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文

我曾在前两期专栏中发出质疑，为什么我们对“不公平”问题熟视无睹。而更重要的问题，我们对此能有何作为？

50年前马丁·路德·金曾提出，“我们必须迅速从以物为本的社会转向以人为本的社会”，否则“就无法战胜汹涌的种族主义、极端物质主义和军国主义三合一思潮”。而这些思想在美国“川普主义”论战中都有体现。

四个根本性因素导致了“不公平”问题的产生，即地理、人口、科技和治理方式。

首先，地理位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最好的工作和财富都是在不断增长的经济体的最发达的城市创造的。

第二，人口问题同样关乎公平与否，因为如果很多年轻人同时涌入劳动市场，就会造成低工资和岗位紧缺。这正是“阿拉伯之春”骚乱的根源所在。

第三，科技有助于提高收入和增加财富，但科技也是双刃剑。技术对于创造“消费者剩余”作用显著，也就是能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新产品和服务。但同时，技术也造成工作缺口，因为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将减少对低技能、机械性岗位的需求。

最后，不公平和不公正能否避免，政府的治理水平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们从不缺少社会工程学的技术性工具。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解决社会不公的政治意愿。

减少不公有八个可能采取的措施：

第一，提供教育、医疗、再培训和基础设施等基本服务来培养人才并加强他们抓住机遇的能力。

第二，通过提供优质的工作机会、最低工资保障和适当的养老金，中低阶层就能获得其应得的收入，从而产生消费和储蓄。

第三，累进税制、财政转移和刺激措施的综合运用能在赋予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前提下保证财政可持续性。

第四，普惠金融体系有助于资源分配的效率、公平和富有成效。

第五，鼓励普遍的自有房产形式和中小企业创业形式的资产积累会给民众带来一种归属感。

第六，通过建立健全体制、法治及打击腐败、犯罪和寻租行为来改善政府治理，这样弱势群体才能获得公正待遇。

第七，利用技术和研发来推动产品、服务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创新和升级。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认真重视社会不公现象，直面不同方式的革命。经济历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指出，大多数社会不公得以解决的案例都是通过灾难或大规模暴力。

鉴于我们已经有以上种种解决不公的方案，为什么社会不公仍普遍存在？

一个关键性的障碍是向有钱有权的阶层征税来补偿低收入阶层存在政治困难。全球化给累进税制的实施造成了困难，因为向海外转移财富就可以避税。

最近美国减税政策的实施令世界其他国家的日子变得不太好过。出于对资本外逃的担忧，没有国家敢对富人增税了。

要做出艰难的决策需要有将这些措施付诸实施的政治意愿。没有社会共识是不可能进行改革的。而如果权贵阶层抵制变革，也是无法达成共识的。直到连他们也承认，再不改变现状就会威胁到他们的重大利益，变革才会发生。

达成全国性的共识要求展开全国性的交流和对话。让对话顺利展开是重要的第一步，但最终，获得结论或执行和问责才是社会包容性的试金石。一旦达成共识，不管多么困难，以公平和透明的方式将其付诸实施才是最关键的。当所有人都能参与其中的时候，社会才能稳定。

换言之，社会公平是一种民治、民享的信任，相信99％的人可以获得公平、应得的收入、财富和机会。

简单地说，不公各有不同。就像不幸的家庭一样，各个国家也需要找到自己的解决之道。但是在没有全球化政府的全球化世界里，没有国家愿意负担全球性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成本，比如气候变化、跨境污染、逃税和恐怖主义。

令世界更加可持续这一艰巨任务，在“美国第一”政策出台后变得更加前景莫测。正如上一次金融危机所体现出的，个体的贪婪并不会造就公共产品。

总之，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不能仅依赖国家性的解决方案。全球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公民社会协助那些有共同想法的国家，去承担提供公众产品的大部分重担。建立公民社会与国家政府之间的信任，进行建立信任和展开行动的社会对话，这是21世纪的真正挑战。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翻译：康娟，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