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维

2018年3月18日，台湾著名作家、评论家、历史学家李敖去世，享年83岁。

从朋友圈得到李敖去世的消息，短短几个字：“李敖去世”。我的第一反应，“会不会又是假消息。”前不久这样的乌龙刚出过一次。不过消息很快得到证实。这个自称“大师”的“老顽童”，结束人生旅程，谢幕休息去了。

不出所料，对李敖的评论再次陷入两极，核心议题之一是关于其人品。名气很大的人，身后多免不了毁誉参半。但像李敖这样，喜欢的人将其捧上天，“恨”的人几乎带着奔走相告的心情传播其死讯，着实不多见。持中地讲，对李敖一味批评与褒奖都有挂一漏万之嫌。李敖是一个崛起于转型年代的文化人，言与行均非常复杂，不好用某个固定标准判分好坏。

李敖像一束光线投射在几代人的公共空间，有人感受到光明，有人感受到刺目；只有透过审慎的三棱镜，才能真正看清其言行所代表的色散与光谱。

为全盘西化论鼓与呼

上世纪60年代，青年时代的李敖身上已浸染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气质——他们承接五四精神之余绪，激烈批判传统文化，提倡向西方学习，对权威有着深刻的质疑。他在《文星》杂志上的文字更是轻快凌厉，赢得无数读者倾心。

1961年底，《文星》杂志刊发胡适的一篇文章，延续他一贯的思路，批评中国文化在精神文明上强于西方文化这一陈腐老调，严厉指出“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此文发表后，引得徐复观、胡秋原等人深为不满，先后撰文对胡适大事挞伐。尤其是胡秋原借此机会提出的“超越前进”文化观，颇有一些调和持中，意欲向前的合理色彩。胡适保持着缄默，所以这次讨论并未引发大范围反响。打破沉寂、引爆笔墨仗的正是彼时性情激进、目无权威，还在台大读书的李敖。

早在1961年11月，李敖已在《文星》上发表了自己的名文《老年人和棒子》，以“全盘西化”的主张，公然挑战思想文化界的“老人”，引发学界关注。殷海光曾经评论，此文一出，引起“上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安”和“下一代知识分子的共鸣”。1962年2月，同样在《文星》，李敖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以“文化医生”的自我期许，公然为胡适解围，从而引发一场台湾青年学者与老一辈学者之间的文化讨论。尤其是他与胡秋原的笔战，讨论问题的深度，以及浓郁的火药味，直追30年代中期时陈序经等人之间的“全盘西化”论战。李敖凭借一手好杂文，一身狷狂气，成为青年人心目中的英雄。即便在入狱期间，其文章在青年中仍不胫而走。

70年代末，当李敖恢复自由之身，人们发现他开始变化。

李敖的全盘西化论建基于上世纪30年代后已归于沉寂的文化有机体论，将中国文化视为一个整体，不可拆分，无法中西调和，只能整体推翻而全盘西化。这一激进观点，源于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潮，在80年代文化界已难以自圆其说。

李敖的这一文化观也没能坚持下去，开始趋向于对传统文化某种程度上的复归，并提倡胡适著名的“充分世界化”观点。观察李敖的思想脉络便可发现，他在思想上——至少在青年时代——始终以胡适为师，心怀天下，有其文化担当和远略。

以前的李敖，虽以激进文化观名世，其批评的指向却是国民党权威。上世纪80年代后，他在文化观上趋于保守，政治上则未收敛，继续对国民党展开批判，其收获则是一系列很畅销的“禁书”。与此同时，他变得言语火爆，动辄骂人，所到之处不遗余力地树敌。文化界人士纷纷避让。

李敖曾给人留下“狂士”的印象，那更多是从反抗权威的角度立言；如今他依然堪称狂士，不过这种“狂”的兴味却大不比从前了。

很难说清楚，李敖的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有人认为可能是牢狱之灾令其性情变得激进，也有人判断这种性格上的日趋张扬，是某种扩大自身知名度的手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李敖，浑身上下充满朝气，考虑的是中国文化如何在危机中寻找出路，尽管没能提出一种原创性的思想，但能公然与胡适唱和“全盘西化”论，也的确需要相当的勇气。李敖事实上走得比胡适还要更远一些。胡适早年提倡全盘西化，存有“矫枉必须过正”的想法，即中国文化惰性太强，即便提倡全盘推翻，也只不过达到持中的效果。

