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美达成暂时协定，但回顾整个事件，对未来还应保持警惕。图/视觉中国）
沈建光 张明明/文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和中国副总理刘鹤在结束6月2-3的讨论后没有发表联合声明。美国代表团也没有发表评论就启程回国。
预计中美贸易摩擦会呈现持久战态势。
回顾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贸易冲突，也可以发现，美国一旦挥起贸易大棒，往往不会轻易收手。况且当年操刀日美贸易战的莱特希泽现为美国贸易代表，预计其不会轻易放松对中国的压制。5月22日特朗普表示，不满意中美贸易谈判结果，提议对中兴追加13亿美元罚款解除禁令，美国态度呈现出尔反尔态势。
因此，应该认识到问题的长期性，及时总结本轮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中国的应对之法，并且从中获得启示，对于应对未来可能再度出现的中美经贸分歧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应对中美贸易争端的五点思考
回想本轮中美贸易争端之初，市场有一种颇为担忧的声音，认为中美贸易会重蹈日美贸易战的覆辙。而倘若这一预判一语成谶，中国与全球经济恐将迎来转折，改变2017年以来全球贸易出现的向好趋势。但好在通过过去两月中美两国之间的多次博弈，中国避免了最坏情况的出现，十分不易。那么，究竟哪些因素促成了当前结果的出现？事后来看，我们认为，如下几点对避免贸易战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一，坚持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定位不动摇。
可以看到，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显著增强，中美关系进入非常态，不仅仅在传统的安全领域，就连一向被视作中美利益交汇点的经济领域，两国摩擦也将持续上升。《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公开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其后地缘政治上争端不断，南海问题、朝核问题、台湾问题上频频交锋，对华鹰派人士全面上位。同时，除了就贸易领域的刁难，美国甚至对中国科技企业大打出手，剑指“中国制造2025”，遏制中国发展态势明显。
对待矛盾升级，有不少声音鼓吹中国将全面超过美国，应该无惧美国威胁。但其实这样的乐观情绪并不可取。因为尽管近年来中国发展迅速，在诸多领域实现弯道超车，但从人均和绝对GDP、创新机制、科研与教育能力以及军事力量方面，中美之间仍有不小差距。且中国国内仍面临防范金融风险与加快供给侧改革的重大挑战，一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经贸压舱石动摇，则很可能将中美关系带入冷战模式。外部冲击可能改变改革开放以及加入WTO的中国经济增长路径，对中国而言绝非上策。
因此，对待来势汹汹的美国，管控分歧与尽量避免直接对抗是应对贸易争端的最佳选择。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决策层对待这一事件也始终坚持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定位。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在此背景下，中美贸易谈判强调双赢为协议的达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对等还击，理性克制为避免冲突升级创造条件。
在整个迎战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对等还击为主要原则。这样的策略一度备受质疑，怀疑者指出中国的反制措施过于温和。然而，我们并不这么认为。
在我们看来，对等还击是合适的策略，原因在于：
中美贸易战并未真正开打，已经落地的制裁只能算是贸易摩擦，不应激化矛盾。其实，直至第二轮中美贸易谈判之前，已经付诸实践的只有美国对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而这一措施并非只针对中国，欧盟、日本、韩国、加拿大等盟友均位列其中。相比于美国盟友，上述制裁对中国的影响实则有限。例如，中国对美国钢材出口不到20亿美元，占中国钢铁出口比例的3.6％；中国对美国铝出口约为19.3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比例16％。从这个角度来说，对等还击、理性克制是避免将贸易战推向升级的重要应对。
贸易战对于中国影响更大。中国有巨额贸易顺差，一旦爆发全面贸易战，很可能受到更大的影响。2017年，中国对美商品出口占中国商品总出口的19.1％。中国对美商品出口不仅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而且随着中国自身制造业的升级，资本密集型产业如电子机械等对美出口也大幅增加，出口量甚至赶超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此同时，虽然理论上中美爆发贸易战后，中国对美国的商品出口会转向其他国家地区，但实际上，中国主要出口商品中在其他几大出口国所占的比重已相当之高，进一步提高出口比例和市场占有率的空间极其有限。
任何反击手段均难做到全身而退。虽然美国大豆、飞机、汽车是对华出口占比较高的领域，但一旦以这三种产品作为应对武器，也不能做到全身而退，均是有利有弊。
例如，波音在中国市场份额较重，唯一替代是空客，欧洲政治风向也多变，过度依赖欧洲同样十分被动；美国通用汽车在华投资逐年加大，打击美国汽车企业对外资流入不利，也可能加剧对外资不能一视同仁的批评；而中国四成左右的大豆来自于美国，减少美国大豆进口短期内也会造成供给短缺，推升饲料价格上涨，并引发通胀。
