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相惠莲 高頔/文 朱弢/编辑

“我给儿子报名民办小学，没怎么准备，去了之后发现差别很大。”上海家长江羽（化名）回忆起去年儿子“幼升小”的经历还历历在目。对家附近的公办小学不满意，他便带着儿子去了上海最热门的学校之一——上外附小面试，在2000多人的竞争队伍中铩羽而归。

与很多家长一样，江羽首先尝试让孩子进入热门民办小学，若竞争不成，再转报公办小学，一些有经济实力的家长则通过学区房来提前锁定公办名校。

这一路径在今年的招生中将变得不可复制。

今年1月，上海市教委宣布 ，对于2018年参与“幼升小”的孩子，小学阶段的公办和民办学校将实行同步招生。这意味着，在网上报名时，家长必须在公办和民办学校中做出选择。若孩子没有被民办学校录取，且家附近的对口小学未招满，则会被这所对口小学录取，若其已经招满足额学生，孩子将被统筹分配。这是家长们担心遇到的情况。

“公民同招”随后被写入了2月的教育部文件中，它被大致地表述为“要将民办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纳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并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尽管文件暂时只针对“幼升小”阶段，但许多业内人士预测，相关政策还会继续“升级”和推广，并产生更大的影响。3月22日公布的上海中考改革文件就显示，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会将过半的入学名额下放到有关区和初中校，且更偏向公办初中，这被认为是一项能直接扶持公办学校发展的措施。

触动民校招生自主权

“公民同招”的背景是，在上海、杭州、广州、成都等众多城市，一批优质的民办中小学崛起，渐渐成为许多家长的首选。以上海为例，小学阶段这一差距还不突出，但到初中阶段，民办学校几乎具有压倒性优势，并习惯了在公办学校招生之前遴选优质生源。也因此，“公民同招”政策无疑触动了民办学校的生源“生命线”。

上海初中阶段的很多民办学校在上世纪90年代由最优质的公办学校转制而来，包揽了绝大部分重点高中入学名额。

据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张端鸿介绍，公办学校老师很欢迎“公民同招”。他们观点类似：同样是学校，但最优秀的生源直接被招走，公办学校培养的生源自然要差一截，这不公平。

目前的政策明显在向公办倾斜，国金证券教育行业首席分析师吴劲草分析，可以预期公办学校会得到更多的资源，但力度如果不是特别大，不至于把“民强公弱”的格局翻转过来。

1月29日下午的上海市人大现场咨询会上，该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处长杨振峰解释，“公民同招”的出台一方面是为了促进公办校和民办校同步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家长为孩子选择最适合孩子的教育，而不是一味追求好学校。

家长的策略也做出调整。张端鸿调研发现，但凡有学区房保底的家长都在询问政策是否会严格执行，得到肯定的结论后，许多人都放弃了冲击民办强校。而对于那些没有学区房的家庭，特别是对口公办校办学质量较低的家庭，有条件的仍会带孩子“拼一拼”民办各校。

不过，吴劲草认为，没人敢赌政策最后会如何执行，因此没有太多家长让孩子退出培训班。

“公民同招”受到公办学校的欢迎，也受到了一些民办教育从业者的质疑。

管理过多所公办和民办学校的王昌胜认为，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引导民办学校的教学内容和育人方式，其他方面不应管太多，否则不利于民间资本的投入和民办学校的发展。

江苏省民办教育协会副秘书长阙明坤也观察到，各地一些民办学校认为政府是在收紧政策，招生自主权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规定，民办学校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同等的招生权，可以自主确定招生的范围、标准和方式，但对于“自主”的界定并不清晰，因而在招生时间和排他性选择等方面，各地教育部门常在“收”与“放”间摇摆。

据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介绍，地方的公办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想方设法要把民办学校也纳入公办学校同一套招生计划中，但此前中央层面一直没有松口，还是继续强调民办学校具有招生自主权。

受到基层压力的影响，一些地区限定民办学校的招生人数，或是将招生计划交由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这相当于对民办学校实施非行政许可审批，这种方式在2015年6月就被国务院明令取消。

“民办学校本身就是按照市场规律生存的，限制死了怎么活？招不满学生教育部门不管，多招了教育部门又不准。”吴华说，在过去的拉锯中，民办学校已妥协在办学规模内招生，同期招生在许多地区也得到了默认。

