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辛颖 王丽娜/文 王小/编辑
在中国的生育大军里，新添了一群人，她们的身体在走下坡路，生育意愿却分外强烈。已错过最佳受孕年龄的她们，在和生育时钟赛跑，急切地想尽各种招数，只为养一个宝宝。
同发达国家一样，中国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近两年在不断推迟，高龄孕产妇直线上升，尤其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生育压力得以释放。
(中国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近两年在不断推迟，高龄孕产妇直线上升，尤其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生育压力得以释放。 图 / 视觉中国)
在北京市床位数最高的妇产科专科医院——北京妇产医院，2016年迎来近1.5万个婴儿，其中，“大约4000多例的产妇年龄在35岁以上，400多例产妇超过40岁，还有四五十例产妇超过45岁。2017年，高龄产妇又增加43%，其中40岁到44岁的产妇增加约70%。”该院产科医生宋伟告诉《财经》记者。
高龄孕产拉升了高危比值。2016年数据显示，大约四个孕妇中就有一个是高危产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形势更严峻，2016年北京高危产妇比重达62.8%。
年龄，是一道生育的闸门，这道闸在下坠的不可逆中加速。女性卵巢功能在35岁之后极速老化，就像树枝突然折断垮掉一样，医学界将35岁之后生育力下降的情况称为“折棍现象”。临床上把35岁及以上妊娠的产妇，皆归为高龄产妇。
决定加入高龄生育潮时，王楠的想法是“赶紧生”。2016年，中国推行近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转向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她和丈夫想再生一个孩子。35岁的她，没有过多纠结再养育一个孩子的负担，“关键是趁着还算相对年轻赶紧生”。
数据显示，全国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9000万左右家庭中，60%的女方年龄在35岁以上，50%在40岁以上。
高龄怀孕不易，即便成功，并发症、胎儿畸形、分娩困难等风险也会更高。因此，即使备孕期间没有异常，医院也会将她们直接纳入高危产妇管理。
原国家卫计委自2017年开始对高危孕产妇按颜色标记风险， 40岁以上的高龄产妇则直接纳入意味着高风险的红色区。
即便如此，那些想抓住生育最后机会的70后，以及想要生个老二的80后，仍然奋勇直前。她们有的四处求药、紧张备孕，有的求助于现代医学辅助生殖技术，有的甚至不惜游走法外之地，踩在“灰线”上祈子。
不顾一切求子
为了生孩子，在35岁时王慧辞职了，一门心思做试管婴儿。她先后5次取卵、3次移植胚胎，换了两家医院都无果。
“第三次做移植的时候，连医生都掉眼泪了，她真心希望我成功。”王慧第一次在医院的楼道里哭得稀里哗啦。
穿梭于各大医院生殖中心就诊的人群中，新增加的主力是70后、80后。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曾介绍，中国年均完成70万例辅助生殖技术。
以70后为主，她们在独生子女政策时不能生，二孩放开后很着急。“从医学上认为生育机会不多，她们自己也相信有困难，但又特别迫切想去做治疗。” 北医三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刘平向《财经》记者介绍。
