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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20日，在广东打工六年的李彦彦，带着已成年的儿子回到了故乡——河南省太康县板桥镇后席村。
李彦彦是因为失业才不得不返乡的。坐在自家新盖楼房高大堂屋一角的小椅子上，李彦彦懊悔地告诉《财经》记者：“这个工作是我自己弄丢的。”说话间，37岁的她眯起眼睛，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皱纹瞬间爬满了眼角。
太康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是典型的农业大县、人口大县，有大量农民外出打工。六年前，因为人均不到1亩地，无法支撑一家四口的开销，李彦彦和丈夫韩卫东与许多老乡一样，先后踏上前往广东打工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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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下午，《财经》另一路记者，来到了千里之外、李彦彦丈夫仍然留守的广东省新会市。
此时，夫妻俩曾经供职的广东省新会中集集装箱公司（下称新会中集），正在经历着经济寒冬的煎熬。
新会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西侧。新会中集在流经新会东南部西江中心的大鳌岛。从新会坐车约50分钟可到大鳌渡口，集装箱公司就在渡口对岸。这个初创于1992年的集装箱制造企业，随着中国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得天独厚的位置令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
1996年，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集集团）看中了最初由大鳌镇政府投资兴办的大利集装箱厂，遂注资将其改组为新会中集，该公司成为中集集团这个世界最大的集装箱制造集团在华南地区主要的产业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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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旗从太康县一所技校学习了半年的数控车床技术..>> |
河南省太康县逊母口镇姜庄村，同村的好友姜阳阳、姜森、姜大兵、姜翁、姜迎将(左起)分别从不同的地方回到家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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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一直是中国政府“三农”政策的核心。此次农民工失业潮最直接的后果，是农民连年持续增收的势头就此逆转，农村消费和经济更加疲软，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这是《财经》记者多方采访后得出的又一判断。
2009年1月2日，下午上班时间，《财经》记者在长三角制造业重镇——江苏昆山市北部富士康厂区的“富士康路”上，见到很多穿着工装的年轻工人，三五成群，在无所事事地闲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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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只有当零距离面对失业农民工时，才能真切感受到城乡差异对人们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从国家统计局2008年公布的第二次农业普查结果可知，至2006年末，当年外出务工的1.3亿农村外出劳动力中，绝大多数仅有初中文化程度；其次为小学文化程度；接受高中教育者仅占8.7％；此外还有1.2％是文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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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9亿农民中的精英群体，农民工前所未有地大规模失业，将对整个农村乃至整个中国产生始料未及的影响。
目前，这一影响的深度、广度正在显现。但各级政府应对之策尚不明朗，更加剧了农民工失业作为新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性。
在诸多影响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失业可能加剧农地冲突。
中国现有9.5亿农村户籍人口，除了中小学生和老人，还有5.31亿劳动年龄人口，主要包括农民工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两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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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2.1亿的农民工群体，占中国总人口比例的近六分之一。这个群体的大规模失业和返乡，已经不再是局部地区、个别群体的问题，已成为整个国家的重大经济社会事件。
但是，各级政府显然没有做好准备。
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的调研报告称，农民工返乡后立即面临三大问题：一是无地可种；二是就业机会少；三是缺乏技术。农民工可能与大中专毕业生、新增城乡劳动力争抢岗位，这在流出地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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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农民工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可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与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司2008年《中国农村经济分析与预测》一书所载的数据，2003年外来农民工创造的GDP分别相当于当时北京GDP总量的32％，相当于上海的31％，江苏的11％，浙江的17％。在这些发达省（市），农民工创造的财富占其社会财富的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同时，大量农民工进城，形成巨大的消费群体，繁荣了城市的商业、旅游业、房地产行业，也增加了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房租、物业等财产性收入。