第三，以中国快速增长的市场为有力谈判砝码。
虽然贸易战对中国不利，但也应认识到，贸易战对美国也有所损害。在中美交锋中，中方将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作为有力谈判砝码，并配合以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承诺，为避免贸易战奠定了基础。可以看到，当前中国零售市场已经接近或者有望在今年超过美国市场；这与当年日美贸易战时，日本情形明显不同。1985年日本零售市场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日本零售业市场规模相对较小，且多为自产自销，对进口消化能力相对较弱，使得日本市场对美国的牵制较小。
此外，强调贸易战对美国的打击，以及避免贸易战符合中美双方利益，也十分必要。毕竟从美国角度来看，一旦贸易战开战，也将出现“伤人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
例如，中国是美国继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后的第三大出口国，美国对华商品出口不仅包括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如飞机、汽车、电子设备，也包括资源型商品，如原木和谷物。当前中国零售市场比肩甚至超越美国，一旦引起中国方面的反击，美国企业来自中国的利润也会大幅缩减。
同时，强调中国服务业对美国的重要性。毕竟相比于贸易逆差，美国对中国的服务业是顺差；此外，如果考虑到香港“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每年有相当多的中资企业利用香港作为并购和投资平台，真实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此外，美国可能会选择其他国家进口替代中国产品，但实际上，短期内要想找到中国制造的完全替代品相对困难。例如，美国九成的雨伞进口、八成的玩具进口、七成的头饰进口来自中国，一旦贸易战开打，则难免推高通胀，对美国消费者不利。实际上，当前已经有担心美国工资上涨会推动美国通胀的上升。
第四，借助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本轮中美贸易谈判交锋中，中国积极争取美国国内工商业的支持，是十分关键的。其实，美国内部本就不是铁板一块。
一方面，在特朗普团队中，既有强硬的对华鹰派人物，如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也有鹰派中相对温和的财政部长姆努钦，且新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其实一直以来对加关税不满，提倡自由贸易。在此背景下，不难发现，相比于第一轮中美谈判中美方的漫天要价，第二轮谈判中美协定已经明显温和，预计财政部长姆努钦在促成协议达成方面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美国商会对于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亦持反对态度。这体现在美国商会给美国贸易代表的信件中曾清晰提到，对华加征关税，不但不能解决当前中美贸易关系的焦点争议问题，而且会起到相反的作用，理由在于其一加税对于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来说是隐形税收，最终会损害美国的国际竞争力；
其二是影响全球贸易和供应链，进一步损害美国企业、工人、农民和投资者的利益；其三历史上单方发起的关税从来没有过成功的例子；其四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缩减美国税改的效果。
正是基于美国商会的反对态度，中国在与特朗普斡旋时非常注重加强与美国工商人士的沟通，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如在3月底，李克强总理会见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的外方代表时表示，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在5月中旬中方赴美参与第二轮谈判之际，王岐山副主席在会见美国工商界人士时表示中美双方要加深了解，增加信任，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存在的分歧。
第五，适时表态加快推动改革。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的主旨演讲中高举改革开放大旗，肯定了改革开放对中国过去40年带来的巨变和伟大成就，并为接下来中国加快改革开放表明态度，包括习近平提到，中国将在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开放金融业、汽车行业、改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降低汽车关税、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进程等方面有新的举措等等。
与此同时，在习近平主席强调改革落地“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之后，中国金融开放步伐明显加快，短短一个月，已有瑞银、野村、摩根大通和法兴银行等表态准备成立控股合资券商。5月22日，中国则宣布进一步下调汽车关税：即税率分别为25％、20％的汽车整车关税降至15％；将税率分别为8％、10％、15％、20％、25％的汽车零部件关税降至6％。
