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前的巴勒斯坦小男孩和他旁边的以色列模特构成了一幅对比鲜明的画面，他们身后的水泥板是以色列修建的西岸隔离墙的一部分。隔离墙的修建激发了一批以色列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他们选用不同的模特在隔离墙两侧展示各自的生活状态，以此突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相距咫尺却远隔天涯的生活状态。

文/本刊记者冯玥
　　在中国阅读有关遥远的耶路撒冷城的故事，大都与宗教、历史、传说、战争相关，似乎那里是一片精神的领地——单是“耶路撒冷”这四个字的组合，就充满了异域古老神秘的气息。在它五千年的历史上，迦南人、犹太人、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从石块棍棒到刀剑马蹄再到飞机导弹，一直硝烟弥漫，被征伐、被占领，被摧毁、被重建，被践踏、也被膜拜。
　　但真正生活在这个并不算大的城市，当每天要去超市买日用品，去露天市场买新鲜的水果蔬菜，当熟悉了旧书店的位置、知道了这个星期会有什么新电影上映，我又有些迷惑了：从可口可乐到高露洁牙膏，从BBC、CNN、好莱坞大片，到最新款的奔驰汽车，似乎与我们熟悉的那个物质世界没什么两样。
　　世界，真的如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言，已经是平的了吗？
　　
每一步都是历史
   “流散”（Diaspora）成了犹太人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主题词
　  2007年圣诞节前夕，耶路撒冷通往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的路上，难得地出现了温馨喜庆的气氛。路旁挂满了铃铛和圣诞老人形状的灯饰，街边小店里飘出的圣诞颂歌，在空中回响。在检查站，以色列旅游部门的工作人员向过往者发送糖果，请他们将糖果转送给遇到的巴勒斯坦儿童。
　　位于伯利恒市中心马槽广场的圣诞教堂，是耶稣基督诞生地。每至圣诞，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汇聚于此，参加午夜弥撒。自2000年巴以和谈陷入僵局冲突再起，伯利恒的旅游业也遭受重创。2007年圣诞节期间的6.5万名游客，让这座小城恢复了久违的热闹。
　　就在此一个月前，11月27日，中东问题国际会议在美国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开幕，这是自1991年马德里和会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和会。12月12日，中断了近七年的巴以和谈重启，双方代表在耶路撒冷举行了第一次正式磋商——尽管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和谈”的象征意义已经带来了希望。
　　七年前，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在美国度假胜地戴维营进行了长达15天的艰苦谈判。结果功亏一篑，巴以和平进程也就此搁浅。七年间，巴拉克离职，阿拉法特去世，4400多巴勒斯坦人和1100名以色列人死于双方大大小小的暴力冲突。
　　而今，祥和欢乐的圣诞气氛中，仍有着让人无法忽视的不和谐——那写有“祝你们圣诞快乐”的条幅，便挂在8米高的隔离墙上。
　　从2002年开始，以色列沿1967年战争前以巴边界线，修建了这条三层楼高、近700公里长的安全隔离墙，期望阻止巴激进成员到以境内制造暴力活动。隔离墙由数米高的钢筋混凝土墙体、铁丝网、高压电网、电子监控系统组成，并由以色列巡逻队和哨兵进行警戒。
　　2004年7月9日，海牙国际法庭正式宣布，以色列此举违反国际法，应终止修建并拆除已修建的隔离墙。当年7月20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执行海牙国际法庭的裁决。
　　这墙，至今仍横亘在这片土地上，也压在人们的心里。好像是耶路撒冷这座城市的隐喻——分离，割裂，看得到历史，看不见未来。
耶路撒冷，是一个每一步都会遭遇历史印记的地方。
　　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沙伊，曾经讲过一个他女儿和希律王墓的故事。
