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琦/文

面对稳中有变的国内外局势，做大内部回旋空间，把发展重点放在拉动内需上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在不能进行大水漫灌型投资和出口持续承压的双重制约下，拉动内需主要靠拉动消费，也已成为各界共识。7月份的统计数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消费增速虽有所下滑，但在拉动经济增长中依然发挥着巨大作用。

对于如何进一步拉动消费，人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其中老生常谈的有提高人民群众收入，提升包括社会保险在内的福利体系建设水平等等。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各级政府长期投入对象，但对于拉动当期消费，总让人有远水不解近渴之感。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总体而言并不缺乏消费能力，中国居民在海外一掷千金的豪气和各种海外购的勃兴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尽可能把富人的消费留在国内，能否尽快提升普通人的消费，而当前重中之重则是如何留住富人的钱，既要留住他们的消费，又要留住他们的投资。

这里的富人泛指消费能力强、消费意愿畅旺且有相当投资能力的人群。富裕阶层的出现和城镇化应该是改革开放40年来所形成的最大红利。如果不能善待和善用此一阶层的财富，等于坐视红利流失，会造成国民整体利益的巨大损失。反之，如果既能留住富人的消费，又能留住富人的投资，则无论是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还是中国社会的共同富裕和可持续发展，都能更好地实现。

富人消费的风向标应成为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方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经济泡沫人们陷入了鸡生蛋蛋生鸡式互相指责模式中，实体部门抱怨金融部门脱实向虚，金融部门抱怨实体部门回报太低，双方各执一端，各有各的道理。

实体部门回报率低下确实是客观事实，这其中有基础设施建设挤占大量资金且回报周期长的结构性原因，也有长期以外需为主的制造业升级乏力，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客观因素。除了切实降低企业税费之外，应继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大幅降低高端消费品关税，通过来自国际市场高端制造业的竞争来提升中国制造业水平，以使其更好满足较富裕阶层消费升级的需求，进而提升其盈利水平和制造业整体回报率。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证明此一路径的有效性。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除了有形产品之外，人们对优质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旺盛，这在科教文卫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富裕阶层送子女出国读书、到国外就医等更是成为潮流。与其指责他们盲目崇拜“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不如切实提升我们在科教文卫领域的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通过满足其对优质服务的需求来留住他们的消费。

国家一方面应加大对医疗教育领域的投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水平升级的需求；另一方面面向富裕阶层的特色需求则应主要靠市场来满足。这就需要大力放开相关领域投资准入，当然与此同时配套的监管能力和水平也需大力提升。如此一来，既能通过科教文卫领域供给质量的提升留住富裕阶层的消费，又能通过这些领域的放开留住他们的投资，而来自富裕阶层的消费和投资本身又会为这些行业的就业、税收等提供支撑，可谓一举多得。

相对于教育医疗卫生方面的消费流失，去外国买房置地乃至养老，对于中国整体财富红利的损耗显然更大。中国不乏青山绿水，很多人也有着挥之不去的乡愁，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如何把广大乡村改造成宜居的养生养老之地，如何让富裕阶层更多把养老花费投向内地和基层，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如果操作得宜，对于城乡资源双向对流，打破城乡二元发展结构，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乡村振兴，财富再分配和精准扶贫等等，都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无疑离不开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积极有序的推进，非常之时需行非常之事，为尽快拉动消费，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步子应该再大一点，行动应该再快一点。

近期理财产品市场的乱象，也从侧面表明富裕阶层资产保值增值的巨大需求未能得到充分满足，归根到底是供给出现问题，说明我们金融市场无论是市场深度和产品的丰富度都存在欠缺。这也解释了富裕阶层为何要绕过种种监管去实现资产的全球配置。对于这种需求靠堵是堵不住的，只有通过积极稳妥的开放来加以适当满足，让他们的资金出得去回得来，才能真正留住富裕阶层的身和心。

总之，一个能让富人安心和安身，并能满足其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的社会，才能更好带动全体居民的福利增长，才能更快实现和谐共富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