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莫迪政府上台后开始采取更富有进攻性的对外政策，将“向东看”调整为“向东行动”，在印度-东南亚联盟行动计划2016－2020合作框架下，印度会更加关注安全与防务问题。图/视觉中国）

《财经》记者 郝洲/文 袁雪/编辑

由“自由与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构想催生的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国安全对话将很快展开第二轮。相较于去年11月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四国之间首次外交部司局级官员会议，本次会议有望进一步明确四国面临的共同威胁与挑战，并将这种关切投射到具体的印度洋-太平洋（以下简称“印太”）事务中。

3月22日，马尔代夫的现任总统亚明宣布结束本国长达45天的紧急状态，但是这场危机成为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的新兴国家在印度洋争夺影响力的缩影。

一面是亲中国的现总统亚明，为快速发展本国经济，大力引进中国的投资和基建公司将偏远小岛的居民集中到大岛安置，再将小岛高价出租给旅游开发商；另一面是背后得到印度支持的前总统纳希德，指责现政府贪污腐败、非法征地、忽视民权等等，并煽动街头抗议。为影响马尔代夫的政治局势走向，中印两国甚至一度在马尔代夫周边的海域进行频繁军事调动。

马尔代夫的政治危机也将被纳入美日印澳的四国安全对话的讨论范围，印度媒体援引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的言论。

美日印澳四国框架并非新概念。2007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发表《两洋汇聚》的演讲时就称，“日本和印度联手，加上美国和澳大利亚，将可以形成一个打破地理疆界的大亚洲。”

新的变化赋予这个概念新内涵。位于新德里的政策研究中心战略学教授布拉玛·切拉尼总结称，在过去五年里，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及对外影响力的快速扩张“极大地改变了印太地区的战略面貌”。特朗普政府则在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中称，印太地区正在形成激烈的“地缘战略竞争态势”。

美日印澳四国认为需要对这一变化做出共同反应，因此在美国转变态度后，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11月的亚洲行中大谈“印太”概念之后，四国对话机制得以重启。

重新评估

今年1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重新连接亚洲项目”主任乔纳森·希尔曼向美国国会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五年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估报告，其中一条主要观点是：虽然中国官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表述是开放性和全球性的，但该倡议依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这份报告的数据显示，在所有参与中国投资项目的承包商中，有89%是中国公司，7.6%是当地公司，3.4%是外国公司；报告进一步提出由中国主导的项目“在初期往往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导致很多希望参加“一带一路”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司缺乏机会并产生质疑。报告还指出，中国还在“收获政治红利”，中国向菲律宾和柬埔寨等国提供的基础设施项目贷款“使这些国家开始重新评估与美国的军事或外交关系”。

但是印度对这些变化表示出担忧，包括以打击海盗为主的亚丁湾护航、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的建设和经营活动，都令印度感到不安。

盘古智库印度研究中心顾问马加力对《财经》记者表示，随着中国在印度洋海域活动日益增加、反对印度成为核供应国集团成员、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等等，印度对中国的“敌性认知”进一步加深。

在印太概念浮现之初，印度国内曾有过激烈讨论，并形成三种主要立场：第一种是摒弃不结盟外交传统并视中国为战略威胁，转而同民主国家共同塑造地区经济与安全架构；第二种是认为这将使印度与美国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无法保持外交的自主性；第三种则强调“印太”概念的经济诉求，保持印度的不结盟、战略自主的成分，着力于创造一个稳定的地区环境来发展印度国内经济。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民旺对《财经》记者分析认为：“第一种立场在印度国内取得了主导地位。”

印度莫迪政府上台后开始采取更富有进攻性的对外政策，将“向东看”调整为“向东行动”。印度外交部负责东亚事务的主管普利提·萨兰称，在印度-东南亚联盟行动计划2016－2020合作框架下，印度会更加关注安全与防务问题。

印度也有意图将自己的触角进一步伸长。印度的海洋安全战略提出本国在整个印太地区的利益和接触都在不断扩大，其25%的对外贸易航线要通过南海和马六甲海峡，因此有必要成为该地区“海洋安全的净提供者”。

习惯于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的澳大利亚在2017年外交政策白皮书中也开始宣称澳大利亚与中国“有不同的利益、价值以及政治法律体系”，这些都可能导致“更多的摩擦”。

日本则一直是“印太战略”不遗余力的推动者。在美日印澳四国框架基本成形后，日本的拉拢重点转向东南亚国家，安倍晋三的国家安全顾问其浦太郎3月23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称，“东南亚国家联盟对印太战略至关重要”，东南亚地区的“优质发展和稳定是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的最终目的”。

