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韩笑|文 王东|编辑
在中美贸易战阴影的笼罩下,此前在年内呈现强势的人民币汇率自6月中旬以来出现了一波快速贬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6月份下跌了3.5%,这是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
其间市场不断涌现出中国有意利用人民币贬值抵消美国加征关税的负面影响,以此应对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的猜测。但是多位分析人士均表示,中国央行没有引导人民币贬值,这也不符合中方的利益,因为这可能会引发资本外流等严重影响。
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人民币的快速贬值是由美元指数走强和中美贸易战再次升级等短期因素叠加触发的,同时中国央行并没有出手干预市场。但是面对持续悲观的市场情绪,央行领导接连出面“喊话”稳定市场预期,并明确表明不会将人民币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在此之后,人民币汇率止住跌势。
在这波快速贬值释放了部分悲观市场情绪同时,市场对增长放缓的担忧也若隐若现。市场上不断出现关于去杠杆政策节奏和力度的争论,去杠杆政策过快过紧是否已伤及实体经济的争议频频出现。
实际上,政策层面已意识到市场对于去杠杆政策的争论,并已进行政策微调,如6月中旬采取降准的对冲性措施。
但是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表示,目前政策微调虽然边际上有所帮助,但调整节奏与幅度尚不足以抵消近期持续的政策收紧及强监管带来的压力。她认为,宏观政策亟须更快、更大幅度的调整,以尽快回归真正意义上的“稳健中性”取向。
快速贬值
在端午节假期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遭遇了一波出乎市场意料的快速贬值。
从6月中旬的6.40左右水平急转直下,在一周内快速跌穿6.50关口。当时有交易员对《财经》记者表示,受美国宣布对华关税清单的影响,假期回来之后,市场情绪明显转向悲观,“一周内跌了1000多点,很久没看到了”。
随后一周,人民币汇率仍没有企稳的迹象,很快失守6.60关口。在6月29日上半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官方收盘价报6.6246,不仅回吐今年以来全部涨幅,较年初的6.4967还贬值了1.97%,已从2月7日的年内峰值累计下跌了5.8%。
业界认为,美元指数不断走强和最近短期因素叠加触发了这波人民币快速贬值。4月中旬以来,美元指数已从90附近逐渐攀升至95左右,新兴市场的资金流出压力明显加大。与此同时,一些短期因素又来“雪上加霜”。6月14日中国央行未跟随美联储上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中美短端利率迅速收窄。6月15日,中美贸易战再次升级,特朗普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加征25%关税。
同时市场人士指出,面对这波快速贬值,没有看到央行出手干预市场或者通过调节中间价引导市场的操作。在此期间,中间价已接连下调,至7月3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6.6497。
面对人民币的持续走弱,部分市场人士将人民币下跌与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联系起来。市场上出现了政策层面有意引导人民币贬值以在中美贸易谈判中获得更多回旋余地的猜测。
但是,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人士均表示,中国央行没有做引导人民币贬值的操作,本轮贬值是源于市场自发动力。
新加坡华侨银行分析师谢栋铭表示,这波人民币贬值的导火索是中美贸易关系恶化,驱动力量则是企业结售汇发生了变化。由于担心人民币继续贬值,购汇需求上升,结汇明显延后,出现了自我实现式贬值。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指出,6月中旬以来的人民币贬值主要是由收盘价拉动的,政策层面并没有做调节。“今年初人民币升值比较快的时候,央行没有干预。最近由于市场的原因,汇率有所调整,央行也没有干预。”
在管涛看来,目前的政策框架下,汇率市场化意味着让市场更多地发挥作用。年初时,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秘书处表示,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价模型中的“逆周期因子”恢复中性,“这就是明确表示汇率政策中性,央行基本退出外汇市场干预”。管涛认为,汇率市场化本身没有升值或贬值的政策偏好,“还是要从市场去找原因”。
而对于引导人民币贬值是否符合中方的利益,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汪涛对《财经》记者表示“我不认为政策当局会采取引导贬值的方式来应对贸易战,这不符合中方的利益。”
她进一步解释称,汇率贬值可以部分抵消加征关税的负面作用,但是汇率作为宏观性政策肯定要慎用,一旦形成贬值预期会带来资本外流等严重影响。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也认为,放任甚至引导汇率贬值可能得不偿失。一方面中国通过贬值刺激出口的空间有限;另一方面在目前货币政策已经过快收紧的情况下,外汇流出会压制基础货币扩张,形成紧缩负反馈。
官方稳定预期
但是糟糕的市场情绪仍在持续。
在7月2日在岸官方收盘价报出近九个月新低后,7月3日早盘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CNH)一度重挫超500点,迅速跌穿6.73。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CNY)也快速跌破6.70、6.71、6.72关口,直至央行领导打破对近期快速贬值的沉默、接连出面“喊话”才止住跌势。
7月3日上午,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在出席港交所债券通周年论坛时表示,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基本面良好,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不断改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和韧性增强,中国国际收支总体平衡,外汇储备充足。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积累了充分的经验和充足的政策工具,有信心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的基本稳定。”他说道。
这是6月中旬人民币快速贬值以来,首次有央行官员就人民币汇率表态。随后市场情绪有所提振,出现短线拉升。
