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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下行，凛冬将至，要储备好过冬的真金白银，还要树立对春天的信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当前稳定信心、稳定市场的重要信号。

11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多部委一把手，出席了一场高规格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会上，习近平直言“民营经济离场论”等完全错误，“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是次会上，“两个不动摇”被反复提及，习近平提出减轻企业税负、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六个方面举措。

（201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讲话。 图/中新）

在解决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上，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从金稳委、一行两会到金融机构，10月下旬以来密集发声，纲领文件竞相发布，政策支持包括结构性货币政策、鼓励信贷倾斜、建立考核激励和容错机制、强化风险缓释等增信体系建设、鼓励发债、建立纾困基金等十余项举措。央行行长易纲将之总结为“三支箭”：信贷支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股权融资支持工具。

民企债券支持工具和纾困基金、资管计划、保险资管等的股权融资支持工具，已经“真金白银”地加速成立。市场纠结的是信贷，在经济下行期，让天生顺周期、“晴天送伞、下雨收伞”的商业银行松绑信用，着实不容易，部分业内人士认为，今年以来市场环境是“宽货币、紧信用”。

于是，11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为银行业机构提出了明确的考核目标。“初步考虑对民营企业的贷款要实现‘一二五’的目标，即在新增的公司类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三分之一，中小型银行不低于三分之二，争取三年以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

郭树清提出这一初步目标的理由是，民营企业从银行得到的贷款和其在经济中的比重还不相匹配、不相适应——据不完全统计，现在银行业贷款余额中，民营企业贷款占25％，而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超过60％。

“一二五”目标对于大多数以国企和政府融资平台为主要信贷客户的银行来说，将带来挑战。目标骤下，多数银行也在观望期。“只能尽力去完成。”一位城商行负责公司业务的副行长表示，“但不同地区的银行所面临的客户差异化，银行的风险偏好也各不相同，一刀切的指标要求不利于银行的商业原则。”

央行行长易纲11月6日表示，对利于长远的规范措施，设置合理的过渡期，避免“一刀切”，便于企业适应调整。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认为，“一二五”应作为指导性目标，不宜作为指令性计划。尤其重要的是，要坚持市场化原则，具体的项目和贷款应由市场主体根据自身资本能力和实际需求自主决定，避免从“不敢贷”“不愿贷”走向“抢着贷”“硬给贷”。董希淼担心会再现2008年“四万亿”刺激下的“运动式放贷”，以及再高企的坏账风险。

在谈及新一波的货币宽松政策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曾向《财经》记者表示，当前应该增加信贷的可获得性和降低借贷成本，而为了避免出现大水漫灌，信贷的实现应取决于企业的资信和借贷意愿。同时，应该运用宏观和微观审慎政策和其他政策抑制资产泡沫，并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11月9日，沪深银行股全面飘绿，中信银行指数（CI005021.WI）一日下降3.05％。

也有许多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政策的结构性调整，有助于金融向民企倾斜。“在国企、民企竞争环境不够中性的情况下，做这些结构性的政策还是有必要的，但成果如何仍然要观察。”CF40研究员、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表示。

他提出，总量政策很关键，总量过度收缩而结构改革没有及时推进，就会使民企融资难这一结构矛盾问题尖锐化，这可能需要总量货币的信用恢复到常态。

合力纾困民企

从今年二季度债券违约潮开始，及至股权质押的恶性循环风险，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问题愈演愈烈，从年初至今，A股上证综指跌逾20％；信用债市场受到剧烈冲击。

进入10月以来，监管高层密集发声，从金融部门到地方政府，各类政策如“雨后春笋”，金融产品加速落地，政府驰援、国资托底，概不一一（见表1）。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被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政策暖风尽吹，为平复“国进民退”等丧气情绪。

事实上，近年来，央行和银保监会一直在着力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有“两个不低于”、“两增两控”等考核指标。由是，不少银行在服务小微企业方面下沉客户，拓宽覆盖面。“我们行之前不做200万元以下的，现在贷款额度100万元的也不少。”某银行普惠部人士表示。