行动方向

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曾总结在印太地区需要维护的价值观：海洋和领空的自由通行权、法治、尊重主权、免于胁迫以及对私营企业开放的市场。在美日澳三国的对外声明中，更多强调的是“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海上安全、自由航行以及国际法”等概念。

兰德公司的研究员杰弗里·霍农指出，四国安全对话的发起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但是仅有价值观并不足以成为四国推行具体政策和战略的坚实基础，还需要考虑共同利益以及各自的行动能力。

霍农认为四国合作的核心领域应该是海上安全。首先是加强海洋环境感知，四国均有各自的监测系统，澳大利亚通过南太平洋岛国间的合作机构拥有对南太平洋的监测数据，日本向部分东南亚国家赞助了巡逻艇以及通讯设备等，美国在其4亿多美元的海洋安全倡议项目下对南海周边多个国家提供自动识别系统、数据采集系统以及海洋情报的评估和分析网络等，加上印度在印度洋的信息数据，四国之间可以更好地共享海洋情报。

其次是保护专属经济区，四国可以尝试共同对侵犯他国专属经济区的行为发声，甚至组建联合海上执法力量为一些弱小的国家提供保护，如果更进一步，四国可以根据联合国渔业方面的协定在公海执行检查任务。

最后，四国在国际法和国际海洋法的解释上应保持协调一致。

还有人提出四国除了在海上安全方面加强合作之外，应该有共同的经济行动和军事行动作为补充。经济方面，四国应该协调各自的对外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以使一些国家不过分依赖中国的低息贷款和投资。

在军事合作层面，美日澳和美日印之间都有不同规模的例行联合军演，但还未达成四国共同的联合军演。日本和澳大利亚已经是美国的军事同盟，因此美国和印度之间的军事合作发展是补齐缺口的关键。

印度在2016年被美国确定为“主要战略与防务伙伴”，两国的双边军事互动正在进一步加强。印度海军司令苏尼尔·兰巴上将于3月20日访问美国，双方不断重申在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上有着“共同利益”，而且进一步探讨促进两国海军互动的可操作性，例如增加军演次数以及官员对话机会。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阿丽萨·艾尔丝提出以下几点美印可以继续探索的军事合作领域以加强印度的军事实力：一是明确印度的优势方面，使印度保持在核心军事领域的竞争优势；二是在海上人道主义救援与减灾行动上与印度协调并进行培训；三是印度需要建设一个更加有效、透明的军备采购机制，这也有助于印度建设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并为“印度制造”打下基础；最后是在美印两国都感到舒适的领域签署联合防务协议，以促进情报分享和两军的互通性。

四国存在认知差异

表面看上去美日印澳朝着更加紧密的同盟方向在发展，印度还通过自身在孟加拉国的影响力帮助日本房地产建筑公司五洋建设和住友集团获得当地的项目，但是各国对“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感知并不完全一致。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的大卫·布鲁斯特对《财经》记者表示，四国之间的合作应该淡化共同防务的概念，过分强调会导致该地区其他国家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并有可能引起中国不必要的焦虑。

在增加地区互联互通方面，澳大利亚并没有一个像日本国际协力机构那样有雄厚资金支持的机构，在进行国际援助和在贷款方面给出替代中国方案上，澳大利亚只能量力而行。

由于陆地上与中国接壤并存在大面积的争议领土，印度参与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的同时也一直小心翼翼避免刺激中国。在第一次四方安全对话之后，各方分别发表了声明，唯有印度没有提及“自由航行”、“遵守国际法”等字眼。林民旺指出,印度也一直拒绝澳大利亚加入美印日在孟加拉湾举行的马拉巴尔海上军演。

印度的战略家拉贾·莫汉认为，印度无法阻止中国增强在印度洋的存在，只有“加强印度自己的综合海洋能力，构建与太平洋国家的伙伴关系，必要的时候在沿海地区与中国展开基础设施建设竞争”。

即使是美国也对“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有不同的诠释。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东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约书亚·库尔兰奇克认为，特朗普这一概念是想与亚洲国家分别签署高质量的双边自由贸易条约，而只有那些符合美国价值观标准的国家才有条件得到“美国的奖赏”。

最早提出“印太”一词的印度海军上校古佩特·库拉纳称，自己当年提出“印太”的概念是想提醒大家重新思考两大洋沿岸的亚洲国家是如何紧密联系的，并且这一想法的首要目的是通过海洋商业和战略合作促进地区及全球的稳定，而不是要划分出敌我。

（本文首刊于2018年4月2日出版的《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