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贺涛 辛颖/文 王小/编辑

回想起一年前的人生至暗时刻，年届60岁的张鸿如今已能坦然面对，并相信自己当时做了对的决定。

2017年6月3日，家住江苏无锡的张鸿被查出左肺下叶有近5厘米的肿瘤在生长。人生的时钟仿佛一下被拨快了，他来不及恐惧，迅速发动资源寻找出路。

他妻子的表哥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工作，那里是全球肺癌治疗的领先机构，在交流中，表哥邀请他到美国就医；一个朋友建议他去日本，朋友在2016年发现肺癌，已是晚期，被国内医院判定已经不宜手术，朋友的女儿联系去日本就医，目前看治疗效果很好。

“美国太远了”，担心路途劳顿和时差影响病情，张鸿决定去日本，这一决定也得到表哥的认同，日本医疗水平也挺好。

20天后，张鸿在妻子陪同下赶赴日本。在中国，与张鸿有相同选择的人越来越多。日本驻华大使馆提供给《财经》记者的数据显示，2016年签发给中国人的医疗签证数量为1149件，相比2015年增长38%。

官方记录只是冰山一角，一般来说，像癌症这样的重症患者才会办理手续较多的医疗签证，从而获得最多可达三年的有效期，而且每次的停留时间最长可达半年，亲属或其他陪同者也可以获得该类签证。更多到日本就医的中国人持旅游签证，最多可达90天的允许停留时间足够覆盖就医过程。

有业内人士判断，日本可能会成为国人海外就医的最大目的地国。

谁在推动赴日就医？

通过国内中介机构，张鸿预约到顺天堂大学肺癌专家铃木健司接诊。从入住，经过一些检查，到接受左肺切除手术，也就四天。让张鸿妻子印象最深刻的是，整个手术过程，出血量不到50毫升，不用输血。手术很顺利，六天后，张鸿出院了。

当初支撑张鸿选择赴日就医的首要理由，是日本肿瘤治疗的较高水平。2018年1月30日，医学杂志《柳叶刀》分析2000年－2014年间，全球71个国家和地区、18种主要癌症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变化趋势，结果显示，日本在食道、胃、肝脏、肺、乳房、子宫颈等癌症方面的生存率居全球前列；从整体癌症看，日本和美国的五年生存率分别为57.4%和64.0%，日本的数据略低于美国，却比中国的36.0%高出一大截。

五年生存率是评价肿瘤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是指某种肿瘤经过各种综合治疗后，患者生存五年以上的比例。一般来说，肿瘤治疗后五年内不复发，复发的可能就很小。

张鸿所罹患的肺癌，日本的数据确有优势。日本的五年生存率是32.9%；美国和中国分别是21.2%、19.8%。

当然，国内医学界会有不同看法。“癌症患者到国外看病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赫捷近日在肿瘤防控院士高峰论坛上表示，我国医生的外科手术水平很多方案是高于发达国家的，原因在于我国医生临床经验更为丰富。

我国肿瘤患者生存期短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肿瘤患者中相当一部分人发现时已处于中晚期，许多患者已经出现了肿瘤的转移。

不过，除了癌症生存率数据，还有其他可供对比的医疗数据。2017年5月，《柳叶刀》对19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医疗服务可及性和质量进行排名，结果显示，日本的医疗质量排名第11位。

那些排在日本之前的国家，人口数量从几万到几十万、几百万不等，人口最多的西班牙也不到5000万人。日本拥有1.27亿人口。通常来说，一个国家人口越多，面向全民提供可及的、高质量的医疗保健服务也就更困难，在此排行榜中，同为人口大国的美国居第35位；中国居第60位。

日本自身的新药研发能力，虽次于美国和欧洲，但其对药品采取了开放包容的态度，吸引大批国际药企将创新药和仿制药引入日本市场。如此一来，日本新药上市时间与欧美差距不大，滞后期在数月之间；也不乏同步上市甚至优先上市的新药，如全球首个PD-1药物Opdivo，就在2014年7月于日本率先获得批准，五个月后，才在美国获批上市。

新里程美家国际医疗总经理郭亮分析，美国的医疗科技优势明显，但日本在很多医疗领域非常接近美国，且在部分亚洲人高发病种上还有优势。

最新的治疗方法和药物大多在美国率先使用，然而，去美国看病开销太大，前往医治重大疾病的中国患者，动辄需要负担上百万元，且地理距离遥远，身体虚弱的重症患者需面对旅途劳顿和时差的挑战。而整体医疗水平与其接近的日本，医疗费用比美国便宜很多，距离又近。

出国看病服务机构厚朴方舟的创始人王刚注意到，前往日本的中国患者的病种渐趋多样化，虽然癌症仍占第一位，但占比不到一半，心脏病、丙肝、脑神经外科患者数量都在快速上升，艾滋病、癫痫、疑难病症患者也在增多。

为吸引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富裕阶层，2011年，日本推出医疗签证服务，增加国外患者赴日本的次数，延长在日本的停留时间。日本将医疗旅游业纳入“新经济增长战略”。

日本驻华使馆提供的数据显示，2016年，医疗签证签发数量1307件，其中1149件签发给中国人，占到87.9%。业内人士认为，这一数字只部分反映出重症患者赴日就医的情况，去日本看病的中国人中，百分之六七十都可能走旅游签证。

医疗旅游与海外游客的增长是正相关的。2017年，赴日的海外游客已经达到2869万人次。日本驻华使馆一等书记官大熊雅昭，日常负责签证相关业务，他告诉《财经》记者，“以中国为中心，因医疗目的而访问日本的外国人在迅速增加。”