在11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提出要求：力争四季度金融机构新发放的小微企业平均贷款利率比一季度降低1个百分点。据郭树清，18家主要商业银行的对小微企业的平均利率为6.23%，较一季度下降约0.7个百分点；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分别降低0.28和0.85个百分点，微众银行等互联网银行等互联网银行则下降了1个百分点。

但在此轮宏观经济调控转型中，始于2017年末的金融“去杠杆”、“去影子银行”，让不少曾经杠杆率过高、规模扩张过快的民营企业资金链承压。

山东一家中型教育培训机构，去年的净利润可以达到五六百万元。今年的经营状况直线下滑，营收不及去年的三分之一，但是房租、人工成本等依然在，净利润所剩无几。

韩胜原是一家国有银行浙江萧山支行副行长，现在做私募投资。他表示，在中小企业密集的浙江萧山，当地的外贸企业，由于受到环境监管力度升级影响，再加上原材料价格上涨，出口利润下滑，很多已经处于停滞状态。

与以往不同的是，相较于中小微企业一贯的融资难融资贵难题，大型、甚至龙头民营企业在此轮宏观调控中亦受到巨大冲击。

5月以来，北京环境治理领域的PPP明星企业东方园林（002310.SZ）遭遇了债市违约、最凉发债，资金链几尽断裂。今年一季度末，东方园林的负债率达70.1％，总负债近269亿元，有息负债逾百亿元。为了筹资，东方园林董事长何巧女，曾在北京某银行董事长办公室内失声痛哭。随着决策层对民营企业扶持政策的逐渐明确，何巧女调动所有能量之下，东方园林才相继迎来了股东、银行、地方等的驰援。

8月8日，民生银行率先与其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向其输血2亿元。10月，北京证监局一纸建议函，号召东方园林的债权人给予公司控股股东化解风险的时间，暂不采取强制平仓、司法冻结等措施。11月2日，东方园林又作为北京市三家民企之一，在北京市诸多金融部门的见证下，与中债信用增进公司（下称“中债增”）、民生银行、中关村融资担保公司签署《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意向合作协议》，后者将为其债券融资提供支持。

何巧女并不是唯一痛哭的人。“简直哀号遍野。”被问及是否面临过同样情况时，一位银行分行长如是形容，但是，却不是每一个痛哭的民营企业家都能获得此番大力扶持。

信用松绑之困

部分业界人士认为，今年金融体系“宽货币、紧信用”。一方面，央行连续降准，降低银行资金成本；另一方面，资金淤积在利率债和高等级信用债等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品种中，商业银行信贷规避民企风险，社融整体向实体经济派生的能力不强。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已经四次实施定向降准，释放4万亿元流动性，在对冲了中期借贷便利等后，仍净投放了2.3万亿元的流动性，明确要求主要用于支持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并两度增加再贷款、再贴现的额度，提供3000亿元流动性。货币政策偏向宽松。

但扩充的流动性，并未能有效填补社会融资的缺口。央行数据显示，表外融资在今年前三季度较去年同期减少5万亿元；而贷款和直接融资的增量只有2万亿元，二者之间的差距折射出市场资金巨大的缺口。

11月9日晚，央行发布《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8年第三季度）》，其中提到：银行体系超储率并未上升，货币信贷平稳增长，表明央行投放的资金并未淤积在“引水渠”（商业银行），而是基本上全部传导到了实体经济。但央行也承认，目前在结构上和局部领域，货币政策传导仍面临一些约束。为此，央行采取了定向降准、扩大抵押品范围、推出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等多种措施，加强“精准滴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作为货币政策重要传导渠道的商业银行，有着自身的商业逻辑和风控机制，尽管货币呈现宽松，但在信用层面却呈现收紧，中间尺度的拿捏颇为艰难。

在经济下行周期中，企业风险加大，银行主观上惧怕风险，就会抬高信贷门槛，出现“惜贷”。

“民营企业确实信用太差。”一位金融从业者坦言，原因包括生命周期短、增信能力弱、负责人说走就走等多方面。而在江浙、山东等地方，“互担保”这种事情非常普遍，民营企业的隐性风险高且复杂，这导致民营企业的信贷调查成本高、风险大，制约放贷。

