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对现有大多数中美贸易战的文章观点存疑。什么政治制度发展模式之争、修昔底德陷阱、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博弈等等，无非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等早年经典著作观点的重复推演，是宿命，是大而不当且自我实现的“真理”，无助于我们观察即期国际政治风云的诡谲变幻。“从长期看，我们都将死去”；从长期看，中美必将摊牌——这样的判断对短期没有意义。
经贸关系急转直下应有特殊导火索
我问一个显而易见、但被刻意忽略的问题：去年4月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面，11月特朗普总统访华，中美关系一直在正常轨道上运行，“夫妻论”“一千个理由”是主流论调。难道那时双方就没有意识到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博弈？难道那时就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为何那时，老大和老二可以彼此忍耐，而后短短两个多月，就决定在贸易领域摊牌？
按照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的说法，去年两国元首就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达成两点共识：一是显著减少双边逆差，二是增加双边贸易总额。这意味着当时确定的平衡双边贸易之路径，是中国扩大从美国进口，同时美国不抑制中国的对美出口。
为何这一理性可行的共识数月后被轻易抛弃？特朗普团队中某些人的对华遏制思想固然是一以贯之，但总统在特殊时间点采纳这些建议一定有触发因素。你不能说总统本人的个性使然——如果反复无常，理论上几个月后，他有可能重新回到合作的轨道上。
夫妻貌合神离多年，但彼此一直忍耐、相安无事；有一天，一方突然提出离婚，背后一定有特殊导火索。
导火索可能来自贸易领域之外。经贸关系、更确切说货物贸易关系，只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于是否重要到发挥“压舱石”的作用，笔者看都未必。在核心地缘政治利益面前，贸易利益只是小事。
今年上半年，特朗普总统致力于以戏剧化的方式处理朝核问题。中国在半岛无核化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但如果有人想绕过中国独美，单方面主导半岛事务，恐怕不符合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注意到金正恩委员长执政多年一直未来华访问，但却在今年上半年接二连三造访。
我们还注意到美方两次在是否加征关税问题上反悔，都伴随着朝美接近过程中的波折。加征关税决策与朝美关系的变化，至少在时间序列上存在密切相关关系。当然，以上观察并无实证。
市场将有效吸纳关税落地的冲击
用关税武器擂击中美这样规模的经济体，如同拳头砸在棉花上。美国经济处于多年罕见的繁荣期，中国经济增速也还显著高于实现“十三五”目标所需的水平，双方都确信自身能够经受现有加征关税政策的冲击。
关税冲击的实际影响如同抛石头入池塘，激起浪花很快会落下形成涟漪，涟漪会扩散，而后不久会被池塘消纳吸收。
扛过下半年，太阳明年照常升起，参照2009年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商用轮胎输美加征25%、30%、35%关税的案例，其效应将经历三个阶段：一是宣布加征关税后，贸易商会选择提前出口避免损失。如，今年5月，500亿美元篮子商品出口增速比其他商品高出3个百分点，6月中美逆差达到289.7亿美元，为历史峰值。二是关税实际落地后，出口量短期内大幅萎缩，乃至腰斩。三是此后大约经历两年的时间，通过微观主体贸易行为的调整，市场会完全吸纳加征关税的影响。
500亿美元25%关税落地，还有2000亿美元加征关税在途，企业仍有可能提前出货，推高七八月间的中国对美出口。
因此，美方政策设计者必须认真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加征关税后，逆差短期可能不会快速缩小，甚至个别月份反而进一步扩大。如果这一现象出现，总统将做何选择？进一步扩大加征关税商品范围？进一步提高税率？鉴于中方没有就2000亿美元10%关税提出报复清单，恐怕美方的决策不好太过决绝。
（图/AFP）
产业层面遏制中国的企图南辕北辙
至于美方那些旨在产业发展层面压制中国的政策清单，我只能说，美方政策设计者对中国的无知和恐惧，胜过傲慢与偏见。减少产业政策的干扰、降低国有部门影响力，只会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 关于产业政策。中国国内各级各类产业政策规划汗牛充栋，理论界对此有激烈争论（如不久前的林张之争）。有大量严谨规范的实证研究证明中国产业政策的无效性。内行人都知道中国的产业政策规划是怎么回事。这些规划多数时候是在描绘一种理想化的愿景，是地方、部门竞争行业发展主导权，争取财政资源的工具（极端的说法是“规划规划，墙上挂挂”）。
近年来，中国重大产业政策的失败，某些被认为是突出成就项目背后惊人的损失及浪费，是公开的秘密。试问，BAT、华为等，哪个是产业政策的产物？多年前的煤制油气、近年的光伏面板及太阳能发电、近期的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政策，都非常值得商榷。
