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奇渊/文
去产能政策落实过程中，中国经济在2016年出现企稳，并在2017年实现超预期增长。化解过剩产能的政策不仅取得了实效，而且获得了世界钢铁协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各方的高度评价。在此背景下，十九大报告和2018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再次强调，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就需要我们对“去产能”的政策及其影响进行评估，以有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一步顺利推进。
目前，去产能政策取得了重大进展，不过在相当程度上这是行业间利益再分配的结果，并以抬高其他行业成本为代价，挤压了其他行业的利润空间和投资需求。这不但可能对资源配置产生扭曲影响，而且一旦外需扩张中断或出现逆转，则去产能的可持续性将面临问题。
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利益在不同行业间的再分配，不但削弱了整体工业企业的投资增速，也可能对潜在产出增速产生冲击。因此，去产能政策确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这仍然无法取代其他根本性的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进一步向纵深推进。
去产能政策取得重大进展
2015年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后，以“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为重点的改革任务得到了有力的贯彻落实。其中，去产能是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并在过去两年中取得了重要进展：2016年、2017年，煤炭领域退出产能4.4亿吨。同一时期，钢铁行业累计化解过剩产能1.15亿吨，同时1.4亿吨“地条钢”得到全面清理。以上两大领域的“十三五”去产能目标，都有望在2018年提前完成。
同时，去产能相关行业经营改善、利润状况大幅回暖。2015年，煤炭、钢铁行业的利润分别为441亿元、526亿元，2016年两者分别为1091亿元、1659亿元，2017年更是达到2959亿元、3419亿元。此外，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的过剩产能也得到了进一步化解，职工安置问题也得到了有序、妥善解决。
去产能政策的成效进一步体现为：（1）原有产能过剩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变得更为健康，（2）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下降、资产质量提升，金融市场稳定性提升。从数据上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2016年、2017年分别下降了0.4个百分点、0.3个百分点。同时，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整体杠杆率（即负债占GDP比例），其多年来的上升势头在2016年得到遏制，甚至在2017年还出现了下降。同时，商业银行体系的不良率，也在2016年终结了升势并趋于稳定。2017年该比例已降至1.74%，较2016年的高点下降了0.02个百分点。同时，关注类贷款比例，也从2016年9月的高点4.1%降至了2017年末的3.5%。
去产能背景下：
工业分行业PPI分化显著
去产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产量构成了约束，抬升了上游产品价格。以煤炭行业为例，由于煤炭行业的产量受限、市场集中度提高，同时伴随外需回暖，煤炭价格猛涨。2016年初，全国电煤价格指数大致为320元/吨。2016年末，则突破了530元/吨。2017年上半年，价格稳中有降，但下半年又有所上升，2018年2月更是达到了567元/吨的高点。
相应地，2016年全年，全国煤炭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下降1.6%，但是利润却大幅上升224%。2017年全年，煤炭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转正，实现了25.9%的增速，利润更是猛增了291%。煤炭价格的大幅变化，通过动力煤、燃料煤等渠道向中、下游行业传递。除煤炭业之外，一些矿产、化工行业面临类似情况。但是，一般的制造业的处境则完全不同，由于上游成本迅速抬升，而且这些成本难以完全转嫁，因此工业分行业的经营状况出现了较大分化。
行业分化首先表现为行业PPI指数的分化。去产能政策发生在2015年之后，因此可以对比分行业的PPI定基指数在2017年与2015年的变化。可以看到：30个工业细分行业（只有30个行业有年度PPI数据）的PPI通胀率当中，10个行业的PPI增速大幅高于工业部门的总体增速（5.1%）。这10个行业中，有9个行业是矿产资源的开采、冶炼和加工行业，以及化工类行业。其中，涨幅最高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PPI涨幅达到31%，涨幅第二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即钢铁行业），PPI涨幅为26%。
其他20个行业的PPI同比增速，则低于平均增速。这些行业主要是家电、家具、纺织、皮革、食品、医药、娱乐用品等轻工业，也包括机械仪表、汽车制造等制造业。其中，有15个行业PPI同比增速低于2%、13个行业PPI增速低于1%、9个行业PPI增速接近0%或为负增长。
可见，以重工业为主的上游原材料价格上升明显，而轻工业和机器设备为主的下游企业的产成品价格上升幅度有限，这意味着上游企业利润有了显著改善的同时，下游企业的利润压力仍然较大。
去产能背景下：
工业分行业利润分化明显
同样基于2015年、2017年两个时期，比较39个工业行业的利润增速改善情况。可以看到：首先，10个行业的利润增速改善幅度大于同期整体工业企业的改善幅度（后者为23.3个百分点）。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利润改善幅度高达425个百分点。这10大行业，除了专用设备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之外，其余8类均为矿产资源开采、冶炼和加工行业，以及化工行业等重工业。
同时，还有16个行业的利润增速没有改善，甚至还出现了恶化。其中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2017年其利润增速为-10.7%，较2015年增速下降了32个百分点。这些显然与电煤价格的大幅上升、成本急升有关。这种成本上升的压力甚至引发了反弹。2018年1月四大全国性电企联名向发改委告急，实际上四大电企的燃煤发电业务亏损面已经较大，发电企业面临尴尬的境地。可见，与整体工业部门同期利润增速的大幅改善相比，这16个行业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利润增速改善最大的10个行业中，只有专用设备制造业不属于矿产资源、原材料、化工业。将该行业剔除后，观察9类行业，可以发现：2015年全年，这9类行业的加总利润为12177亿元，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利润中占比为19%。而在2017年全年，这9类行业的加总利润上升至20926亿元，增长72%，其同口径占比上升至28%。如果看总体的工业企业利润改善情况，2017年较2015年增长了18.3%，但是如果剔除上述9个行业，则剩下30个行业的整体利润总额增速仅为5.6%。