这样的热度催化了辅助生殖市场的迅速发展。2007年原卫生部曾将辅助生殖技术行政审批权下放到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辅助生殖机构从2007年的95家突增至2012年末的356家。截至2016年，全国获得执照的辅助生殖机构增至451家。
然而，女性年龄太大，即便是利用辅助生殖技术成功率也不高。
依据历年来的数据，刘平认为，还有辅助生殖治疗价值的年龄上限是43岁，43岁还可能有一些成功，但高于44岁成功率会很低。
所有的影响因素中，永远不变的是女性的年龄。输卵管不通、弱精症都可以通过治疗手段克服。唯有年龄带来的折损，不可逆转。
王慧曾经设想过，用试管技术如果还是失败，“最后一步打算就是借卵。在生孩子这个事情上，很多人一定是在不断退让”。
不少高龄产妇，对人工辅助技术心存戒备，先是自然怀孕拖一段时间，万般无奈才求助于科技手段，当一次次失败之后，一些人甚至会“借卵”或者借腹生子。
按原卫生部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卵子、精子，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换言之，只可接受赠卵。
获得赠卵十分不易。因为按相关规定，一次取成熟卵子20个以上，自留15个，其余方可馈赠。“工作这么多年，从没有见过一个患者选择等待赠卵。”北京宝岛妇产医院生殖中心首席专家左文莉对《财经》记者说。
捐卵的人罕见，更何况一次促排获卵数超过20个的妇女中，多数都是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而此类患者的卵子质量普遍较差，且该疾病有遗传倾向，也会被禁止赠卵。
刘平说，如果确实遇到排卵多于20个，“我们会稍微提示她一下，如果你愿意可以捐出来，当然这完全基于自愿”。现实中，自愿捐卵的案例凤毛麟角。
有需求者会转向黑市。“爱心捐卵” “代孕供卵”这类小广告，在生殖医院的地上、卫生间的门、墙上，随处散落。
一位不愿具名的生殖机构业内人士向《财经》记者介绍，建立一个辅助生殖的无菌操作实验室，大约要400万元。而做辅助生殖的市场价从7万至40万元不等，因此对于地下的试管婴儿机构，回收成本很容易。
不少高龄女性在生育之路上存有执念，抱定生养一个孩子的决心。由于辅助生殖的成功率因个人体质而异，年龄越大，成功率越低，她们不惜铤而走险寻求“法外”之地的可能机会。
为这些地下产业链操刀的医生，往往都来自公立医院。吴芳在公立医院试管失败后，几番打听找到上海当地的一家地下辅助生殖机构，“第一次去被蒙着眼睛接到上海郊区，所谓的生殖中心就在一幢别墅内，确定是真的患者之后才能见到医生，操刀的就是公立医院医生。”
冻卵、借卵、代孕，在中国皆处于法律不禁、政府不允的灰色状态。在法律上留有“真空”， 因此，对这一类行为的处罚法律依据不足，无法针对不同主体实现规制，对非医疗机构实施代孕也没有规定任何处罚措施。
37岁的杨乐，离异，没有孩子。“我怕等不及找到下一个合适的人，我想冻卵。”她告诉《财经》记者，一度产生“贿赂”生殖科医生的念头。
目前国内的医疗机构不能开展这一项目，国外冻卵的综合成本又太高。刘平以其业内资深者的观察评价，“国内的冻卵技术也就是近四五年开始发展，现在也只是相对成熟。由于一次也不能冻很多卵，解冻之后的试管婴儿成功率也可能受到影响。”
王慧在国内医院尝试三年之后，38岁时，决定再去日本一试，她仔细筛选医院，甚至研究各医院院长的研究方向。一年多里她前前后后去日本11次。
漫漫试管路上，王慧备受希望与失望交替折磨，最煎熬的不是一次次的抽血、做B超、打针、取卵，而是“像等待一次次宣判，宣判你的卵好不好、能不能用、能不能配成胚胎、胚胎是什么级别的、最后能不能移植”。
不惑之年，仍在求子，王慧焦虑之下开始服用安眠药。在得知自己怀孕后，“反而出奇地平静，经历了太多失败、沮丧，这一天真的来到，我已经筋疲力尽”。
在备孕八年、试管六年之后，41岁时王慧终于如愿。
顶风怀孕
一旦成功怀孕，意味着下一场搏斗开场。
