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联涛

针对特朗普贸易战威胁，有三类初步反映。

第一类认为，贸易战真正指向的其实是中国，所以其他国家都希望得到钢铁和铝关税豁免——最初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该关税给所有国家带来的影响都要超过中国。这是自欺欺人。

第二类是保守的分析，认为无须把特朗普的政策太当回事，因为理性推理便可知，没有人能从贸易战中获益。遭到附带损害的将不仅限于中国和美国，而是影响深远，以至于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性局面将可能重演，彼时美国的保护主义将所有人推入“大萧条”的深渊。换句话说，从现实和理智的角度来看，最终所有人都必须务实地坐下来进行严肃的谈判。化干戈为玉帛。

第三类观点认为应该高度警惕，一场贸易战的阴云已在集聚。尽管大多数分析人士都将注意力集中在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和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彼得·纳瓦罗的意见上，而我则在认真关注着史蒂夫·班农的言论。

班农在2017年8月从白宫首席战略师任上离职；又因迈克尔·沃尔夫的畅销书《火与怒：特朗普白宫内幕》披露其争议言论之后，离开了布赖特巴特新闻网，如今他已沦为“另类右翼运动”的弃子，从美国到欧洲都对其避之不及。

在我看来，班农对特朗普的白宫议程设置仍然有最具战略性的全局认识，尽管其战术上动作频仍，四面出击。

根据班农的说法，7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正在走向衰落。他和其他人，以民主党自由主义当权派难以企及的敏锐视角认识到，美国中产阶级已被挖空，且深刻激愤于他们的权利与收入自里根时代以来便遭到蚕食。自由主义的当权派被视为自我欣赏、安于现状、傲慢自大且腐败无能，无视“不稳定无产者”的困境（指白人工人阶层，他们虽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努力地工作，仍挣扎在陷入贫穷的边缘）。

班农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运动驱动力的分析，重心落在中央银行、当权派和科技巨头身上。他表示：“中央银行的营生就是让你的货币贬值；中央政府正在忙着让你的公民权利贬值；中央科技企业集团在干的就是让你的个人权利以及你自己产出的个人数据贬值。”

他没说出来的是，最大的中央银行、政府、科技巨头都来自美国。

在他看来，一种新的农奴制出现了，只有全国性的民粹运动才能恢复人民的力量。

但是，他愤怒和指责的矛头中心是“中国崛起”——这种崛起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得到了美国和全球精英的助推。通过给中国贴上“重商主义极权国家”的标签，他把全球通货紧缩归咎于中国，因为在他眼中，中国对外输出其过剩产能，令欧洲和美国的工业心脏地带遭到重创。

因此，他深深地感到贸易和非法移民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无关于货币战争或贸易战争，而是就业战争。

不论你对班农或特朗普的观点赞同与否，现实是，他们正在搅动起针对全球化、贸易和中国的怒火。但正如大家应该知道的那样，中国的出口产品大多只是在中国组装，主要由美国公司进口到美国，所使用的配件、原料则采购自世界各地。欧洲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也是如此。

客观现实是，随着富裕国家朝气不再，便对其他国家的崛起心生恐惧。全球工资水平必须得到调整，这不仅是由于中国，还有印度、东盟国家、拉丁美洲和非洲——总之，所有世界其他地区——的劳动力增长。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文件18/54）所表明，全球化能够增进全球福利，但各国政府则需要减轻伴随其而来的代价，特别是不平等和国内工资和收入的分配。外国政府无法干预一个国家的国内再分配政策。

令西方民主主义者难以接受的其实是，如果世界其他地方进入中产阶级社会，全世界都以一人一票的方式运转，那么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势的分布将与今天大异其趣。殖民主义历史上重商主义的国家政策令西方变得富裕，“其他国家”步其后尘就不对了吗？

单极的世界正在转变为一个非常复杂的多极化局面，西方并不乐见这一转变。很明显，美国的“例外主义”已不再一枝独秀。别忘了，《外交政策》杂志指出，“特朗普主义”正在将美国从一个自由主义的霸权转变为非自由主义霸权。对于一直生活在不同类型殖民霸权下的世界“其他国家”来说，美国看起来的确已成了“其他国家”的一员。

但还是要警惕，贸易战可能剧变为更严重的战争。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翻译：臧博，审译：康娟，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