对于工业企业的分化，如果注意到，矿产资源和化工类行业是国有企业为主的上游行业、重工业，而其他行业、尤其是16个利润增速缺乏改善的行业，则是典型的非国有企业为主的下游行业、轻工业。
行业分化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走弱
首先，2015年之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主要来自工业部门。从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值看，2015年增速为10.0%，2016年、2017年增速分别为8.1%、7.2%。如果分产业观察，第三产业投资增速在2015年为10.6%，此后两年分别为10.9%、9.5%，基本平稳。第二产业的投资增速2015年为8.0%，此后两年分别为3.5%和3.2%，下滑明显。可见，2015年以来名义投资增速的下降，主要来自于第二产业投资的增速下降。如果考虑PPI指数变化，这一结论将更加得到强化。
再看采矿业、制造业两大类投资：采矿业在2015年的投资增速为-8.8%，在2016年、2017年利润大幅改善的情况下，其投资增速却分别为-20.4%、-10.0%，增速不仅为负，而且还低于2015年。同样，制造业的投资增速在2015年为8.1%，此后两年分别为4.2%，4.8%，也都明显低于2015年。可见，不论是利润大幅改善的采矿业，还是利润改善较为有限的制造业，两类投资增速普遍走弱，这共同导致了2015年之后总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走弱。
为何利润增速明显好转，而工业投资增速却持续下滑？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盈利状况大幅改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上游去产能的行业，而在去产能背景下，这类行业本身就难以大幅扩大投资。其二，下游行业面临的成本大幅攀升，利润改善幅度相当有限，甚至有的行业状况有所恶化，因此也缺乏投资热情。
还是比较2017年和2015年整体工业部门的利润状况，可以看到：与2015年相比，2017年工业部门的总体利润增加了11633亿元，其中仅仅9大类上游行业（主要是去产能行业）就贡献了8750亿元，增量贡献达75%，而这些行业在2015年的总体利润占比仅为19%。这是一个有趣的“二八现象”。
在上述75%的贡献当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三类行业对利润增量的贡献分别达到22个百分点、25个百分点、13个百分点。
要注意到，其他30个行业在2015年的利润占比为81%，但是对同期利润增量的贡献仅为25%。这正是“二八现象”的另外一端。
与此同时，还有16个行业的利润增速不但没有改善，甚至还出现了恶化，这与前述9大行业形成了鲜明对比。还是以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为例，2015年其利润增速为13.5%，但是此后两年由于煤炭价格快速上升，2016年和2017年该行业利润总额增速分别为 -14.3%、-10.7%。盈利状况恶化，相应导致该行业的投资增速几乎滑向了零增长。这些行业的投资走弱，也对整体投资增速下降形成了拖累。
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去产能行业的经营状况好转，以外部需求的超预期回暖为背景，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是行业之间利益再分配的结果，并以抬高其他行业成本为代价，挤占了其他行业的利润空间。在此对应关系当中，去产能行业更多集中于上游行业、重工业、国有企业，而其他行业更多集中于下游行业、轻工业、非国有企业。这不但可能对资源配置产生扭曲影响，而且一旦外需扩张中断或出现逆转，则去产能的可持续性将面临问题。
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利益在上述两大类企业之间的再分配，不但削弱了整体工业企业的投资增速，也可能不利于提高经济的潜在产出增速，甚至可能产生一定的负面冲击。
因此，去产能政策确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这仍然无法取代其他根本性的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进一步向纵深推进。
其一，推动去产能的具体方式，需要从行政去产能，更多地向市场化、法制化转变，探索寻找化解过剩产能的长效机制。“去产能”在短时期内大见成效，行政部门的执行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去产能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从长远看，市场化方式去产能是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如何在行政去产能的基础上，以市场化、法制化建立起去产能的长效机制？在这方面，日本的历史经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通过行政力量进行去产能，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也产生了一些矛盾。随后在1981年至1982年，当时的日本通产省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政策，以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式建立起长效机制以应对产能过剩问题，并为此后一段时间日本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了动力。
其二，巩固去产能的成果，需要深入推进体制改革。目前“去产能”政策取得了进展，但是行业间的利益再分配方式难以在中长期具有可持续性，尤其是如果外部需求扩张中断或出现逆转，则现有的“去产能”政策框架还可能带来滞胀风险。
从根本上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实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在产能过剩行业和自然垄断性行业的改革有突破性进展，建立有利于各类企业创新发展、公平竞争发展的体制机制”。十九大报告也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同时，“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目前“去产能”政策确实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不能满足于现状，而是要利用“去产能”政策取得的成果、及其创造的有利条件，着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向纵深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