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业占比由1998年的4％提升到2017年的6.5％。图/视觉中国）

周琼 韩军伟/文

各国由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国际分工地位不同，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变迁。贸易状况对外汇储备、汇率、经济增长都有很大的影响，持续的贸易逆差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严重的问题，各国政府都高度关注贸易状况，贸易摩擦也始终不断。

2017年，全球前五大经济体的货物贸易情况，中、德、日为世界排名前三的顺差国，美、英则是世界最大的两个逆差国。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曾在1816年至1930年的100多年里（仅9年为逆差）、美国则在1874年－1970年的近百年间基本保持货物贸易顺差（仅2年为逆差），但伴随着制造业占比下降，成为逆差国。据贸发会议（UNCTAD）数据，从货物贸易看，德国从1951年、中国从1994年到2017年历年均为顺差，日本从1981年到2017年，除2011年－2015年之外，历年均为顺差，而美国从1971年后除1975年外历年均为逆差，英国从1948年到2017年历年均为逆差；服务贸易则相反，1992年以来，中、德、日均为逆差，美、英均为顺差。

美国发起和多国的贸易摩擦事件，虽有多重目的，减缓贸易失衡还是主要原因之一。贸易结构是产业结构和比较优势的体现。比较五国主要行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下称“占比”）及历史变化，能观察到共性的规律和不同的特点，对中国的未来发展路径也可以提供启示。

中国主要行业占比的变化

1952年-2017年，我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第一产业占比从50.9％降至7.9％，第二产业占比从17.6％上升到40.5％，其中制造业占比自2004年开始稳定在30％左右，目前为占比最高的门类，2017年为29.3％。第三产业（服务业，含15个门类）占比从28.7％上升至51.6％。

2017年，批发和零售业占比为9.4％，是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门类。批零业占比最高的是20世纪50年代，曾达12.4％，后来波动下降，1982年占比最低点为3.2％，近十年来波动中略有上升。金融业（含保险）占比从1980年的1.9％升到1989年的6.3％，然后下降，直到2012年才超过了1989年，2005年之后从4％攀升至2015年的最高点8.4％，主要原因在于四万亿计划后非金融部门一直加杠杆，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也形成了基础货币向广义货币的传导，而且2015年还有牛市使得证券业增加值扩张的因素。2016年和2017年，金融业占比连续两年下降，2017年为7.95％。房地产业占比由1998年的4％提升到2017年的6.5％。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占比，2017年占比3.3％，比开始有此行业统计数据的2004年仅提高了0.7个百分点。

美国主要行业占比的变化

第一产业占比从1948年的8.6％下降，近十余年稳定在1％左右。制造业的占比从1953年的28.3％下降到2016年的11.7％。1895年－2009年美国制造业总产值世界第一，2010年被我国超过。虽然早在2009年奥巴马就提出了“制造业再回归”的口号（2009年制造业占比为12.0％），但从制造业占比来看政策效果没有显现。

房地产业占比从1975年的5.3％上升到2008年11.9％，2009年下降到11.5％，此后又逐年攀升，2016年达到12.1％的历史新高。金融和保险业在20世纪40年代占比仅为2％多，80年代、90年代的利率市场化、金融自由化，伴随金融保险业占比的上升，2001年达到最高点7.7％，2008年因金融危机降到6.2％，2016年恢复到7.5％。专业和商业服务，教育服务、卫生保健和社会救助业两大行业2016年占比均为8.4％。信息业占比6.1％，从过去十年看提升不算显著（2006年为5.8％），从过去20年看比较显著（1996年为3.9％）。

日本主要行业占比的变化

第一产业占比从1955年的19.9％降至2016年的1.15％，近十余年稳定在1.1％左右。制造业占比整体处于降势，但仍为各行业之首，近20年保持在20％左右。制造业增加值从1995年1.279万亿美元降到2015年的8924亿美元。但竞争力仍然很强，在2015汤森路透全球企业创新排名TOP100中，以40家位居第一，超过有35家的美国。

1955年－2016年，房地产业占比整体呈升势，2016年占比为11.36％，比1955年提高了5.81个百分点。20世纪9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使建筑业占比和房地产业占比均在1993年达到最高点（10.75％和12.25％），建筑业占比此后波动下降，2016年为5.52％，但房地产业占比基本保持稳定。金融保险业占比波动，最低点是1960年的3.53％，最高点是1989年的6.36％，2016年为4.17％。分阶段来看，1955年－1976年，日本尚未开始利率市场化，金融保险业占比在20年间仅提高了1个百分点；从1977年利率市场化开始，占比从1977年的4.88％上升到1989年的6.36％；1989年日本央行开始加息，房价大跌，银行不良贷款大幅增长，占比此后波动下降。2016年，专业、科技活动，教育、人类健康和社会工作活动占比分别为7.35％和10.7％，信息和通信业占比4.98％，过去10年保持在5％左右，过去20年有明显提高（1996年为3.61％）。

