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是中国长期的基本国策。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困境中摸索，到如今的积极主动，中国不断提升着对外开放层次，为世界带来红利。在对外开放的历程中有一个重要转折点：上世纪70年代末，在中央领导集体的努力探索下，国门重开，让对外开放重新破冰起航。而这一切，要从“十年浩劫”的尾声谈起。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在极左思潮下走向自我封闭，渐渐关上国门。那时，学生们的英语课本中，写的不是西方国家的风俗、文化，而是诸如“U.S. imperialism is a paper tiger”类的口号。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即将迎来思想上的新解放，人们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期待着美好未来。然而，那时的中国人只能穿用布票换布做的衣裳，满街的蓝、黑、灰、绿，城里人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3.6平方米，这甚至低于1952年的人均4.5平方米。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第三次复出。这位伟人将科学技术看作四个现代化中最关键一环，也因此，他自告奋勇地承担起科技和教育工作。早年的留学经历以及近些年的出访活动让他不愿故步自封。两个月前，在邓小平与方毅、李昌的一次谈话中，他说到：“中国在清朝时搞闭关自守，‘四人帮’也是搞闭关自守，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
（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在美国华盛顿白宫与美国总统卡特签订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 图/新华）
然而，面对开放问题，这位伟人以及其他许多的中央领导不敢有半分放松。那时，党内政治气氛仍然紧张，对于过去的诸多问题以及现阶段如何实行政策仍未达成共识。但很多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问题已然比某些事情更为迫切。
十年过去，经济上已欠了太多债，离人们期待的目标愈来愈远，甚至有领导人将其形容为到了“崩溃边缘”。人们急于在迷雾中寻找出路。
一、科技代表团走出国门
十年“文革”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进程。虽然当下的主流观点认为这十年里中国经济有显著增长（有资料显示年均增长6.8％），称不上是到了“崩溃边缘”，但住房、城镇人口就业、农民温饱等诸多民生问题的长期存在也早已让这个刚刚爬出动乱的大国陷入经济困局。
1977年的中国，职工工资几乎20年未上涨，“三转一响”对许多城里人只能算是梦想，不少农村仍未通电，甚至“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而隔海相望的日本，早已不再是战后一片废墟的景象，经历了多个“景气”，已于九年前超过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汽车、彩电和空调已在诸多城市普及。中国已被许多对手甩在了后面，逐步与世界经济发展脱节。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虽然国家领导人一直致力于建设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引进技术、设备，聘请国外专家，公派留学、进修等，但并未取得理想效果。
此后，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干扰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逐渐走向“闭关自守”、“盲目排外”。几十年的封闭、半封闭状态，使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科研、教育等多方面的差距越拉越大，而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则突飞猛进。
怎样实现高速发展已然成为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一大难题，急需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然而，僵化的思想观念和传统的体制机制一直束缚着对外开放走出的每一步。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随着中美关系逐渐破冰，中国已经在探索主动走向世界的方法和路径。1975年，邓小平在主持工作期间提出了要把扩大进口、引进先进技术作为一项大政策，却在此后遭到了“批判”。
随着“文革”结束以及拨乱反正的推进，思想禁锢渐渐解除，人们也终于一步步将目光转向世界，希望从他国的实践中寻求管理、制度以及技术的发展经验。
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国家计委呈交的汇报提纲，指出“国外的先进技术，要把它拿来”，“拒绝学习外国的好东西，什么都要从头摸索，就会放慢我们一些工业技术的发展，那才是真正的爬行主义”。7月17日，国家计委更是提交了为期八年的新技术和成套设备引进项目规划。
这段时期，中国的对外交往出现了新高潮。在对改变现状的巨大渴望下，各机构、部门陆续有科技代表团出访外国，旨在考察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
1976年8月，一机部的项南带领中国农业代表团考察了美国的农业机械化，1977年9月，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率领中国冶金考察团访问日本，回国后两个代表团均向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介绍了考察情况，并播放了纪录片。叶志强谈到，考察团在日本乘坐的是大使馆提供的国产轿车，根本追不上日本车，驾驶员拼命加速却使汽车抛了锚，中国轿车只能被日本车拖着走。
除了上述考察团外，轻工部、地质部、农业部、兵器工业部、石油部等也派出团队到美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家考察。最初，各考察团主要为了学习技术、引进项目，而他们带回的纪录片和递交的考察报告则让更多的中国领导人以及科研人员了解到了中国与世界的真正差距。
二、1978年春的中共高层出访潮