上述举措虽然没有直接对于贸易战风险的回应，但即是内部需要，也符合外部诉求。加之本届领导人在推行改革方面体现了言必行、行必果，雷厉风行的特征，改革落地速度超出预期，为促成中美贸易协定的签署起到了很好效果。考虑到中国承诺加大对美国的进口而非限制出口的方式缩减逆差，预计今年美国能源、汽车对华出口会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做好中美贸易摩擦长期存在的准备
当然，尽管中美达成暂时协定，但回顾整个事件，我们认为，对未来还应保持警惕。此次中美共识并未提及“中国制造2025”和国企补贴等议题，特朗普对待中兴事件态度也反反复复，意味着贸易战虽然短期内可以避免，但中美贸易摩擦或具有持久性。
特别是发生在中美贸易争端期间的中兴事件，不应将其看作孤立的商业事件，毕竟针对中兴违规，美国此前已判罚高达8.9亿美元罚金,对于中兴违规来说并不算轻，而仅仅落实不利，没有兑现对35人施以纪律处罚的承诺，便对一个中资企业禁售七年，直接结果将企业推向生死一线，是明显的量刑过重，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战中的东芝事件。彼时美方认为，美国在半导体技术、光纤技术、智能机械技术等领域落后于日本，对向苏联出口数控机床的东芝公司下了三年禁令，禁止东芝进入美国市场。而纵观整个日美贸易战，前后纵跨30年，涉及到纺织、钢铁、半导体、彩电、汽车等诸多领域，而东芝事件也是当时美国对日压制的一个表现，即抓住一点由头，便强力打击压制的策略。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博弈或是个长期过程，预计中美两国博弈从短期、中期、长期的不同体现归纳如下，即短期来看，美国贸易摩擦是主要分歧。从中期来看，中国制造的崛起以及高技术领域与美国差距的减小，已经引起美国的警觉。从长期来看，超出经济领域，出于“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美国对华的全面反制也绝非杞人忧天。基于此，应吸取日美贸易战和本轮中美贸易争端的经验教训，重视以下几点：
第一，心态上，应摒弃上升期心态的过度膨胀。
日本快速发展与上升期的过度膨胀引起了美国的警觉，并拉开了集中力量遏制日本的开端。哈佛大学学者Ezra Vogel著作《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是日美贸易战前的畅销书，提出了美国第一地位受到挑战的背景；而日本学者《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一书，则从日本的角度反映了当时日本人内部普遍出现的自信心过膨，为其后美国的全面打压埋下了伏笔。回归当下，对待“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倡议，本是中国自身发展的战略目标，但却过度渲染成对全球秩序与美国的挑战，进而恶化了外部发展环境，是未来需要在宣传上有所调整的。
第二，加快推动改革而非拖延改革。
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国内市场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直至亚洲金融危机才被迫加快金融开放。而应对日美贸易摩擦，并没有采取开放市场，加大进口的策略应对，而是采取自愿出口限制的手段。相比而言，中国并未采取这一方式，而是通过加大进口与开放以应对。
例如，加大进口方面，考虑到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需的依赖程度已然降低，内需已然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中国出口份额占全球比重第一，进一步增加份额的空间减小，因此，从以往过度强调出口到进出口并重，有助于获得可持续的发展。
同时，汽车行业的关税过高，不仅遭到海外舆论压力，对国内消费者福利也是一个损害。当前国内汽车关税较高，加之增值税与进口消费税，中国进口汽车的综合税负显然过高，推高消费者成本，对于发展到当前阶段的中国汽车行业而言也是一种过度保护；
此外，在金融领域，中国金融市场外资参与度不高，加大开放力度，可引入竞争，适应全球化与提高国内金融业潜能，对中国金融企业来说未必是坏事情；而减少政府补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破隐形玻璃门旋转门，完善监管与法律，既是外部诉求，也是延续中国改革开放的未尽之路。
第三，注重科技兴国战略。
中兴事件意义清楚地说明科技同样是未来中美角力的领域。虽然高新技术产业是美国相对占有优势的领域，但美国选择在此领域出手，源于其看到了此领域过去十年来，中国的高速发展以及潜在威胁。
可以看到，在人工智能、云技术、物联网等高科技领域，中国异军突起，在短短几年时间发展势头压过了传统科技强国德国、日本，直追美国。因此，对待此次中兴制裁，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应意识到，自主创新而非以市场换技术，对于中国企业逐步实现从跟随到引领，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重要意义。
综上而言，我们认为，对待中美贸易战，尽管中国在应对方面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短期内风险也有所缓释，但并不意味着中长期美国对华强硬态度的改变。
抓紧难得的缓冲期与机遇期，尽量推后与美国摊牌，加快落实十九大提出的全方位改革目标，实施科技兴国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鼓励创新，保护产权，通过国内科研实力提升，将握在外国企业手中的核心知识产权和技术，变成真真正正自己的技术，进而提高整体经济实力与加快中国崛起速度，才能为未来更加严峻的外部形势留出准备空间与预案。
（作者沈建光为瑞穗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张明明为瑞穗证券宏观研究员，编辑王延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