德国主要行业占比的变化

第一产业占比从1991年的1.2％下降到2016年的0.6％。德国顶住了“去工业化”浪潮，坚持高端与专业化发展，保持了制造强国地位，制造业占比近20年保持在22％左右，处于各行业之首，2016年为22.6％。

房地产业占比保持在10％左右，2016年占比为10.9％，比1993年仅提高了0.8个百分点。2016年，金融保险业占比为3.9％，较1991年还下降了0.6个百分点，为1991年以来仅次于2008年（为3.8％）的低点。金融保险业占比这26年在3.8％－5.5％间波动，2012年－2016年间还逐年下降。其主要原因是德国政府执着于财政自律和价格稳定，德国企业专注于做精做优，并不倾向于通过举债迅速做大。2016年，专业、科学、技术及行政管理服务业，公共管理、国防、教育、卫生及社会工作占比分别为11.2％和18.3％，信息和通信业占比4.90％，过去十年有一定提高（1991年为3.6％）。

英国主要行业占比的变化

第一产业占比2016年仅为0.6％，较1990年下降了0.83个百分点。自工业革命开始,制造业给英国带来了长期的经济繁荣。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受国际价值链转移和自身的经济转型，制造业开始失去优势。制造业占比从1990年的19.02％下降到2010年的9.99％。近年来，英国开始提振制造业，在2013年推出《英国工业2050战略》，制造业占比略有提高,2016年为10.13％。

2016年服务业占比高达79.23％，较1990年提高12.07个百分点。其中，金融和保险业占比为6.6％，比最高点2009年的9.35％下降了2.42个百分点，为金融危机后的最低点。房地产业占比自1990年以来整体不断提高，到2016年为13.89％，较1990年提高了7.43个百分点，成为占比最高的门类。邮政、交通、住宿和餐饮业，研究和支持活动，政府、健康和教育等行业，2016年GDP占比分别为18.4％、7.69％和17.73％。

规律和建议

经济学家克拉克1940年就发现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呈现第一、二产业占比下降，第三产业占比上升的规律，五国均符合这一规律。但五国各行业门类占比的趋势和现状还是颇有差异，反映了所处阶段和发展特点的不同。中美关注的进出口领域的不同也反映了双方产业竞争力的差异。美德日英的情况能够为我国主要行业的发展方向提供一些参考思路。

一是加大农业扶持力度，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我国是农业大国，2016年农业占比为8.86％，远高于美国（1％）、日本（1.15％）、德国（0.6％）和英国（0.6％），但还不是农业强国，与农业发达国家相比，在资源禀赋、农业生产方式、劳动力素质与职业化程度、农业科技和机械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农业生产率低。2016年，我国农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28％，美国仅为1.4％，而农业品出口金额，我国为730亿美元，美国达1350亿美元。发达国家对农业一直都采取了有力的扶持政策。未来的农业将从劳动密集走向更加资本、智力密集的现代农业。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更多资金、技术、人才流入农村和农业，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我国还将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中转移，需做好农地、户籍等相关制度改革安排。

二是坚持质量为先，强化制造业的支柱地位。2016年，中、德、日、美、英第二产业占比分别为39.8％、30.5％、29.5％、18.9％、20.2％，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制造业在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外汇储备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近20年我国制造业占比稳定在30％，分别较德国和日本的稳定水平高8个和10个百分点，而美国制造业占比2016年仅为11.7％。20世纪80年代，制造业被美国认定为“夕阳产业”，发展重点转向第三产业，占据金融、生产服务业等产业链上游，制造业成本不具优势也使得生产转向海外，但由此带来对就业、经济稳定性的不利影响，使得从奥巴马到特朗普都以“制造业再回归”为目标，英国情况类似。德、日则始终重视稳定制造业的支柱地位，其经验值得我国借鉴。我国制造业的主要问题是中低端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和比较优势下降、尚不掌握一些重要核心技术。新一轮产业变革为制造业质量升级提供了机遇，未来我国需要化解过剩产能，坚持质量为先和创新发展，建立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加强技术人才培养，提高产品质量，在重点领域创新发展。