1977年，中共领导人的工作重点偏向稳定政治局面，集中力量于清查“四人帮”帮派势力，调整各部门、各地区的领导班子。1978年初，这些工作大体告一段落，经济工作摆上了重要日程。2月16日，国家计委提出要“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的建议得到批准。在3月18日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更是谈到：“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
从国际背景来看，上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陷入危机，一些西方国家陷入滞胀，这也使得它们迫切希望开辟发展中国家市场缓解危机。而美苏两国此时的外交态度刚好促进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这为中国和西方的交流创造了条件。
从国内来看，真理标准大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的访法之旅以及华国锋与东欧国家的交流也促进了领导集体对出国考察的支持。
1978年的春天，出国考察团队在规模和规格上均有明显提高，掀起了中共高层的出访热潮。这一年，考察团队们已不仅仅是为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探路，他们更想从国外经验中找到加速发展的办法。
根据统计，从春天开始，前后共有12位副总理及副委员长以上的中央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其中，对改革开放决策有着重要影响的考察团包括有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李一氓任团长，联络部副部长乔石和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任副团长的赴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考察团，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的以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为团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以及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亲自率领的赴法国、西德、瑞士、丹麦、比利时的西欧五国考察团。
1978年3月11日，李一氓率领访问团前往南斯拉夫，全面考察南斯拉夫真实的发展状况。3月31日，访问团前往罗马尼亚，访问了高级党校、社会政治科学院、劳动部等机构，参观了许多工农单位。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罗马尼亚的劳动报酬制度以及企业经营方法等尤其让代表团印象深刻。
这次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考察之旅给代表团带来了思想冲击，尤其，南斯拉夫的发展模式更是对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影响深远。从1963年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到1977年和1978年两国间的积极互动，中共对南斯拉夫的判断发生了逆转，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出现了“南斯拉夫热”。
代表团回国后，递交了考察报告，介绍了政治、经济发展情况和改革措施，探讨了所有制、工人自治、借外债等问题，这为党内在认识上摆脱苏联模式束缚起到了积极作用，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资源。
4月10日，段云率由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成的经贸考察组前往港澳展开了近一个月的考察之行，旨在探索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两地的繁荣景象让考察组十分震撼，回京后，考察组提交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并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汇报。
考察组认为，资源并不充裕的香港、澳门能够实现快速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点：一是有充裕的资金来源，对外汇没有管制，各国游资大量进入；二是有较为廉价的劳动力；三是购进原材料和技术设备比较方便；四是大力发展对外加工工业；五是产品适应性强。考察报告中提出了要在宝安和珠海建设出口加工地的设想，指出宝安和珠海“因紧邻港澳，发展出口商品生产，条件十分有利”，这也是之后兴办特区的最早的思想雏形。
在1978年的出国考察团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的经济代表团，成员中有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农林部副部长张根生、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叶林、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等。团队于5月2日出发，历时36天，访问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等西欧五国，这也是新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国家级经济代表团。团队参观了工厂、农场、城市设施、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和居民区等，重点考察了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五六十年代经济快速发展原因以及组织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
这其实是副总理谷牧的第一次出国。他在回忆录中写到：“这些国家的经济运作，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段，都有些新变化，已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
