变革性的。这不是个玩笑，而是社会该如何运作。所以从法律、社会和经济教学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是一个失败社会的好例证。
《财经》：特朗普对中国的指责是，在加入世贸组织16年后的今天，中国仍未向以市场经济原则为基础的经济转型。中国政府继续大力干预市场，极大地扭曲了国内产业的价格和成本。
斯蒂格利茨：我很难详细地一一评估所有的指责。我想众所周知，中国想从美国购买很多高科技产品，但美国有高科技出口管制。剩下的美国产品中，中国理所当然想要购买的也不是那么明晰。美国产的汽车对中国道路情况来说太大，更何况中国要大力发展的是电动车。别克等品牌在中国市场成绩不错，但它们在中国制造。
知识产权是一个棘手的领域。看看美国发生了什么：每家公司都在起诉其他所有公司。比如苹果和三星之间打来打去。现在的知识产权制度有很多含混不明之处。而在这种含糊不清的情况下，盗用知识产权通常很难证明。
最后变成，惠普是不良企业？苹果是不良企业？谷歌是不良企业？每个企业都被其他企业起诉。有人称，美国在律师方面花费的比在研究方面的投入多很多。我们创建了一个知识产权制度，但除了对打官司的律师之外，这个制度运作不畅。
我担心这个糟糕的体系在中国的背景下，就会变得特别难以执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重新设计知识产权制度。
《财经》：有观点认为，中国加入WTO付出的代价包括，内需始终不足，总要靠货币超发来刺激经济增长。
斯蒂格利茨：中国一直过度依赖债务融资来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现在公共投资、住房、医疗、教育的需求巨大，如果政府通过征税来增加收入，同时更好地应对这些需求。从碳税、财产税、资本利得税到拥堵税等等，会刺激经济，使经济更有效率。现在中国的一个主要缺陷是过度依赖债务来刺激经济。
《财经》：中国的不良资产和债务问题引发了很多关注，对于债务重组，你有哪些建议？
斯蒂格利茨：当债务越滚越大时，政府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每个国家负债过高时，必须进行债务重组。美国破产法第11章、第7章和第9章针对公共机构和企业有不同的破产程序。我非常支持债务重组，因为重要的是向前看。借贷者应当认识到，一旦决定是错误的，他们将得不到偿还。我们有一本书名为《太少，太迟》（Too Little, Too Late）。债务重组应该深入而迅捷，越早越好，如果观望过久，做的太少，债务重组会抑制经济。
《财经》：对中国政府你是否也会有同样的建议？
斯蒂格利茨：中国与完全正常的市场经济有点不同。中国可能会更容易，因为通常是些国有企业、国有银行，是国家的这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的资金问题，这比你欠我钱可能更容易一点。起码在原则上更容易，歧义性的后果更少。但是，国家走向市场经济应该有一个原则，即银行不应放贷太多。我喜欢这样说：必须建立一个共享责任制。
《财经》：2016年的时候你在《中国艰难的新常态》一文中指出，片面强调供给侧改革的建议是幼稚的。在经济发展初期，如果就业充分，就在供给侧采取措施；如果需求不足，提高供给效率只会导致更多的资源利用不足。中国经济结构在向内需拉动转型，美国是“消费型”国家，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二靠消费，但美国经济增长难以重复过去的高增长。美国的经验对中国有何借鉴？
斯蒂格利茨：你用消费（consumption）这个词。美国的一个重大失误是有过多的私人消费，没有足够的公共消费用于教育、健康、用于创建好的城市——所有的城市都应该以不同的方式宜居。就像我之前所说，不仅是私人消费，而是强调靠征税来支持的公共消费。
美国的另一个败笔是不受监管的金融部门可以随性而为。
《财经》：金融危机后美国通过了有史以来监管力度最大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现在国会里尤其是共和党要废除这一法案，寻求减少外资行和小银行的合规负担。
斯蒂格利茨：因为银行想要赚钱，希望在五年后的金融危机中再次获得救助，它们从中渔利。
对美国来说，这些都是悲伤时刻——我们正在重复过去的错误。它显示了在美国政治中，金钱的力量。它从方方面面表明，在特朗普当政之际，美国已经失去了方向。当不平等成为美国的主要问题时，我们建立了为亿万富翁和大企业提供资金的税收政策，受伤的是普通美国人，这是犯罪。
没有中国模式，只有东亚模式
中国基本沿用的是东亚模式，但中国出发的角度不同。中国更穷，有更多的政府主导