诚如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所说，过去一段时间，针对小微企业风险偏大、不良贷款率偏高的问题，有的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风险实施了“责任终身追究”制度，这使得很多基层信贷人员不敢、不愿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山东一位金融从业者告诉《财经》记者，有一位当地支行长，到达退休年龄后依然无法脱离银行正常退休，被要求对其任内产生坏账的企业催收，该支行长后来中风住院。

一位国有银行省分行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虽然说央行有政策上的支持，小微贷款也有任务，额度几乎没有限制，但是风险摆在那，下面的分支行都不敢做，有些为了不增加坏账风险，宁可完不成任务。”

“总量上的流动性合理充裕要通过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才能传导到企业。”易纲在11月6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总的“龙头”够了，池子里的水也很多，但另外一个工作就是怎么使这些流动性流到民营企业和最需要的地方。

如何在总量流动性合理充裕的情况下，疏通货币传导机制，尤其是疏通向民营企业的传导机制？这是金融监管部门头疼的问题。易纲给出了“三支箭”，郭树清给出了“五指成拳”：一是“稳”，即稳定融资、稳定信心、稳定预期；二是“改”，即改革完善监管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三是“拓”，即拓宽融资渠道；四是“腾”，即加大不良资产处置，盘活信贷存量；五是“降”，即通过减免服务收费等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指出，所谓“融资难”，不是难在民营企业经营出现大面积实质性的变化，实际上是民营企业特别是大中型民营企业经营有进一步分化；不是难在银行体系的断贷压贷，而是难在直接融资和表外融资受阻带来的流动性的压力。所谓“融资贵”，不是贵在银行尤其是大型银行的渠道，而是贵在各种新金融、类金融、民间融资等渠道成本高企。

尽管多家银行总行表态大力支持，但在信贷传导的过程中，总是面临着“最后一公里”的落地难题。

监管人士在多场合提出要营造银行“敢贷、能贷、愿贷”的营业环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同时加快尽职免责和容错纠错机制的建设。“尽职免责从来都是一个伪命题。”一位国有大行分行长表示，“怎么算尽职？这个怎么定呢？”

“最后一公里落不了地，最后可能又要研究调整统计口径了。”一位业内人士笑言。

面对多年对支持小微企业的考核要求，这类统计手段屡见不鲜。

“在执行过程中，为了完成指标，还可做一些‘调整’。”某商业银行人士表示，比如，年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及以上的企业被划为大企业，那么就把主营收入在2000万元左右的尽量算入小企业。又比如，把一家大企业的融资需求分解成多个贷款项目，以算成中小企业贷款等等，以此来提高中小企业贷款占比，以符合监管要求。

对于今年接下来的信贷发放，上述国有银行省分行人士表示，“从放贷额度看，即使央行连续下降了存款准备金率，但是银行的贷款计划在年初就定好了，按照指导意见如实执行，并不会由于降准而增加贷款额度。”

这一点也得到了前述城商行信贷负责人的认同，“今年主要投放在大企业和政府平台类贷款，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不太会考虑新的贷款。”

“一二五”效应

为加大信贷传导，银保监会直接提出了“一二五”目标：在新增的公司类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三分之一，中小型银行不低于三分之二，争取三年以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

而早在10月20日举行的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专题会议上，就明确了“完善商业银行考核体系，提高民营企业授信业务的考核权重”这一要求。

多位受访银行业人士表示，监管可以窗口指导，但不宜这样指标要求。毕竟每家机构的风险偏好都是不一样的，而因为区域差异，所面临的客户结构和信贷需求也不一样。“一刀切”的要求可能会损害商业银行的“市场化”主体原则，而且很可能会像小微企业考核一样，在“统计”上玩手段。

但有时候信心比黄金重要。“有这一目标，比没有强；贷比不贷强。”一位银行业分析师如是认为。而伍戈也表示，在国企与民企竞争并不中性公平的环境下，这类结构性调整措施是有必要的，只是效果仍然需要观察。

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看来，银行一定要避免出现“不敢贷”、“不愿贷”走向“抢着贷”、“硬给贷”——信贷资源可能会集中投向某些企业，企业有可能盲目扩张，更有甚者直接流入了房地产市场。

