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文

应对金融系统性风险是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中美贸易不稳无疑会加大相关工作的难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金融监管，实现有序去杠杆，同时又要保持货币政策前瞻性，防止宏观经济失速，确实是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任务。

与此同时，在加强金融监管，整治金融乱象，遏制资本脱实向虚和资金空转趋势的同时，相关部门应本着完善金融市场功能、理顺金融市场运行机制的出发点去推进各项工作，这是因为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中国的金融系统性风险更多不是因为金融市场过度发达和金融产品过度复杂造成的，而更多是由于金融市场发展滞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过低、金融风险没有形成差异化定价等种种形式的金融供给不足造成的。这也是中国金融表面上产能过剩与实体经济融资饥渴和居民部门理财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等局面同时并存的根源所在。

以互联网金融的野蛮生长为例，其风险固然有监管滞后等原因，但究其根源还是因为金融市场未能针对小微企业和有场景化消费需求的新生代个体消费者提供应有的融资功能，结果导致形形色色的P2P和现金贷平台乘虚而入，以不适当或不合规的方式弥补金融市场服务缺失。

再比如地方债务风险，也和金融市场没有各种规范的市政债，结果导致地方政府不得不发行各种不规范的平台债有很大关系。此外，由于缺少各种资产证券化产品，又导致地方政府缺乏资产变现能力，无法为各种PPP项目提供稳定的财政支持，结果导致各种与PPP项目有关的风险。

这些反过来又令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症积重难返，进而令地方政府对加大土地供应从源头平抑房价始终意兴阑珊。而与房地产相关的信贷资产证券化等金融投资品的匮乏，又令民众更多依赖对房地产进行直接投资来对抗通胀并分享资产增值红利，这客观上也导致投机投资性需求和刚需混杂在一起，容易导致一刀切型的调控。而REITS产品发展的滞后，又令租售并举的政策诉求打了折扣，进而不利于尽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有序发展的长效机制。

国企部门的高杠杆，显然是金融价格的双轨制导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造成的，国企部门的经营和债务风险无法靠市场定价得到真正的和充分的反映，而历史上形成的政府为国企兜底的刚兑文化，又在很大程度上放大了这种风险。

此外，金融部门系统风险的化解和处置，更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发展。行政主导型的处置方案，比如多少有点“强人所难”的债转股，不仅不利于风险的及时化解，还不利于不良资产的及时处置，而在规范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包括不良资产证券化等在内的金融市场的发展，更好地推进金融机构市场化破产重组手段的建设，才能更为透明高效地化解和处置金融部门的风险。

上述种种情形都充分表明，应对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一方面固然要靠金融监管的加强，另一方面要靠金融市场本身功能的完善与发挥，两者之间不仅并不矛盾，而且应相辅相成。在中国当前面临更多的贸易摩擦压力和经济转型升级紧迫感的当下，监管更应本着为金融市场纠偏，为金融市场的发展保驾护航的宗旨来展开，靠监管促进发展，靠发展更好地实现监管初衷。

当前尤为重要的是，在通过监管理顺宏观审慎监管传导机制、金融市场风险定价机制完善和提升金融市场资源配置能力的基础上，尽快通过金融市场的实践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促进创新的融资体制，以更好培育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加速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从而更好地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与挑战。

此外，随着金融服务市场对外开放鼓点越来越密，需要监管部门和市场主体共同携手，以尽快适应新形势下“与狼共舞”的节奏。一方面监管部门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市场业态和更为激进的竞争生态，需要进一步提升监管水平，一方面应抓紧引导市场主体建设更有深度、更符合中国消费者习惯的金融产品市场，大力丰富财富管理渠道和产品，提升中国人民财富的资本化货币化程度和可流动性，将竞争压力更好地转化成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优质金融服务的动力。

总之，围绕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效率提升进行监管，比单纯强调强监管和严监管能够更好地应对和化解金融风险，也能更好地回应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