《财经》：你一直在关注中国的发展，2015年《名利场》（Vanity Fair）上《中国的世纪》（Chinese Century）的文章更引来许多关注与争议。在你看来，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发展脉络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它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但想清楚每个阶段很有助益。
第一个阶段是个人责任制和走向城市化的开端，乡镇企业非常重要，通过合资企业等形式中国开始参与到全球化中。
到了我所说的“中国世纪”之际，中国已是全球主要的参与者。根据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的评判标准，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是思考一个不同的中国的时候了。
在过去五年中，中国国家领导人使中国更加融入于这个世界。在措辞上，十六大报告中提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到了十九大报告，目标已变成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财经》：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是否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节点呢？金融危机给了人们谈起“中国模式”的由头。
斯蒂格利茨：是的，2008年金融危机揭示出“美国模式”、“西方模式”存在很大的缺陷。我认为它有两大缺陷：不稳定、不平等——极端的不平等。中国有很多不平等让我很担心，但至少8亿人脱贫了。
在2008年前，中国就已成功地延续了其他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虽然中国的发展有类似也有不同，但我不会把它称为“中国模式”，我称之为“东亚模式”。
虽然中国基本沿用的是东亚模式，但中国出发的角度不同。中国更穷，更多的政府主导。韩国和日本各自也都有不同的起点。但东亚国家彼此学习，非常务实，它们搞明白了如何在众多领域把市场与政府混加起来，实现更务实的、非意识形态的某种平衡，这是东亚模式。 东亚模式对其他国家进行发展研究很重要。
《财经》：你一直在强调“务实”。
斯蒂格利茨：这就是实用主义所说的，市场要起作用，政府的发展也需要一个重要的角色。
《财经》：中国政府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何平衡政府和市场很棘手。
斯蒂格利茨：是的，关键的是要了解市场的局限性，它不能做什么。它不会提供教育，不会提供足够的健康。政府必须在那里。它不会很好地指引城市化。如果让市场指导创建宜居城市，最后我们就充斥着休斯顿那样乏善可陈的城市。必须政府来引导、规划城市，建设公共交通系统，因为人们都在一起生活。
但政府也必须意识到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评估其在多大程度上能达到目标。以中国为例，中国要经历城市化、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所有这些都是重大转变。市场无法独立完成这些转变。农村和城市之间、东部沿海和西部之间的收入差距悬殊。政府试图减少这些差距，但挑战仍然持续存在。
《财经》：由于政府越位、缺位的现象大量存在，会有更多的人倾向于让市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斯蒂格利茨：通常的情况下，当说让市场决定时，市场不是真空存在的，市场实际上必须受到监管。所以让市场决定的时候，市场可能会犯无法控制的错误：市场不处理环境问题，不处理不平等问题，不处理稳定问题，市场无序扩张。
因此，让市场过度决定是危险的。与此同时，政府过度决定也是危险的，所以人们必须有所平衡。
这在所有社会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但中国尤为如此，考虑到大型企业的重要作用与主导地位，其他经济体如意大利，从历史上就是小企业占主导。
《财经》：东亚市场和体制所具有的参考价值也适用于西方社会和其他地区吗？
斯蒂格利茨：是的。事实上，在我们没有那么意识形态化为主的阶段，我们也这样做过，比如“二战”后政府颁布的退伍军人法、有教无类法等等。欧洲的健康发展也是得益于政府的支持。当我们处于非意识形态化阶段，我们会意识到大学是非营利性质的。除了特朗普之外，没人会想到从大学中牟利。这些是我们所知道的经验教训，但有时候我们将其丢在一边，特别是当人们希望从中获利时。
真正的问题在于，像非洲这样的地方应该以什么样的模式发展？在我看来，比起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会带来更好的发展前景。但那不是我们西方国家所应用和成长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模式，后者是人为创造出来的故事，是个危险的故事。