高龄妈妈们从生殖科转战到妇产科，和普通的孕产妇一样月月产检。医生们遇到她们，会格外留心，因为她们孕期出现各种并发症几率高。
2018年6月，67岁的张枫赴台湾通过试管婴儿手术成功怀上了双胞胎，成为中国最高龄产妇。回到北京的张枫，首先要找到一家医院建立医疗档案，才能按时产检。然而，张枫在一家二级医院做检查时，被发现患有妊娠期高血压，由于风险较高，迟迟未能建档。
别说近70岁，就是30多岁的孕妇患上妊娠高血压，也十分凶险。
妊娠高血压是产科医生重点观察的病症之一。在孕20周之前发现的高血压，一般是孕妇既有慢性高血压的合并症；在孕20周之后发现的高血压，则是由于妊娠引起的高血压并发症。
妊娠高血压提升了孕妇孕期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高龄初产妇的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发病率约为年轻初产妇的5倍，可能会发生脑出血、心脏骤停等，胎儿也会生长受限，出现胎盘早剥等，严重时或危及母子生命。
产科专家会诊和分析后，决定安排张枫到北医三院进一步检查和诊断治疗。为了严格控制风险，各地都出台了高危孕产妇的转诊、急救制度。当出现一定高危指标时，强制转到指定的上级医院。北京市规定一般高危孕妇应在辖区二级及以上助产机构建档、分娩；严重高危孕妇应在区级抢救指定医院或三级助产机构。
张枫在北医三院接受检查后，北医三院专家组通过讨论，认为其情况不宜妊娠，建议其住院终止妊娠。
但是，张枫坚决拒绝。四年前，因为一场车祸，张枫失去了独子，领养孩子的计划也未能成行。高龄生子的风险，她很清楚，她决定为生孩子承担一切后果。
对于高龄产妇来说，即使愿意承担生产时的各种风险，自然流产的几率也在增加。
而且高龄产妇的卵巢功能衰退，意味着老化的卵细胞。同样的，男性的精子质量一般在40岁之后也明显衰退，随之而来的便是胎儿出现染色体异常的几率更大。
年龄每增加一岁，卵子在形成过程当中，就会产生很多异常，这种异常不是遗传的，是新发生的，会导致胚胎异常。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副院长林戈告诉《财经》记者：“我们统计过，45岁以上的，会有70%的胚胎是异常的，35岁以下可能就是平均15%－20%。”
在张枫和医院博弈时，北京市卫计委曾向各医院发出关于高危孕产妇管理的通知，生育委员会老年与妇幼健康服务处处长郗淑艳公开表示，“我们印发了有关高危孕产妇管理的相应通知，主要是针对全市的高危孕产妇，而且含高龄，这对全市的孕产妇来说都是一个更好的服务保障工作，并不是针对某一个案。”
张枫因罕见地高龄怀孕，被关注。近年来，高龄产子尤其是超高龄案已发生多次，其实，已超出单纯的医学问题，而成为社会问题。
在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医疗律师艾清看来，根据民法总则及《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法无禁止即权利，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最新的民法总则第110条规定，任何年满18周岁的公民，没有上限，都享有生命权和身体权，生育权毋庸置疑，包含在身体权和生命权里面。
几经辗转，张枫最终在一家妇产医院建立医疗档案，正常情况下后续产检治疗及生产将在该院进行。
定期产检，在产妇看来像是例行公事。“其实每一次产检，在医生脑子里都是鉴别诊断的过程。”宋伟说。
所有的临床资料、数据、风险在医生脑子里迅速过一遍，作出鉴别。这个过程是之前数百年经验和对疾病认知的积累。
在接诊高龄产妇时，医生对其生命体征和症状的监测更严密。很多时候，医生还不能把所有风险都告诉孕产妇。比如高龄产妇患有高血压，遇到重视孕期控制、有一定知识文化水平的产妇，医生稍加提醒即可。
如果产妇不重视，“我们就要说得多一些，又不至于引起她精神紧张。不能告诉她你有高血压了会有这样那样的病。她会非常担心害怕。”宋伟的同事马莹，对高龄产妇增多给妇产科医生带来的压力深有感触。