　　阿米沙伊住在耶路撒冷的耶明摩西区。他的住宅与大卫王饭店之间有一个小花园，园中一物，像是个石井。
　　一天，阿米沙伊正坐在家中，四岁的女儿冲进来喊：“爸爸，我的球掉进希律王的坟墓里了。”对于她来说，靠近屋子的那一小堆石块，不过是一个名为希律王墓的游戏场所，然而，恰巧那真的是希律王（公元前37年至公元前4年统治犹太地区）墓。
　　关于耶路撒冷最早的文字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19世纪的埃及诅咒祷文。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大卫王率领以色列人征服了此地，向南扩建了城市，并定都于此。之后，他的儿子所罗门王继承王位，并在这里建造了第一圣殿。
　　公元前597和前586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两次攻占耶路撒冷。他下令把犹太人中的贵族、祭司、商贾、工匠一律作为俘虏，押往巴比伦城。只留下一些极贫苦的人，修整葡萄园，耕种田地。城墙被摧毁，圣殿和王宫被焚烧，耶路撒冷成为一片废墟。这就是著名的“巴比伦之囚”。
　　从此，“流散”（Diaspora）成了犹太人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主题词。
　　波斯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十字军、花剌子模、奥斯曼帝国分别征服和占领过这里，耶路撒冷被摧毁又重建18次。直至20世纪初英国托管、1948年以色列建国、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约旦和以色列分辖东西耶路撒冷，1967年“六日战争”后，以色列重新夺回了耶路撒冷的控制权。
　　这座城市的历史如此浓烈，民族与宗教、现实与历史、神与人、无形的信仰与有限的土地，纠缠着数千年的家国恩怨，像是一桶发酵了太久的酒，早已辨不出原本的滋味，甚至，也没有人知道它将会变成什么味道。
亦如以色列著名作家阿摩司奥兹（Amos Oz）所说，耶路撒冷“是我出生的城市，我梦幻中的城市，我的祖先和人民痴心向往的城市，但我却不能说耶路撒冷是我的城市”。
　　如今，耶路撒冷的地位和归属仍未确定，它未来的命运，是牵动世界目光的重大命题。
在群山的远方
即使在21世纪的“地球村”，“圣城”耶路撒冷也会让“世俗”如我之人，有今夕何夕之感

　　阿摩司奥兹在他的长篇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中，专门写到耶路撒冷与特拉维夫两座城市在他童年印象中的巨大不同——
　　“在群山的远方，是激动人心的城市特拉维夫。从那个地方给我们送来了报纸和关于戏剧、歌剧、芭蕾的种种传闻，还有现代艺术、党派政治、激烈争端的反响，以及含含糊糊的流言蜚语。在特拉维夫有了不起的运动健将。那里有大海，大海里满是会游泳的古铜色皮肤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谁又会游泳呢？这些是完全不同的基因。
　　“在特拉维夫，人们走路的方式都不一样，他们健步如飞，如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飘浮……在耶路撒冷，人们走路的方式像是参加葬礼，要么就是像听音乐会迟到的人，先踮起脚尖，测试着地面，然后，一旦他们放下脚，就不着急前行了。我们等了两千年才在耶路撒冷找到了立足之地，实在不愿立刻离开。要是我们一抬脚，别人就会立刻把我们那一小块地方拿走。”
　　作为三教圣地，信仰对生活的影响，渗透在各个方面。即使在21世纪的“地球村”，“圣城”耶路撒冷，也会让“世俗”如我之人，有今夕何夕之感。
　　星期五晚上想去看场电影？趁早打消这个主意吧！一直在星期六逛街购物？赶快改改这个习惯吧！从周五日落至周六日落，是犹太人的安息日（Sabbath），是上帝规定的休息日子，是每个人与上帝和自我沟通对话的日子，因此商店关门、公共汽车停运、娱乐场所歇业。虔诚的信徒们在这段时间内不点火、不打电话、不触碰任何电器开关。居民楼里的电梯，在安息日每层都停，为了避免信徒的手指因按电梯而犯规。
　　没有奶酪的汉堡包和匹萨饼，匪夷所思是吗？因为肉类和奶制品混吃不Kosher，即不符合犹太教规对食品的要求。关于Kosher与否的具体规定大概有数百条，最主要的，除了肉、奶不能混吃，还包括不能吃猪肉，不能吃海产品。而不Kosher的饭馆，基本不可能拿到营业执照。