世界总是在变化，也因此实用主义非常重要。所以我告诉非洲国家，你想完全复制东亚国家以制造业、出口为核心的模式是很困难的，因为现在制造业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中国很幸运，赶上了合适的发展时机。
中国快速发展的阶段正值全球制造业和科技都处于峰值，然后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那时全球市场处于扩张阶段。但如果你改写历史，让中国的改革开放早100年开始，世界完全不同，中国也不会有这样的发展。如果让中国50年以后开始向拉动内需转变，也就太晚了。
所以中国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但如果中国在“二战”后每个国家都开放市场的情况下也开放市场会怎么样？中国将不得不进行进口替代，也可能会奏效，但进口替代很难妥善管理，相反，出口带动的增长更容易管理。
“一带一路”是真正的全球化
“一带一路”的基本理念非常重要，它正在改变经济地理。通过这个战略，降低了运输成本，把一切都与中国联系起来，这就是真正的全球化
《财经》：中国2013年提出了自主的广域经济圈构想“一带一路”，四年时间过去了，你对这个构想的总体看法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认为“一带一路”的基本理念非常重要，它正在改变经济地理。通过这个战略，降低了运输成本，把一切都与中国联系起来，这就是真正的全球化。它改变了地理安排，把中国置于更重要的位置，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棒的想法。
《财经》：那么你对这个以陆上和海上经济合作走廊为依托的新丝绸之路有何预期？
斯蒂格利茨：我认为“一带一路”的经济效益可能会比人们的预期低。换句话说，中国已经在修建东南亚的高速公路，在那里有很多交通往来，这些发生在“一带一路”倡议前，是亚洲一体化的一部分，有其自身的路线图。
欧洲和中国间有很多贸易往来，拉丁美洲与中国是海上贸易。陆路运输成本非常高，可以肯定效率很低。杂在中间的一些国家如巴基斯坦等将受益匪浅，中国的投资会刺激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扩大它们的市场，从而给这些国家带来变革性的影响。但这些国家能提供的货物并不多。毕竟现在的目的不是去重新发现丝绸。它带来的贸易的量级让人怀疑，所以它产生的经济效益会比人们想要的要低得多。
《财经》：如果经济效益不那么高，会令“一带一路”打折扣吗？
斯蒂格利茨：改变或重塑经济地理很重要。美国建造东海岸西海岸贯通的铁路时，它改变了美国。但换一个角度，把纽约市与加拿大北部连接在一起就没多大意义——那里什么都没有，是一条无果之路（a road to nowhere）。所以问题是这些道路会连通什么。当然总有一些理由摆在那里，但从狭隘的经济角度来看，收益是多少。如果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做这件事，那么这些将成为最优先考虑的政策吗？
《财经》：你提到“一带一路”是真正的全球化。中国在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努力中一马当先，现在各种波折不断，中国能凭一己之力来挽救经济全球化吗？
斯蒂格利茨：我认为除特朗普之外，全世界都对全球化感兴趣。当然如何管理全球化一直都是一个问题，但每个人都对全球化感兴趣。现在特朗普迫使我们应对，我们会尽力而为，但我们知道这只是暂时的——特朗普有点疯狂，人们需要见机行事。所以不是中国拯救全球化，而是世界不会屈服于特朗普。
《财经》：你刚才谈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幸运地遇到并利用了历史机遇，并且正确地实行了改革开放。今后推进改革，你认为中国应考虑的重点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任何社会面临的问题总是在变化，愿望与现实之间也总存在差距。中国的环境问题挑战巨大，不平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在环境问题上，城市、大多数城市并非真正的宜居城市，没有漂亮的公园，对行人不友好。在这一点上我认为纽约至少曼哈顿是美好城市的典范。未来中国和美国面临的挑战包括人工智能、如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等等。如何管理所有这些挑战应当是中国应对的重点。短期来看，金融稳定仍然带来持续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