●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国有企业一直是中国国内改革的关键对象。美方指责中国国有企业在政府指导下通过非正常手段占据市场份额；中国人自己则担心这些企业过多占用社会资源，导致整个经济体运行效率下降。美方指责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扩张、并购全世界；中国人自己则担心大规模资本外流，海外并购普遍陷入严重亏损。美方指责中国国有企业滥用财政补贴、预算软约束，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中国人自己则担心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杠杆率。
中国过往几十年的成功，是市场化的成功，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胜利。与美国正面竞争的，是十几亿渴望富裕生活的勤劳人民，他们凭借的是人均GDP五分之一于美国的后发优势，以及即将消失的人口红利。美方一些人若老成谋国、足够阴险，应该怂恿而不是呼吁遏制中国国有部门进一步膨胀；鼓励而不是呼吁减少中国在前景不明的技术领域通过产业政策开展新的冒险。
平衡国内利益政府要承担代价
套用美元“嚣张特权”的逻辑：“美国的逆差，中国的问题”。巨额逆差国作为大买家，拥有发动贸易战的绝对权力。乙方对甲方没道理好讲，没实力对抗。
应对贸易战首先政治上要成熟。生意就是生意，无关国运。中华民族哪就那么脆弱？500亿美元加征关税就陷入最危险的时刻？在操作中，不要说那些自己都不甚相信的话，少去做那些明知没有多少效果的事。以中国的实力捍卫不了全球多边体制，多边体制在中美对抗中帮不了什么忙，某些区域性体制甚至等着从中渔利。不要把自由贸易挂在嘴边，如果你真相信自由贸易，就应该像张五常先生说的那样，无论对方做什么，你都降低关税。市场开放也是如此，一来事到临头仓促开放，政治上显得露怯；二来和美国摊牌，你打算向谁开放呢？
要多从收入分配角度考虑问题。贸易战中的“以牙还牙”策略理论基础是博弈论，它并不考虑福利影响及收入分配。关税政策是公共政策，收入分配影响显著，政府应优先考虑承担相应代价，平衡国内利益。
由于中国独特的税制，显著降低增值税率应是政策首选。出口方面，降低增值税率能够帮助企业降低成本，通过价格调整，部分抵消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进口方面，中国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是关税的3倍到4倍，降低增值税率可以帮助企业有效缓解我方实施报复性关税的影响。鉴于增值税是国内政策，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曾提出“三挡变两档改革”，实施此类降税也顺理成章。此外，真心诚意，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向中产阶级实质性让步，也应是政策内容。
宏观上，经济增长所受冲击能够承受；微观上，各部门各阶层利益得到照顾，对外政策会获得公众更多理解和支持。
勿在货币金融领域搞出新的变数
逆差国发动贸易战的绝对权力背后，对应的是美元嚣张的特权。长期看，如果美国没有逆差，中国人拿不到美元，对中国并无损害。但在短期，中国经济金融摆脱不了对美元体制的依赖。眼下要尽力将争端局限在货物贸易领域，不要轻易扩散到货币金融方面，尤其勿将贬值作为对冲关税的工具。
● 美方尚没有拿汇率说事。今年4月，中美贸易纷争激烈之时，美国财政部没有指认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特朗普总统当选至今，没有就汇率问题单独发表观点。这种情况下，中方不宜跨界搞出新的变数。
● 要考虑对进口部门的影响。贬值可以部分对冲加征关税的影响。但中方随后会对自美国进口商品采取报复措施。进口关税上升叠加人民币贬值，双重影响将加大国内进口部门的压力。政府须权衡贬值对进口和出口部门相反的收入分配效应。
● 不宜将双边争端扩大到多边。汇率是总量工具，双边关税是结构性工具。中美加征关税的短期静态影响仅局限在双边范围。而一旦人民币贬值，其影响将涉及中国所有贸易伙伴国。虽然我们并不指望同其他与美国贸易战的国家建立统一战线，但也不能先行贬值损害其他国家贸易利益。
● 货币金融冲击超出管理范围。对国内金融的脆弱性要有足够估计。汇股双杀可能引起极大恐慌。动用汇率工具后，距离抛售美国国债就一步之遥。那将导致美国国债利率迅速上行，中美利差加快缩小，反过来形成更大贬值压力。抛出美债后，中国外汇储备将被动购买新的非美元资产，导致非美元资产价格上升，引发全球资产价格重估。以上影响超出中国的管理范围。
非核心利益领域的交涉可有更大弹性
回顾美国卷入世界事务、与其他大国对抗的历史，它需要强有力政治团队的领导，需要纲领性文件的指引，需要全面的政治动员凝聚共识，需要其他大国的挑衅作为导火索。以上条件美国本届政府都不具备。
当前中美关系并不比上世纪90年代紧张。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意识形态色彩大为淡化，对方没有表现出颠覆中国政权的企图；军事领域的对抗更不是1996年台海、1999年炸馆、2000年撞机可比。“美国优先”利字当头，是本能，不能在宏大历史叙事中凝聚人心；利益不是旗帜，不能感召其他国家共同参与构建新的铁幕。
本着丛林原则竞争国家利益虽然残酷，但问题也会简化，只要求决策者对自己的核心与非核心利益有着清晰的判别、明确的取舍。下半年特朗普总统外交政策的重点应该是中东，而中国的核心利益大概覆盖不到这一区域。围绕伊核美国新的禁运威胁，各经济体反应激烈；距离11月4日美方划定的时限，缓和还是进一步对抗，各方都有重新选择的机会。
如果特朗普总统善变且精于交易的艺术，那么他不会执拗于在左侧交易。我相信未来没有宿命，相信大国政治博弈的丰富多彩，相信搞好中美关系还有第1001个理由。
（作者为东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