董希淼认为，这类举措短期调控可以稳定市场信心，若作为长期政策，将有损商业银行的“市场化”主体原则，应出台更多的治本之策。

“四万亿”的教训历历在目，在货币总量宽松，又有结构性考核目标调控下，银行会不会再现“四万亿”时期的运动式放贷？以及之后的“一地鸡毛”？这是许多市场观察人士所担心的问题。

江浙地区一位分行长认为不太会出现“运动式放贷”的情况，因为“四万亿”刺激下放贷的对象是“铁公基”，基于政府信用下银行的放贷意愿强；而对于经历了十多年市场化转型洗礼的商业银行，以及多年各界的风险偏好，对于向民企放贷，银行心存谨慎。而如果又让民企融资太轻松了，那么又很容易出现盲目、跨行业的过度投资和过度加杠杆，进而陷入风险循环的可能。

一位城商行分行长还指出，银行受资本充足率、MPA考核、存贷比、不良率控制等的约束，商业银行也不会被允许出现“运动式放贷”的情况。

但有一个说法，银行向民企放贷，会在资本金和MPA等考核上放松，这会给银行信贷倾斜的动力。

“其实市场环境的调整和改善，银行给民企投放的力度肯定会加大。”前述分行长表示。

王兆星此前曾强调，改善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不能靠放松风险管控，不能靠降低信贷标准。经过这么多年艰难的改革探索，银行所形成的风险管控体系、审慎稳健的理念和精细化的管理机制，是非常可贵、需要倍加珍惜的。否则，可能会形成新的金融风险，影响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

如何在不放松风控信贷标准的同时，完成向民营企业信贷倾斜的任务？这是商业银行行长们接下来要头疼的问题。

为加大信贷投放，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王兆星、易会满、田国立等提出“降低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贷款抵押的依赖，更多地根据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财务、诚信和管理发放更多的信用贷款”。

《财经》记者根据A股上市银行2018年半年报，测算了各家银行质押、抵押、保证、信用四类贷款余额的规模占比。抵押类贷款的占比普遍最高，除一些农商行外，银行信用贷款的规模占比较高。整体来看，上市银行抵押贷款41.75％、信用贷款占到29.92％。在逾期生成率上，信用贷款为1.18％反而低于抵押贷款的2.21％。

但信用贷款更多用于零售，一些银行在对企业上还是比较谨慎的。北京一家企业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有银行要求信用贷不能有亏损，所以今年对企业信用贷款放得极少。

可以看到的是，新生政策重点面向的是大中企业，而各大金融机构要稳的也首先是大中企业。潘功胜在10月26日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债券支持工具在企业选择上有一定的目标取向，重点支持“暂时遇到困难，但有市场、有前景、技术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

北京市《关于进一步深化北京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实施意见》也提出要着力帮助区域内“产业龙头、就业大户、战略新兴行业等关键重点民营企业”纾困。同时，多家银行也将客户分类，建立白名单机制，即正面清单。

农业银行修订新经济重点客户名单库准入标准，更新重点客户名单库，匹配针对性支持政策。本次入库的904户重点客户，涵盖了显示面板、物联网、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第三方物流、旅游、文化、独角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成长性现代服务业。

民生银行在今年4月将其客户划分为大型战略民企、中小民企、小微民企三类。大型战略民企有100家，以500强企业为主。

一位国有大行分行长表示，在白名单里的企业基本上一直在支持范围内，受影响不太大；而民企数量巨大，真正能进入白名单的微乎其微。

山东一家中等规模的光伏能源企业董事长告诉《财经》记者，有银行根据其公司的营业额、纳税额给了1800万元的授信，但却以种种原因，最终只给批了300万元贷款。也因此，尽管郭树清提出的“一二五”目标，释放了强烈的信号，但他仍然对信贷获取不甚乐观。

甚至有银行业人士表示担心：“出台众多帮助民营企业融资的政策，或许会导致资质好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贷款资金过剩，反而对企业不利。”