民办学校影响教育公平？

尽管民办学校招生自主权被部分限定，但依然具有相对优势，而其高昂的收费和催生出的激烈入学竞争，引发许多公办教育支持者的不满。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看来，十年前，民办学校在择校中不具备优势，现在恰恰相反，不少大城市家长都在选择民办学校。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民办学校提供的主要是选择性和多样性的价值。

“民办学校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公办教育如何恢复基础教育阶段的核心地位？如果公办教育变成穷人的教育恐怕也不是我们的理想。”杨东平表示，杭州中考分数超过550分的学生，90％都在民办学校。这样公办学校没有士气，因为招的都是别人淘汰的学生。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阎凤桥也认为，如果公办和民办学校的差距确实明显，政府有必要进行调控，在所有国家，教育是解决公平问题最重要的一种工具和手段。

另外，减负等教育政策在公办学校内效果更显著，也扩大了公办和民办学校学生表现的差距。上海市的一名公办小学教师对此深有体会，教师被规定不能给一至二年级学生布置书面作业，整个小学阶段，英语学科不能提“考试”，只能提“测试”，语文和数学也规定只能每学期期末“考试”一次，而且卷面上不会出现分数，只会在各个部分标明A、B、C三个等级。

“公办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作业，民办小学却坚持要求该书写的还是要书写，不工整还会有处罚。几年下来，差别很大。”一名教育学者说。

吴华强调，公共资源才存在公平问题，每个人在公共资源中都有份且应当均分，但民办学校花的是自己的钱，动用了不到1％的教育财政资金，提供了接近20％的教育服务。公办体系应该反思自身的状态，让公办学校也有更多的办学自主权，政府不应插手到学校的微观层面，只应该在资金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至于孩子负担过重的问题，吴华认为，将之归因到民办学校以及校外培训是不对的，这种负担是整个社会的原因，资源分布不均，人们都想争取更优质的资源，因此才出现了竞争前移的现象。

“公进民退”？

即将落地的“公民同招”并不是帮助公办学校“跨越困境”的唯一手段。

3月22日公布的上海市中考改革方案透露，全市的实验性示范性高中50%至65%的招生计划将采用名额分配的方式下达到有关区和初中学校，其中70%将分配给不选择生源的每所初中学校，以促进初中学校均衡发展。公办初中显然就是“不选择生源的初中学校”的主力，70%的比例未来还会扩大，非要就读民办学校的愿望在家长群体中被削弱。

尽管目前许多地区对“公民同招”都持观望态度，但也不乏一些地方额外加码对民办学校设限。

比如，2018年度西安市的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方案规定，将严禁各学校以任何方式私自圈定学生，对于报名人数超额的民办学校，将采取电脑随机派位招生。但政策具体面向哪个阶段的学生、多大比例的名额会进行“摇号”分配还不确定。

甚至早在2007年，福建省泉州市教育局就作出规定，对辖区内的两所民办初中根据招生计划和学生升学志愿，按区域分别进行三次电脑派位。

江苏一位教育局官员撰文称，“中国教育发展的现实、现状，有些背离设计初衷，群众选择的确丰富了，竞争却开始走向失序甚至失控”，“应逐渐形成公办教育主导、民办教育补充之格局”。

一位接近地方教育部门的人士称，主管部门会担心民办学校优于公办学校的局面，公办学校办不好，政府没有面子，因为公办学校是自己举办、自己投资、自己管理的，可以理解为政府对公办学校存在“偏袒”。

“财政资金的不足曾导致了民办学校的兴起，现在资金充裕，部分民办中小学也得到了政府的生均拨款。政府变得有底气向民办中小学提出要求，站在区域的角度来统筹招生市场。”阙明坤说。

王昌胜认为，民办学校抢生源、靠分数取胜的现象确实存在，但还需要看到民办学校承担了很多政府无法满足的功能，比如一些提供国际化教育的学校、运用“华德福理念”教学的学校等。“华德福理念”源于德国，主张帮助成人和孩子的身心健康地和平衡地成长，在学习科学知识和生活技能的同时，丰富心灵情感，不断探索人生以提升人文精神。

王昌胜目前所管理的郑州郑中国际学校，从2014年招收小学一年级学生以来，每届的280个入学名额往往能吸引四五百名孩子来报名，今年已经破千。“我们不只是面试孩子，还要面试家长。”他注重判断家长的教育理念和学校是否一致、家庭氛围是否和谐、是否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而对那些格外看中考试成绩的家长并不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