代表团在马赛参观了钢铁厂，这里年产350万吨钢，职工只有7000人，而当时中国的武钢年产230万吨钢，职工却有6.7万人。考察中，西欧各国均展现了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的积极态度，代表团也讨论得出，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我国也可以采用。
6月下旬，1.5万字的《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由谷牧审定后呈报给了中央领导，报告提出了包括扩大进出口贸易、发展科学技术、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农业基础和电力、交通先行等建议。
不久后，西欧考察的汇报会召开，从下午3点30分一直开到了夜里11点。谷牧回忆：“叶帅、聂帅和先念同志都说，外边的情况，谷牧这次出去看清楚了，讲明白了，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的时候了。”
汇报结束后，未能出席会议的邓小平与谷牧谈话，他在听完谷牧的出访情况后指出，“引进这件事要做，要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要尽快争取时间。”
三、对外开放政策的破冰起航
根据中央政治局和邓小平的指示，1978年7月-9月期间，国务院召开了关于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会上，上半年出国考察的成果，包括各考察报告等都成为了重要会议材料，引发了与会人员的激烈讨论。9月9日下午，李先念发表了总结讲话：“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建设。”
在务虚会进入总结阶段的这几天，邓小平正在朝鲜进行访问，出席了朝鲜国庆三十周年的一系列庆祝活动。9月12日，在与金日成的会谈过程中，邓小平提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出访潮：“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事实上，1978年也是邓小平频繁出访的一年，除了外交需要，他也想亲眼看看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10月下旬，邓小平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24日，邓小平与日本六位在野党领导人进行了15分钟的恳谈，他借用徐福东渡日本的故事，谈到这次访日除了是为交换友好条约的批准书外，也是为了“寻找长生不老药，也就是为寻求日本丰富的经验而来的”。
在访日期间，邓小平参观了新日铁、日产汽车和松下电器等公司，并乘坐了日本的新干线。在新干线上，他谈了乘坐的感受：“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在参观新日铁的制铁所时，邓小平对陪同的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和社长斋藤英四郎说：“你就照这个工厂的样子帮我们建设一个。”这次参观对宝钢项目的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虽然改革开放初期宝钢建设几经阻碍和波折，但正是在邓小平等人的坚持和努力下，宝钢最终成长为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竞争力最强的钢铁企业。
11月，邓小平出访东南亚，在新加坡，他与李光耀进行了会谈，了解了新加坡利用外资发展的成功经验。在新加坡访问期间，邓小平参观了裕廊工业区。他在裕廊镇的山顶种植了一棵象征友谊与和平的海苹果树，并在之后听取了管理局主任介绍工业区的建设情况。新加坡之行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表示，要把新加坡的“经”取到中国去，中国要学习新加坡的做法。
中共领导人对新加坡经验的重视程度也可以在同一时间国内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中看出，会上，《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等几篇简报引发了与会人员的热烈讨论。而在12月2日邓小平约见胡耀邦、胡乔木和于光远讨论闭幕会讲话稿重启起草问题时，也用新加坡的案例做了说明。
1978年的出国考察潮，为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让中国领导人亲身体验到与西方的差距，引发了如何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思考，更推动了国际经贸合作以及对国外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的学习热潮。从7月－9月间务虚会上的考察成果报告与汇报，到9月5日－10月22日全国计划会议的“三个转变”，再到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的讲话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外开放政策经过理论与实践的多次论证，即将孕育而出。
1979年，中国经济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这一年的中国，开云见日，淑气韶光。年初，邓小平在美国“刮起了邓旋风”，代表中国与美国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7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随后又陆续颁布了有关外商投资、技术转让方面的法律法规。30日，五届人大通过了关于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的决定。
1980年5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这以后，随着特区建设与沿海港口城市的扩大开放，中国对外开放的下一个高潮即将掀起。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文件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在实践中已经取得显著成效。
自此，对外开放成为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原则，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经济交往，发展开放型经济。对外开放是中国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开放的大门将永远不会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