日本医疗费用为何低？

近邻日本，有些先进的治疗方法的价格甚至比中国还低。王刚举例称，日本质子重离子项目一个疗程在17万元起，上海质子中心的价格是28万－35万元。日本的医疗费用为何这么低？

这与日本医疗采用公共医疗保险体系分不开。在日本，医疗保险范围内，所有的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皆由政府定。在公共医疗保险范围之外的，如医美项目，需全额自付，由医院自主定价。

日本充分动员政府力量与药企谈判价格，降价效果明显。例如，一种治疗丙肝的药物，服药12周，基本治愈丙肝，在美国全部疗程下来，费用在70万－80万元；这种药在日本一开始价格也很高，但到第二年采购时，政府就把报价拦腰砍一半。

美日之间医疗服务费用差距大，是因为日本和美国医疗保险体系不同。日本是在公共医疗保险下提供统一的医疗服务，政府对医疗价格的影响力强；而公共医疗保险在美国，只是保一部分，另外有非常灵活的商业保险来保障医疗服务，由于医疗服务主要由民间提供，价格也就由民间自主设定，想要享用高质量的服务，价格自然就高。

没有日本公共医疗保险的外国患者就医，需要全额自付，有时，还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加成。日本经济产业省规定，日本医院在接待国际患者时，医疗费用可以上浮，最高能收3倍的价格。理由是为了接收国际患者，日本医疗机构需要对自身进行完善，这样会增加成本。

羽野嘉朗分析，如果针对海外患者完全重新制定价格，工作量会非常大，也很困难。所以，目前的做法是参考公共医疗保险下的医疗服务价格，以此为基础进行一定的加成。

据春雨国际CEO熊娟观察，目前不是所有日本医院都对海外患者有加价；那些顶级医院的医疗资源很紧张，通常会有费用加成，“也就是1.5倍到2倍”。

不过，盛诺一家创始人蔡强告诉《财经》记者，如果中国人到日本最顶级的医院就医，并按照3倍的加成价格收费，其医疗费用跟美国不相上下。

多位受访业内人士则认为，即便是执行2倍或3倍的价格，中国患者到日本医院就医，依然会比到美国同级别医院就医便宜。

对于重症患者而言，如有意向到海外看病，比较高效的做法是，当发现罹患癌症时，尽快进行一次多学科会诊，让国内专家和国外专家通过远程会诊方式，议定出一个客观的方案，再根据预算，选择适合就医的国家。

挑选病人

当下国内整体医疗水平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差距，造就了海外就医市场的中长期刚需。“只要经济实力允许，患者会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熊娟说。

海外就医花销大，即便是去日本，很多国内患者也难以承受。于是，行业内众多的中介服务公司都围着金字塔尖的一小部分人转。有中介公司对前往美国就医的重症患者进行画像，发现大多是来自二三线城市的私企老板，一位从事海外医疗中介服务的业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他们有经济实力，但“信息比较闭塞”，需要中介的服务。

比照这个用户画像，一家业内头部企业曾在宁波和温州成立分公司，因为那里有钱的老板多。然而，实际业绩一般，两个分公司不得不关张。“还是地方太小了，眼界太局限了，人们有病后，首先想到去上海看，根本想不到去国外看病。”上述业内人士评价。

实际上，美国的顶尖医院都设有国际部，很早就开始接待国外患者，拥有完善的对应机制和丰富的经验。这些国际部都会配备中文翻译，提供医学翻译服务。但，“去美国就医在中国推广这么多年，现在量也没做起来。”王刚说。

既然此路狭窄，部分海外医疗服务机构在几年前就逐渐开发日本、德国，以及台湾地区的医疗资源。不过，还有一些现实难题横亘。

如日本，开放医疗市场时间不长，很多医院并没有做好接收中国患者的准备，大多数医院都没有配备医学翻译，还有住宿、出行、医院预约等繁琐事务需自行安排，对于语言不通的中国患者来说，这个挑战极大。如此一来，重症患者到日本治疗需要翻译及赴日就医中介服务机构来协调。

在日本，产业经济省负责推广医疗旅游战略；但医院归厚生劳动省管理。蔡强分析称，主管部门的错位，造成顶尖医院接待本国患者已经很忙，对接收国际患者并不很积极。

日本医院挑病人的情况，也让不少中介服务机构感到困扰。熊娟的经验是，日本医院对中国患者的病例筛选非常严格，其接受度比美国医院低得多，很多癌症晚期患者是不接收的，“日本基本上五个病例推过去，能够接收两个”。

日本医生希望接收癌症早期的国际患者，如果患者在国内已经接受了手术治疗，日方不太愿意接收。因为第一临床路径很关键，如果没有选择适宜的治疗方案，到第二、第三临床路径才开始改变方案，往往对患者的病情帮助不大。

对此，羽野嘉朗表示，如果海外的患者需要到日本接受诊疗，为了让他们在日本有一个安心就诊的过程，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进行整体服务上的完善。

海外医疗中介机构还在发现或者培养新的医疗需求。熊娟就认为，未来到日本做择期手术，会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点。比如关节置换、痔疮等手术，日本做的非常精细，可以做到随治随走。这种小手术价格不贵，一台几万元，且恢复周期短，做完手术还能顺带游览日本。

随着海外就医市场的下沉，一些有医疗特色的国家也逐渐成为国人新的医疗目的地。如有“世界子宫”之称的泰国，很多欧洲人都去那里接受生殖医疗服务，带火了泰国的医疗旅游。现在，去泰国做试管婴儿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

3月18日，张鸿夫妻在完成第二次复查后，从日本回国。复查结果让张鸿高兴，所有指标都很正常。

（本文首刊于2018年5月7日出版的《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