债券融资破局

借用风险缓释工具为民营企业发行债券提供增信，是央行所提的“三只箭”之一。截至11月9日，有十余只以江浙民企为主体的债券及CRMW产品已进行预销售。11月2日，东方园林、北京大北农、北京碧水源，已与交通银行、民生银行、中债信用增信公司、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共同签订意向书。

10月初，央行已选择中债增、杭州银行、宁波银行三家机构作为试点信用创设机构，为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红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的债券提供信用风险缓释凭证（CRMW）。为此创设的5只CRMW于10月16日、17日先后完成创设。这是首批与民营企业债券挂钩的CRMW产品。

“这次试点任务从接到人行、省政府通知到业务落地，仅仅8个工作日。”一位参与试点发行的银行投行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在承销过程中，相比传统单一债券的发行，参与方更多，工作时间截点需要各方配合支持；同时，在投资人方面，需要引入更多的合格凭证投资者，活跃凭证投资，进而更好地发挥凭证在支持债券发行方面的作用。

中信建投银行业分析师杨荣等人认为，标准化的债券或将成为未来民营企业的重点融资工具，逐步替代非标为主的融资方式。未来民营企业将逐步用标准化的债券融资来替代掉银行贷款，银行业潜在的民营企业贷款的高风险在减低。这雷同于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地方债。

挂钩风险缓释工具，对银行业的影响是：其一，存量上，存量的民营企业贷款的风险将化解。民营企业发行债券融资后，可以清偿掉存量的银行贷款的利息或者本金，同时扩大再生产，这也将降低银行体系承担的民营企业存量贷款的信用风险。其二，增量上，减少民营企业融资对银行体系的依赖程度，降低民营企业贷款新增的信用风险。

“这一举措有利于缓解今年以来由于内外部环境造成的，对民营企业发债不友好的融资困难局面，提升了民企直接融资的可获得性，缓解了市场对民企债券违约的担忧。”浙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从债券违约潮开始，民企发债遇冷，在一段时间内，债券市场没有新的民营企业债发行落地。而在债券市场上，民营企业一直处于弱势。鹏元评级曾对2010年至2018年8月民企债券融资情况与国企债券融资进行了对比分析：民营企业发债规模占市场总规模的比例仅为9.52％，相比之下国有企业发行规模占比高达85.90％。在各主体级别上，民营企业单只债券平均规模均小于国有企业。

此外，市场在相同级别上对民企的认可度不及国企。以2018年1月-8月的数据为例，民营企业平均发债利率6.69％，国有企业平均发债利率5.37％，相差131.82BP；民营企业平均发债利差347.67BP，国有企业平均发债利差217.68BP，相差129.98BP。

潘功胜在国新办的政策吹风会上给市场计算了风险缓释工具的辐射规模：如果央行初期提供的初始资金约100亿元，假设按照1：8的杠杆比例测算，支持工具可能会形成800亿元的规模。与此同时，中债增信和其他市场机构，例如包括债券主承销商、地方商业银行、地方增信公司、保险公司等组成产品发行的联合体，也会形成一定规模。

“假定其他主体也按照这个比例，提供800亿元规模的话，可能就会形成1600亿元的规模。”潘功胜介绍，央行会观察和评估这个规模对于目前民营企业融资氛围的改善效果，根据市场变化决定是否会进一步扩大规模。

“杠杆率目前并没指导意见，理论上是不作限制的。”一位投行人士表示。

银行间交易商协会2016年出台的《银行间市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试点业务规则》，将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分为合约类产品和凭证类产品。

风险保护盯住的是单笔债项，其定价机制的核心是计算违约概率和回收率。目前按照发债主体在市场上的认可程度，由凭证创设机构通过统计学、真实概率测度、风险中性测度等方式计算违约概率和回收率并参考前期询价和成本考量确定价格区间。但受制于国内并未有成熟完备的历史数据，在定价机制上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最终投资人付出的凭证费用实际是发行人和创设机构的信用利差，具体利差通过簿记建档这个市场化机制决定。

