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文

当全世界已不知如何理解各国外交政策的剧烈波动时，朝韩两国的历史性和解则必定令关心和平的人们松了一口气。

美国人的不安感最强烈。联邦调查局前局长詹姆斯·科米公开宣称，现任总统“道德上不适任”，这一事实很大程度上划分出两个阵营——一心恋栈者和认为美国已偏离其正确前进方向者。

世界其他地方陷入迷茫的原因，恰恰在于旧秩序正发生变化——天下已不太平。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替代物将大为不同。

我在思考未来时所发现的两个最重要“信号”中，第一个已为世人所知，但尚未完全接受。关于战后世界秩序中的一个明显假定是，美国作为世界的中心或枢轴，联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性机构，共同支撑起该世界秩序。

我们现在面对的形势是天下已乱方寸，因为美国自身正经历巨大的政治变革。自1776年以来，美国基本上是一个两党制国家，政见总体来说在内向型保护主义和外向型帝国野心之间震荡往复。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当美国最终崛起为世间无二的主导性强权，它一直矗立于基于规则的自由世界秩序的最中心，这不仅符合全球利益，也迎合了美国自身利益。

特朗普先生当选则表明这一图景已发生转变。从根本上说，特朗普先生明白，在没有得到回报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加军费是不可持续的，美国的贸易和财政赤字也将不可持续。因此，对所有盟友和敌人的要求都提高了。

最显明的历史类比是宗教改革时期（1517年-1648年），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天主教会正在与各方挑战者就一些关键问题论辩，其中就包括地球是宇宙中心这一教会信条。宗教改革之所以发生，并不能归因于宗教理念分歧（虽然分歧不少），根本上是因为英国、荷兰和欧洲新兴大国要求摆脱罗马控制，实现世俗化的自主。当伽利略发现地球不是宇宙中心，一切都变得不再绝对。不再有绝对的力量或对错之分——所有这些在新秩序中都变成相对的概念。那正是我们从单极转换到多极世界时正发生的情况。

一个为各自地位尔虞我诈、你争我夺的新时代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布。

第二个信号是精英们现在越来越疏离于大众的想法，但这个信号也被太多的噪音所遮蔽。这里所说的精英，包括学术界和媒体人士，他们基本上不断重弹着世界理想主义图景之老调，却完全忽视了自由市场的黑暗面——犯罪、弱肉强食的行径、腐败，以及其他需要大众去承受的恶行。大众将手中的选票投给了在其看来有足够勇气处理这些重大社会事务的领袖们。

精英们称之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本质上是对既得利益阶层的反抗。特朗普的支持者正是那些将他送进白宫以破坏现状的人们，破坏愈烈则愈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他根本无法也不会违背自己在竞选时做出的承诺。媒体和民主党人对特朗普个人的攻击越尖锐，就越是让媒体陷入狂热（媒体借此大赚特赚），而大众则陷入迷惘。

只要金融市场和各经济体能维持现状而不出现“特朗普大滑坡”，则前述状况并无大碍。我们当前处于一个“持有期”，在此期间金融市场在观望利率是否会上涨,以及发达经济体增速是否会放缓。

就前者来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我们已经迈过了利率低谷，将继续上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刚刚触及3.00％。基金经理们都期待更高的收益率。人们容易忘记，过去20年来美国利率一直处于低位的一个原因在于，来自包括石油生产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的储蓄“过剩”。现在连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也下降到不足GDP的1.4％，而中东石油生产国也在勉力平衡其预算，“过剩”已随之消失殆尽。盈余转移去了欧洲，其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3.5％。仅仅德国的盈余便占据其2017年GDP的7.8％。

这就是为何当前的欧洲政治，将在未来几个月中决定经济增长。如果德法两国无法就通货再膨胀问题达成共识，同时欧洲经济出现倒退，那么民粹主义政治会愈发恶化。许多事情都将取决于在这场关于通货再膨胀的博弈中，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说服德国总理默克尔。

将这两个关键信号放在一起考虑，我预计金融市场将受到的冲击，范围将会比截至目前的常态规模更为广泛。亚洲内部的选择基本上只有在美元升值时捍卫汇率稳定，或承受更高利率之苦。

这表明，即使对于中央银行来说，也从没有免费的午餐。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翻译：臧博，审译：康娟，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