三是完善制度建设，实现房地产业服务性转型。我国房地产业增加值占比由1952年的2.1％提高至2016年的6.5％，目前低于英（13.89％）、美（11.7％）、日（11.36％）、德（10.9％）。我国建筑业占比（6.7％）高于这四国（英、日、德、美为6.19％、5.52％、4.8％、4.3％）。我国房地产业占比和人们的直观感受不符。盛松成、宋红卫（2018年）认为由于统计内容和方法的不同，中国房地产业对GDP的贡献率被低估，测算为12％左右。由于房地产居住和投资的双重属性，房价受到居住、投资需求和货币信贷等众多因素影响，容易形成资产价格泡沫，甚至带来经济危机。我国房价上升过快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但由于房地产业对各行业的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经常成为经济波动的“熨平机”，为了服从稳增长、扩内需的需要，控房价的政策难以坚持。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房价上涨较快，泡沫破裂后经历了20多年的下降，美、英在次贷危机前房价持续上升，此后下降，2012年前后恢复性上升。德国房价指数从1980年到2008年的近30年间基本是波动下行，2008年达到最低点，是控制房价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此后由于低利率环境以及成为价格洼地，房价开始上升，但四国房地产业占比均总体在波动中呈上升趋势，在房价高涨时占比有所上升、房价下跌时占比有所下降，波动幅度远小于房价。德国房地产市场运行稳定，主要得益于稳定的货币环境、福利性服务行业的定位、多元化的住房供给体系和政府控制房价的有效措施，包括对交易和持有房产均征收较高税率、较高的按揭首付率要求、对租金的严格限制等。我国房地产业可借鉴德国经验，坚守“住”的定位，从供给方面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在货币信贷方面要予以控制，并通过房地产税调节存量市场。

四是深化金融改革，以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中国金融业占比2016年达8.35％，分别比美、英、德、日高0.85个、1.75个、4.45个和4.18个百分点。美国金融和保险业占比缓慢提升，因危机下降而后恢复上升，德、日近20年基本保持稳定，德国占比最低。中国此指标快速提高的原因，一是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实体经济严重依赖信贷扩张，二是金融体系结构以银行为主。行业增加值主要反映银证保等金融机构的税利情况，非金融机构投资者的利得并不反映在其中，因此英美这种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此指标会相对较低。2008年到2016年，中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非金融企业、居民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从141.3％上升到255.3％，是五国中上升最多的，同期德国从184.5％下降到181.3％，是五国中唯一下降的。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2016年末高达166.3％，德国仅为53.1％（美国72.3％，英国83.3％，日本101.2％）。德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近年的下降和低利率环境使得其金融业占比下滑。而资本市场发达的美国，金融危机后，在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情况下，金融和保险业占比依然有所提高。日本近十多年在低利率的环境下，杠杆率虽还在提高，金融业占比反而下降。我国股市规模为全球第二，股票市值占GDP比重低于美、英、日，仅高于德国，债市规模为全球第三，债市规模占GDP比重则为五国中最低，虽有一定发展空间，但也不能快速扩张。需要按照十九大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坚持去杠杆，才能防范化解前一阶段快速加杠杆和金融市场乱象中积累的金融风险，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

五是深化融合创新发展，发挥信息通信业支撑引领作用。从信息通信业占比来看，英、美占比最高（6.11％、6.10％），其次为日本（4.98％）和德国（4.9％），近年来我国信息通信业虽高速发展，但占比仅为2.9％。由于网络三定律，信息通信业效率不断提升、成本不断降低，本身对GDP的直接拉动作用有限，而是通过与实体经济融合，提升实体经济、生活消费的质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融合创新发展，是信息通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

六是加快服务业发展，推动经济走向更高形态。2016年，美、英、日、德、中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分别约为80％、79％、70％、69％和52％。剔除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后，美、英、德、日其他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分别约为60％、59％、54％和54％，我国仅为37％。我国需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补上短板，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和就业的吸纳作用。

从英美的发展历史看，作为全球的领导者，都从最初的制造业大国变为服务业大国、全球金融中心，从货物贸易顺差国变成逆差国，服务贸易则保持顺差，这既有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也有政策选择的影响。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货币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其他国家需要通过对其贸易顺差才能积累对其货币的储备（即“特里芬难题”）。德、日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中国在90年代后，成为新的制造业大国、出口大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美国庞大的市场。美国一是由于掌握技术创新、金融市场的主导权，向价值链高端迁移，二是曾经提倡自由贸易，希望各国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所以在开始对此有一定的容忍，但从70年代后贸易逆差严重，也和主要的顺差国日本、德国有旷日持久的摩擦斗争。和中国的贸易摩擦也可能将持续较长时期。

开放国内市场、带动其他国家的共同繁荣也是大国的一种义务和担当。英美的进口给全球带来的好处是创造了市场需求，对本国带来的好处是居民享受了更廉价的商品、降低了通胀压力，问题是加快了本国制造业的外流和失业率的上升。英国央行前行长默文·金认为“发达经济体牺牲了本国制造业的就业岗位，换来了价格低廉的消费品。”德国采取了从职业教育到税收等一系列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措施，并有意识地抑制德国马克的国际化和升值，欧洲的一体化也使得德国的出口更占优势。目前我国GDP总量已达美国的65％，很难再大规模依赖出口拉动经济。近期我国用对外开放、扩大进口的重大行动化解贸易摩擦、彰显大国责任担当。我国要坚持强化制造业的支柱地位，但也面临产能如何消化的问题。未来我国还需要继续降低对出口的依赖、更多依靠内需，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特别是以开放促改革，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作者供职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战略发展部，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