“在承销过程中我们遇到的主要问题还是在解决和克服部分投资人对本次搭载CRMW后的债券产品的认识上，有部分投资人出于对风险评估、交易资质和业务流程等方面的顾虑，对于这种新模式下的产品还处于观望态势。”某债券承销银行人士表示，目前看来市场对这一工具的认识还需有一个培育的过程。“不过我们也看到近期各监管部门陆续出台了一些支持本次创新的政策安排，相信未来对于投资人队伍交易资质认定和准入条件、衍生品相应资本计提等问题会有更明确的规定。”

风险缓释工具让人想起CDS在美国次贷危机中扮演的推波助澜的角色。市场有对其风险的质疑声，一位市场人士称如果风险扩大可能最终“全民买单”。

但一位接近试点工作的人士表示，目前CRMW以避险为主要作用，现阶段不支持市场投机买卖，因此谈不上“全民买单”。风险防范上，对配套凭证的债券发行人，还是要选择主业突出，大股东和高管无不良嗜好，勤勉敬业，只是暂时遇到一定流动性风险的企业。

首批发行的3只债券认购倍数均超过2倍，远高于今年以来民企发行债券1.24倍的平均认购倍数，而且发行利率均低于发行人今年已发行的同期限品种平均票面利率。

治标之下须治本

新政策颁布临近年终，人们更多地将希望投向来年。

“现在主要看明年的信贷计划了。”前述城商行信贷部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在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企业贷款会受限的情况下，银行确实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做好中小企业贷款，但具体计划还没有出来。

前述国有银行省分行人士则明确表示，“先抓紧时间授信给本省的上百家上市企业。同时，小企业贷款也要完成任务，适当扩大规模，会想办法寻找资质好、有特色的小企业客户，比如跟国有大企业业务往来很紧密的小企业等，做到早下手、快下手，抢占市场，这样风险也相对小。”

在他看来，“持续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还是需要政府实实在在的支持。当地正在做的办法是，政府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做担保，银行再放贷。出风险了，责任相互分担。这种模式，或有推广的价值。”

11月6日，央行行长易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帮助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降低成本，使得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有积极性给小微企业贷款，贷款了以后是保本微利的，或者是保本没有利润都可以，但是应该是保本的。”

（2018年6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上海出席“2018陆家嘴论坛”时指出，央行要从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方面考虑支持商业银行加大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力度。 图/视觉中国）

“实际操作过程中，中小企业融资依然很难，政府是在支持，银行只能应对。”一位国有银行省分行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对于小企业贷款，按照上面的要求，利率不能太高，只在6％左右，但是不良率有3％－4％,再加上人工成本等开支，其实这部分贷款是不赚钱的,但是监管部门有要求，额度还是要保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副主任王刚则表示，纾困民企融资应该从货币传导机制上入手，完善银行绩效考核体系，但这会是个过程，不如一二五这样的量化考核目标这针“强心剂”见效快。王刚所说的绩效考核体系，包括引导银行主要股东适当降低回报预期，既为及时确认和释放风险营造正向激励环境，也为降低民营、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降低对规模增长、发展速度等指标的考核权重等。

“目前政府的做法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办法。短期可以，长期作用有限。”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日前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指出，“公平的做法是，谁做的事情谁承担责任。市场有进有退，有盈有亏，赚了是你的，亏了也是你的，不该政府来兜底。”

在曹德旺看来，短贷长投、即企业拿银行的短期贷款融资去做长期投资，希望赚快钱，是这次民企困境的导火索，根本症结是企业家的经营素质。

曹德旺的这些话受到银行高管们的肯定与追捧：“他是个明白人。不该政府兜底，也不该银行兜底，一切要交给市场。”

一位股份制银行公司业务部负责人曾向《财经》记者表示，过去受益于中国经济上行，不少民企大规模快速扩张，然而并没有成熟的现代企业经营和管理理念，对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研判不到位，没有为即将到来的“去杠杆”做好准备。民营企业要在这轮危机中得到教训，调整好发展方向和战略，为下一步做准备。

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10月30日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亦曾指出，不少民营企业脱离主业大肆扩张，通过借贷加杠杆在国内外收购，一旦形势不好，导致了资金的饥渴和断裂，这些风险也向金融传导。所以民营企业要在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负债管理等方面下功夫，不能盲目扩张，否则再多的资金都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