每年春节前后，为数庞大的农民工队伍在城乡之间往返迁徙，已成为中国人习以为常的景观。如今，“失业潮”不期而至，一些潜在的矛盾和困惑终于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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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记者 周琼/文 |
岁末年初，广东东莞阳光明媚、暖意融融，但28岁的农民工吴海鹏无暇顾及。他步履匆匆，进入东莞市社保局长安分局，排队申请退出个人养老保险账户。他希望能在回家前领到这笔约7000元的退保金。
吴海鹏来自四川广元市农村，原是东莞伟旭鞋业公司的老员工，已在这里工作了七年。2008年11月1日，伟旭鞋业的老板突然“人间蒸发”，吴海鹏和他的3000多位同事随即失业。
他告诉《财经》记者，年后他还打算回东莞找事做，但他对能否如愿缺乏信心。“之前熟悉的很多鞋厂都倒闭了。”但他依然认为，跟回家种田相比，这是更好的办法。“没听说种田会有什么收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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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席村是河南省太康县板桥镇一个普通的村庄，位于县城西南。村落呈圆形放射状，八个自然村分布在东南西北四角。
腊月，农闲时节，阳光很亮，老人们都聚在村口晒太阳。
“今年打工回来的多，有好几百人。”年届六旬的韩启臣老人对《财经》记者说。他头发花白，藏青色的中山装外边披着一件绿色军大衣。和村里的其他老人一样，儿子媳妇外出打工后，家里的几亩田留给他耕种，两个孙子和一个小孙女也由他和老伴照料。 |
（二）
“我银行卡里只剩98元钱了。”从广东返乡的席树鹏，沮丧地告诉《财经》记者。
1978年出生的席树鹏，是在2008年11月失业回家的。
此前，他在广东汕头新能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做焊接工，月收入在1800元左右。他妻子也在当地打零工，每月挣1000元左右。扣除伙食费、房租、水电等日常花销，两个人每个月都可以寄钱回家，手头一天天宽松起来。 |
（三）
年轻人回来了，村里一下子热闹了许多。镇上的网吧、游戏厅等娱乐场所，如今熙熙攘攘。
25岁的韩雷，虽然已经有两个孩子，仍然玩兴不减。回乡前，他在东莞当保安，每月能拿1800元的工资。去年6月被厂里裁员后，也曾经另觅工作，但工资只1000元出头，已经习惯打牌、喝酒的他，根本看不上眼，干脆就回乡了。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村里的简易棋牌室里打麻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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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增长，更要保农民工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们确实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保增长，保企业；但更为关键的，是要认真对待十几年培养起来的这个数以亿计的仍被称为“农民工”、对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做出了最大贡献的产业大军。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仅会造成严峻的经济问题，而且会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此，必须首先要正确认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有人说，幸好这些农民工在农村还有一亩三分地，可让他们扛过这轮经济危机。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既源于对目前这一群体的不正确认识，也源于将农民工群体仍然作为工业化进程“过客”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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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守英/文 |
由全球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经济衰退，正在重创布局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企业，动摇中国在全球化分工中的地位，并改变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卷入工业化、城市化大军的2亿多农民工的命运。
“出口导向战略”危与机
1998年以前，中国农民依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和集体土地，在乡土环境中创办起遍布于全国各地农村的乡镇企业，开始参与工业化进程，矫正了国家工业化将农民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的偏差，开创了农村工业占整个工业半壁江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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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工业化城市化布局
目前，最要紧的是制定切实有效的应对和解决农民工失业的战略和措施。
首先，制定国家层面的农民工培训战略。要真正积极对待农民工群体，就必须要保护和提升这支十几年培养起来的产业大军。
与上一代的农民工相比，这批产业大军接受过正规文化教育，之后又在一线接受过不同程度的职业洗礼。中国正处于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关键阶段，无论产业升级还是城市化所需要的现代服务业的提升，都需要将这批具备一定文化和技能的产业工人转变成知识工人，使这个队伍成为下一阶段产业升级和推进城市化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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