当天午后,央行行长易纲接受中国证券报采访时表示,近期外汇市场出现了一些波动,我们正在密切关注,这主要是受美元走强和外部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有些顺周期行为。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金融风险总体可控,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际收支稳定,跨境资本流动大体平衡。
“我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制度行之有效,必须坚持。我们将继续实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运用已有经验和充足的政策工具,发挥好宏观审慎政策的调节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易纲说。
有交易员表示,在易纲答记者问发布后,有多家中资大行抛出美元头寸,使人民币自6.70附近一路回弹至6.68左右。
7月3日当日在岸人民币官方收盘价报6.6672,结束了一天内早盘跌逾700点跌破6.72关口,后又大幅回弹的V型走势。CNH也在后来升破6.66,自早盘创下的近一年低位反弹近800点,不断收复失地。
随后在傍晚时段,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再次出面表态,以书面形式回复彭博社称,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全球化、自由贸易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通行准则,不会将人民币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近期人民币汇率出现了一些贬值,这完全是市场由于外部不确定性引起预期变化的结果,并非央行有意引导。
这是央行官员首次对央行有意引导人民币贬值以应对贸易摩擦的正面回应,也在7月6日中美正式互相加征关税前,表明不以人民币汇率作为应对工具的政策立场。
7月5日,央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也出面表态称,人民币汇率经过去年以来的调整,已进入双向波动的合理区间,经济基本面决定了其不存在大幅贬值的可能。“过去30多年里,凡是看贬人民币、抢购并较长时间持有外汇的居民和企业,最终都蒙受了较大损失。近些年里,一些国际投机者试图通过做空人民币谋取暴利,事实证明他们严重误判了形势”,他强调。业界人为,央行领导的接连表态意在中美互相加征关税前稳定汇率预期。
担忧增长
在这波快速贬值释放了部分悲观市场情绪的同时,有分析人士认为,市场对经济基本面的担忧也若隐若现。
梁红表示,去年底以来,中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双双过快收紧,引发市场对增长的担忧,并压低了对包括人民币在内的中国资产的估值。
此前5月份的经济数据接连出炉,消费、投资和出口增速都显著低于市场预期,而社会融资总额的大幅萎缩尤其令市场担忧。根据央行的数据显示,5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7608亿元,与4月相比几近“腰斩”。有分析人士认为,5月社融数据为宏观经济敲响了警钟,也对当前的监管政策提出挑战。如果社融继续维持低迷,那么前几个月中国经济所表现出的韧性将难以持续。
而与中国经济增速呈现放缓态势相对比的是,美国经济增速保持了较快增长。观察人士认为,近期中美货币政策的背离已暗示出经济走势呈现分化。
6月份美联储加息后,中国央行并未上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并在6月24日宣布再次降准50个基点。法国巴黎银行中国利率汇率策略师季天鹤当时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降准坐实了中国的货币政策会有所放松的猜测,利率趋于下行,进而对汇率造成了下行压力。
随着经济数据出现放缓势头和上市公司债券违约的接连发生,市场上不断出现关于去杠杆政策节奏和力度的争论,去杠杆政策过快过紧是否已伤及实体经济的争议频频出现。
此前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对于去杠杆政策的评论引发了很多争议。他认为,伴随着“严监管”的深入推进,宏观政策在操作中实际上转入了金融去杠杆的调整路径,并产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后果,去杠杆压力集中在民营企业和低评级融资平台爆发,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去杠杆的政策目标相偏离。
梁红认为,各项监管政策同时收紧作用下,实体经济出现了较大的“融资缺口”,使得企业现金流状况已在边际恶化。在快节奏“去杠杆”的压力下,很多企业与地方政府平台资金链过快收紧,信用债市场违约事件频发是一个征状。
根据Wind数据统计,今年以来市场已有20只债券违约,涉及大连机床、丹东港、春和集团和凯迪生态等10余家企业,涉及金额合计超过160亿元。
但是也有市场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去杠杆肯定是痛苦的,没有痛苦说明没有效果,有痛苦说明政策有作用。”他同时表示,对于加杠杆往往加在国企上、去杠杆就去到民企上的问题,只能通过国内金融市场的改革来解决,而不能认为是去杠杆政策的问题。
汪涛则对《财经》记者表示,去杠杆本身确实会对经济有一定影响,不可能同时实现去杠杆又实现经济增长不放缓这样完美的情况,所以政策层面要在去杠杆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所权衡。
面对市场对去杠杆政策的争论,监管部门近期也在释放稳定市场的信号。6月27日召开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指出,金融风险防控成效初显,要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把握好结构性去杠杆的力度和节奏。
市场人士也指出,宏观政策确实已出现微调。在管涛看来,6月央行的降准就属于适应性的货币政策。今年“严监管”持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可以缓解流动性紧缩的压力。但是他强调,这不代表央行转变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立场。
汪涛也认为,在外汇占款保持平稳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基础货币稳定增长,降准是一个对冲性的操作,可以中和去杠杆带来的紧缩作用,保持流动性稳定。
但是梁红表示,目前政策微调虽然边际上有所帮助,但调整节奏与幅度尚不足以抵消近期持续的政策收紧及强监管带来的压力。她认为,宏观政策亟须更快、更大幅度的调整,以尽快回归真正意义上的“稳健中性”取向。因此,央行有必要及时进一步降准、并加大降准幅度。
梁红对《财经》记者强调,紧货币并不能达到降杠杆的长期目标。中国高杠杆率问题的关键在于结构性的失衡,即高速发展的实体经济与发育不良的金融体系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有必要通过进一步改革国内股票市场以加大股权融资比例、进行财税体制改革、继续稳步推进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等方式来避免杠杆率再度过快上升,同时推动经济增长和效率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