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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驻香港实习记者 《财经》记者记者 陈慧颖 徐可/文
  尽管肇端于衍生品市场的全球金融危机仍在欧美肆虐,但很少人能够料到,此轮危机以来全球外
汇衍生品市场催生的最大一宗亏损案例会出现于香港,发生在一家素以实业投资闻名的老牌红筹企业
身上。
  10月20日,中信泰富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00267,下称中信泰富)发布公告称,该公司与银行签订的澳元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AUD Target Redemption Forward),因澳元大幅贬值而跌破锁定汇价,目前已录得155亿港元亏损。这亦是港交所绩优股公司迄今亏损最大的一宗案例,但很难将此简单地归咎于金融危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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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泰富在10 月20 日发表的公告中称,为对冲澳元升值风险,锁定公司在澳 洲铁矿项目的开支成本,中信泰富与香港的银行签订了四份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 其中三份涉及澳元,最大交易金额为94.4 亿澳元。另一份则为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 挂钩合约。
  令中信泰富损失最为惨重的,是其中一份澳元外汇合约。
  按照合约内容,中信泰富须每月以固定价格用美元换澳元,合约2010年10月期 满。双方约定的汇率为澳元兑美元1 ∶0.87。如果澳元汇率上涨,中信泰富即可赚取 与市场汇率的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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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泰富涉足复杂衍生品,虽然有偶然因素,但也有一定的必然性。”一位长期跟踪中信泰富的香港分析员告诉《财经》记者,中信泰富因其历史定位、自身特点以及近年来的转型因素,进入风急浪高的金融领域,颇有宿命意味。
  中信泰富是一家综合性的实业公司,于香港注册成立。他的前身为泰富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泰富发展);1985年成立,后获得上市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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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泰富的官方声明显示,该公司试图将衍生品投资归因为套期保值需求,而其超乎寻常的风险敞口来源于非授权交易。中信泰富于10月20日公告称,公司“财务董事”张立宪及财务总监周志贤已引咎辞职。
  不过,这一解释并未得到市场及专业人士的认同。
  表面看来,中信泰富确有澳元需求,也需要对冲澳元升值的风险,但其金额要远小于此次对冲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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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为香港蓝筹公司的中信泰富何以深陷其中?荣智健在10月20日表示,他对有关外汇衍生品的投资决定“不知情”,“这是他(张立宪)自作主张,并不是通过合法途径。”
  张立宪于1994年加入中信泰富,此前为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专注于金融服务,现年54岁。另一名引咎辞职的财务总监周志贤1990年加入中信泰富,在公司2007年年报中列其职位为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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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泰富的债务重组,首要任务是止住流血,然后稳住市场信心,控制其他银行的索债需求。”一位香港资深市场人士称,目前各种计划正在讨论之中。
10月22日上午,荣智健飞来北京,与中信集团商讨贷款安排。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范鸿龄对《星岛日报》表示,从中信集团获得的贷款纯粹是过渡性质,在母公司支持下,相信公司财务很快会稳定。
  中信集团的出手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市场恐慌情绪,但亦将该不该救、如何营救的争论推上了顶点。
  支持中信乃至中央政府出手的观点,多基于系统性风险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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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廖绮云律师事务所律师井涛向《财经》分析称,香港证监会对中信泰富的调查可能着眼于两个方面:
  首先,中信泰富的信息披露是否虚假或具有误导性。这主要是指,中信泰富称其9月7日已察觉外汇合约带来潜在风险,但在9月9日仍发布了“财务或交易状况概无出现任何重大不利变动”的通函。
  其次,证监会将会启动调查内幕交易。产生此怀疑的主要事实依据是,中信泰富的第一和第二大股东在衍生品亏损之前曾较频繁地增持股份,但是在9月初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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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家中资企业成为复杂衍生产品的牺牲品,无疑是让人痛心的。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体制、文化、经营水平等原因,中信泰富的故事在中资企业中绝不是特例,而有着相当的普遍性。因此,如何防范复杂衍生品投机带来的风险,已成为中国政府与企业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复杂衍生产品和普通的简单衍生产品创新(如资产证券化、股指期货等)有着很大不同。过于复杂的衍生产品因其创新过快,远超现有监管体制可容纳的框架,多在场外进行,非标准化且极不透明,弊端显著,对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可能产生很大的负面冲击波。金融市场的发展固然离不开衍生品的创新与发展,但对于复杂衍生产品则应加小心,慎之又慎,初涉市场者切不可对自己无法理解的复杂产品轻易出手,一时自作聪明可能从此踏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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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泰富已经发生的外汇远期合约155亿港元的亏损,成为全球金融风暴发生以来香港上市公司的最大交易损失。 面对损失,相应的责任追究与损失弥补成为当前必须合理解决的问题。纵观整个交易的发生与最终损失,无论事件如外界推测还是公司公告,中信泰富董事会都难辞其咎,相应的损失也应由造成损失的董事会控制者承担。
  在整个交易中,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是,中信泰富的巨额损失仍然来自法人治理的巨大缺陷。
  在责任界定上,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认为外汇期权投资是财务董事“自作主张,并不是通过合法途径”;同时又认为,“经过内部审计,证实没有诈骗”,因此不会对离职的财务董事采取法律行动。
  这里的矛盾在于,既然不是通过合法途径进行的财务决策一定是非法的行为,则必须采取法律行动;如果没有采取诈骗,则说明股东对该项重大投资决策进行过授权而非自作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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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信泰富面临财务困难和流动性危机时,中信集团已提出向其提供15亿美元的备用信贷。这就产生了一个连环法人治理问题。
  第一,中信集团名为第一大股东,但长期并不实际控制中信泰富,提供15亿美元备用贷款本身,可能将中信泰富的损失演变为中信集团的损失,不符合中信集团资产的安全性。
  在当前情形下,中信集团应保留追究中信泰富衍生品交易造成其资产损失的权利,而非继续填补亏空。而衍生品交易可能造成其他投资者和债权人损失应通过香港交易所和香港法律途径解决,以中信集团29%的出资额为限承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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