马莹说，一旦遇到高龄产妇，尤其是38岁以上的孕妇做产前检查，“我们就会想，这个人我们要多关注。同一个病人，你要反复诊断检查”。
随着高龄产妇增多，产检医院分外重视。在北京海淀区妇幼保健院，高龄产妇会有专人管理。北京海淀区保健院院长彭振耀介绍，在人手紧张的情况下，仍然安排两人跟踪她们的产检，如果发现产妇没有来，一定会及时提醒联络。
一位不愿具名的产科医生告诉《财经》记者，“生殖科医生和产科医生有时立场不太相同。生殖科医生是利用科技弥补自然人体的不足，产科医生当然会尽力保住孩子，但更觉得这个事要顺其自然。”
生孩最后一关
如果产期临近，高龄孕妇的最后关口就到了。
37岁的文婧，好不容易怀上二胎，却被发现是瘢痕妊娠。患瘢痕妊娠的产妇，犹如在身上携带了一颗不定时“炸弹”，让产科医生十分紧张。
瘢痕妊娠，会导致子宫破裂。2016 年全国孕产妇前三位死因顺位为产科出血、羊水栓塞和心脏疾病。而在导致产后出血的原因中，子宫破裂占比很高。
和文婧一样的二胎孕妇在增加。当孕妇在生一胎时，很多选择了剖宫产，手术会留下隐患。这类孕妇再怀孕后，潜在的一大风险就是当二胎孕囊着床在一胎剖宫产的疤痕处，即瘢痕妊娠。
为了时刻提示医护人员留意，文婧的病房门上，有一个标签标注了瘢痕妊娠。孕期38周时，文婧有一些流血的迹象。考虑到瘢痕子宫孕晚期破裂的风险，医生让她提前两周就住院观察。
一旦瘢痕子宫破裂，胎儿就可能窒息死亡，甚至可能滑到腹腔中，产妇也必然面临腹腔大出血，危及生命。
2000年至2016年间，子宫破裂导致产后出血死亡概率最高的年份是2014年和2016年，达到15.2％、15.9%，分别是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而这一数据在2014年前从未超过14%。
随着胎儿发育，如果并发胎盘前置，瘢痕妊娠极有可能发展成产科医生面对的最凶险的一种生产情况——凶险性前置胎盘植入。
胎盘的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与子宫壁紧紧黏在了一起，更甚者长到了子宫的肌肉层里，或穿透子宫壁，把相邻的脏器如膀胱也黏上了。
这类产妇的胎盘无法像正常情况一样，在分娩的过程中从子宫壁自行剥离，而人工剥离又会损伤子宫肌层，出现难以控制的产后出血。
数据显示，胎盘植入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为60%，最常见的是毗邻脏器损伤。胎盘植入所致的孕产妇死亡占总数的7%。
二孩政策放开后，原本不必考虑的风险出现了，尤其是对于距离一胎已经十几年的高龄产妇而言。
35岁以上的产妇，剖宫产疤痕的愈合情况和子宫的延展性都不如预期。一般来讲，剖宫产手术后2年－3年，子宫瘢痕肌肉化的程度达到最佳，对再次生育影响最小。之后瘢痕会慢慢退化，术后5年以上，子宫上的瘢痕基本不再具肌肉特性，生育风险随之增加。
等在二孩政策门外的产妇，不少剖宫产间隔都在5年以上，甚至达到10多年。随之而来的是，子宫破裂导致的产后出血比例增加。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妇产科John C. Hobbins博士在其《产科超声：实践中的艺术》一书中指出，曾经有过剖宫产历史的高龄产妇，如果目前子宫内有疤痕，且前置胎盘恰好盖在疤痕上，其出现植入性胎盘的几率为40%。
剖宫产手术自上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快速普及，至2014年达到34.9%，高出世界卫生组织（WHO）设定的警戒线15%两倍之多。数据显示，在2008年－2014年间，中国剖宫产率年均升高约1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WHO指出中国的剖宫产中有11.7%没有明确的手术指征。这部分产妇并不真的需要剖宫产，很多是因为难忍分娩时的疼痛。无痛分娩技术已成熟，但在国内发展一直较为缓慢。据公开资料显示，在欧美国家，无痛分娩比例高达80%以上，而在中国目前还不到10%。