中国文人的牺牲意识、烈士精神，往往伴随着某种大情怀和大理想。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为反对权威而奋不顾身，这种伟大的自我想象和期待，激发出李敖的顽强斗志，不论经历多少指责乃至迫害，仍能义无反顾。但重新回归社会，再次面对的则是一个改变了的世界——大众文化崛起，消费主义炽热，在在消解着曾经迫在眉睫的文化危机感。或许正是由此产生的失落，让他对新的大众舞台产生难以抵拒的向往，从而走上一条不断骂人、不断制造争议的“歧路”，成为毁誉参半的文化名人。

表演型人格

有人统计，被他骂过的人总数超过3000——而且骂起来毫无顾忌，经常语出刻薄。因为这些“出格”的言论，有论者称李敖为“骂人王”，还有不少纪念文字用他比附鲁迅。言语激烈当然丝毫不让于鲁迅，但后者的深刻却是李敖永远无法企及的。鲁迅对中国人国民性的犀利刻画，对中国传统精神与道德中美好一面的体察，令其精神上始终处于苦痛和紧张，其笔力探入了中国文化的最深层。而在李敖的各类文章中，我们看得到嬉笑怒骂，看得到对社会、文化的批评，但它们大多是浅表、情绪化的。而且他并不顾虑什么文人的“清望”，什么都敢写，谁都可以骂；每骂人一次，名气就涨一分。翻检这些文字便可发现，骂人过瘾的同时，对社会问题和时代症候并没有深刻的洞见和建设性的意义。

骂人之外，李敖的眼睛里掺不得沙子，“被骂”时的反弹也极具爆发力，有时不乏“表演”的色彩。他出了名的好诉讼，起诉或威胁要起诉过许多名人，真正打过的官司更是不计其数。

台湾作家杨渡对李敖的评论颇有所见——不是一个传统定义的知识分子，更不是一个政治人物，而是一个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者。

与其说“个人英雄主义”，不如说李敖在传媒进入电视时代后，化育出某种“表演型人格”。拥有表演型人格的人，喜欢以夸张的言行吸引他人注意，表现出高度自我中心主义，情绪外露，喜怒皆形于色。他声称自己独占500年来中国白话文写作前三名。略具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大话已经不能用狂妄这样温和的词汇来描述了。

因早年就读于台大历史系，李敖对历史典籍烂熟于胸，不论在电视上主持节目，抑或与人当面辩论，言辞颇具鲁迅杂文式的酣畅和快意；他旁征博引，从正史到野史信手拈来，流畅地融入其论题，毫无掉书袋之感，很容易便博得人们喜爱。

有人认为，李敖之所以作出这种种姿态，主要是出于抢占市场的考虑。在这个名人被批量制造的时代，以激烈言论邀宠于大众，并不是出格或难以索解的事情。

具有表演型人格的名人往往会拥有极大的职业优势。因为他们从骨子里就特别渴望向他人展示自己的才华，而他们也的确拥有这种才华。纵使你不喜欢李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人的确很有才。表演型人格的另一面，就是无法直面自身真实的弱点和过失。李敖的前妻胡茵梦，以与他纠葛多年的经历，也得出结论：他“无法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人格失调”。

在不少人眼中，李敖是一个薄幸的“花花公子”。

给人留下这种印象，主要还是因为他的“狂士”做派。爱情对李敖来说，重点不是情感和寄托，而是一种“实验”和玩闹——自诩“多情而不牵恋，此情圣之风也”。他写情诗，但这些诗歌看不出才气与深度，流入一种现代打油诗的浮泛浅薄；不见对爱情的形而上沉思，只有登徒子式的爱情“方法论”——美好的爱情要短暂、要遥远：“爱是一种方法，方法就是暂停”。

此外，他写书描述自己的情感纠葛；与胡茵梦的种种恩怨早广为人知，还被其斥为“渣男”；他因为喜欢女人，在家里多处张贴裸体画，作品里也常常用裸体画做插图。其实，这倒不必然表明他私生活放荡，更像是在通过种种符号化的行径，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隐私理念，似乎借此向大家传达：李敖“无事不可对人言”。

发生在李敖身上的这一切不免让人想到，中国传统中一些肆无忌惮、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文人，倒被贴上“率真”的标签，并因此而受到后世赞许和推崇。这难道不是李敖青年时代所针毡的恶趣味？

李敖，这位曾经指点江山的青年文化偶像，却以表演者的姿态行过后半生；从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掠影，幻化为大众娱乐时代争议丛生的记号，终以一个因“率真”而被时代铭记的“老顽童”的形象谢幕。

（作者为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