国内紧张的医患关系和医疗纠纷的压力，也不利于提升自然分娩的比例。有论文指出，82.7%的医务人员认为家属的意愿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更多的医生倾向于听取家属意见。
剖宫产的刀口通常选择在子宫前壁的中下部横切，前置胎盘植入则可能覆盖住宫口，因而不能再顺产，也覆盖了第二次剖宫产可选的刀口位置。胎盘和子宫长在一起，这意味着切开子宫的一瞬间，同时破坏了产妇的子宫，以及胎盘中连通母子的大量血管，鲜血会瞬间涌出。
“打开子宫后，迅速吸净羊水。必须要在10秒－15秒之间，用手娩出孩子。”宋伟已经为这类手术做了充分的准备，一胎剖宫产的高龄产妇凶险性前置胎盘植入，就会有一个团队介入。
对这样的手术，北京妇产医院已经有了稳定的多学科医疗团队模式。一个普通的剖宫产手术，通常只需要6名医护人员。而这样复杂的情况，手术可能需要一个20多人的团队。
宋伟介绍，上台的产科医生至少3位，科室主任要到场。麻醉医生3人，其中至少需要1名－2名资深的。手术室护士5人－6人，护士长必须在场。
一般高龄产妇可能会有子宫肌瘤等问题，妇科或肿瘤科的主任级别医师也会前来协助。
如果胎盘植入侵入膀胱，还要从外院请一位泌尿科专家。此外还有，专门控制止血球囊、输血、记录抢救、随时对外联系和参观学习的医生。
上手术台前的麻醉、输血管植入等准备工作，就要两三个小时。手术一般会持续两个小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止血。如果不保子宫会容易一些，“保留子宫的难度会更大。”宋伟说，娩出孩子后，此前定位在腹主动脉内的球囊会打开，充盈主动脉，暂时止血。
这时宋伟会有15分钟的时间判断，下一步该如何做。主动脉止血时间如果过长，会导致腹部以下的器官坏死，“产检中可以通过B超等检测判断胎盘植入的大致情况，但每个人实际出血位置和出血量不同，都要边处理边决定”。
一位体重60公斤－70公斤的孕妇，体内血量在4000毫升-5000毫升，而这样凶险的手术失血量至少在4000毫升-6000毫升，相当于全周身换血。
中国在试图降低剖宫产率，尤其是非医学指征的剖宫产。2014年，中华医学会推出了《新产程标准及处理的专家共识》，减少人为对产程的干预，促进自然分娩，降低剖宫产率。
2006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与美国妇产科协会（ACOG）针对无指征剖宫产提出了处理原则：应该个体化并符合伦理原则，妊娠39周前，除非有胎儿肺成热的证据，否则不应施行剖宫产；同时，分娩机构应该为所有的分娩女性提供有效的疼痛管理，疼痛不应成为选择剖宫产的原因，需要生育多个子女的母亲不提倡剖宫产。
国家统计局抽样数据显示，在单独二孩政策放开之后，2015年高龄产妇比例由2014年的8.3%增加到12.4%。其中，二孩及以上产妇中，高龄产妇占比升至18.7%。
在和医生沟通之后，文婧最终确定再次进行剖宫产手术，顺利产下一名男婴。在她曾战斗过的生殖科，一支备孕大军按照她的流程单，还在小心翼翼地走着。
移植的过程像流水线——体检、促排、取卵、移植。成熟的操作体系维持着各医院生殖科的有序运转，排队等候的人群在各自的流水线上缓慢移动。
焦虑、喜悦、失望、悲伤等情绪充斥其中，似乎没什么能阻挡这一群人做母亲的愿望。
成为母亲的机会是有限的，医疗水平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延长这个周期、提高几率，并尽可能地降低风险。在更多女性选择高龄产子的同时，也需要自身更加理性的考量和社会更多的体谅。
（本文所涉及的生育求助者皆为化名，习楠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