　　试想，在哪个国家，你可以大摇大摆在市中心最宽阔的马路中央散步？在耶路撒冷，每年的赎罪日（Yom Kippur）这一天，你甚至可以在马路上翻跟斗。因为这一天是犹太人一年中最庄严、最神圣的日子。这一天要停止做“一切工”，不吃、不喝、不工作，在会堂作祈祷，忏悔并赎回在过去一年中可能犯下的罪过。除了极少数执行任务的警车，街上不会有车辆行驶。
　　1999年末，全世界到处都在热热闹闹迎接新千年的时候，作为基督教圣地之一的耶路撒冷，却是一派寂静。圣诞节、“千禧年”都是基督教的节日，而2000年在犹太民历中是5760年，普普通通的一个年份而已；加之那一年的圣诞前夜和新年前夜都赶上是星期五，铁定的安息日。对伊斯兰教徒来说，那个时候又正好是斋月。别看基督教在全世界不少地方影响巨大，可在耶路撒冷，它的“势力”只限于老城里的一个区，于是耶路撒冷的“千禧年”静悄悄。
　　犹太民族的节日，都与民族的历史命运密切关联，少有纯粹的世俗节日。比如，逾越节是回顾整个民族摆脱奴役获得解放；住棚节是追思上帝对犹太民族在旷野游荡的庇护；哈努卡节和普珥节是纪念犹太人战胜异族，民族免于灭亡；犹太新年和赎罪日则集中体现犹太人的忏悔和希望开始新生活。所以，即使是节日，也少有狂欢的色彩，更多是忏悔、纪念、追思。
也许，下面这个故事更能说明“圣城”生活的特别。
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当“飞毛腿”导弹袭来，收音机成了重要的“救命工具”——它可以给人90秒的预警时间，跑进封闭的房间，带上防毒面罩。大拉比院（Chief Rabbinate of Israel）为此专门制定了一条战时特殊条款，认定事关生死，允许教徒在安息日开关收音机。
　　但也有拉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安息日到来之前打开收音机，然后一直开着；而且要把收音机放在诸如壁柜之类的地方，让它“不被看见”。
　　听明白了吗？不仅如此，以色列广播协会宣布：战时每逢安息日，四家电台中将有一家专门在“飞毛腿”来袭时播报警报，其他时间则“保持沉默”。这样，教徒就可以既不错过警报，又不会因为在安息日收听了广播而违反教规。

安全，安全
    十几年过去了，拉宾眼中的“安全”，并没有距离耶路撒冷更近

　　犹太圣经《塔木德》里说：“世界有十分美，九分在耶路撒冷”；后世有人加上了“世界有十分哀愁，九分在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的哀愁，在今天大概可以表现为它在国际新闻中出现频次之高；而且，不幸的是，世界各大媒体上出现的耶路撒冷，大都与爆炸、恐怖事件、自杀炸弹以及没有成果的政治谈判相连。
　　“安全”，是来到这个城市后需要重新认识的一个概念。
　　在这里，最危险的地方，不是深夜寂寂无人的街道，而是阳光灿烂时熙来攘往的快餐店、菜市场、公共汽车站。进入任何一家大型超市、商场或者电影院，你都必须像上飞机一样，过“安检门”，并且把随身的手提包打开给门卫看。
　　在公共场所，永远记得不要把背包或手提袋放在离你两步之外，以免被视为没有主人而引起恐慌。
　　如果有一天，你家楼下的公共汽车站突然被警察包围起来，也不要太惊讶，那可能是有人报案说“发现了可疑物”——尽管多数时候就是一个粗心大意的家伙把自己要拿去洗衣店的脏衣服掉在了那里，可是谁能保证，下次就不是一颗炸弹呢？
　　20世纪60年代，“恐怖主义”（Terrorism）作为一个词语刚刚被收入词典。1972年德国慕尼黑奥运会上，11名以色列运动员被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黑九月”绑架并杀害，让全世界以如此血腥和惨烈的方式，意识到这个词的含义。
　　之后，以色列方面实施了名为“上帝之怒”的复仇行动，出动军队袭击巴勒斯坦难民营，派特工全球追踪暗杀“黑九月”组织高层和参与慕尼黑事件的人员。在一连串暴力袭击之后，死去的巴勒斯坦人数量远远超过了以色列人。也许，“恐怖主义”之“恐怖”正在于此，报复、反报复、再报复……斗争发展到后来，已无关正义，只关仇恨。这样的悲剧，在今天的耶路撒冷，依旧上演着。
　　1992年拉宾出任以色列总理时，有一篇动人的就职演说。
他说：“安全不仅意味着坦克、飞机和导弹快艇，它还意味着，或许更重要地意味着男人和女人——国民。安全还意味着人的教育、住房、学校、街道和邻里，意味着一个人成长的社会。安全也是一个人的希望所在。安全是和平意识。它意味着来自列宁格勒的移民可以安居乐业，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移民有遮风避雨的住房，出生在这里的国民和复员军人能到工厂就业。让我们的经验和文化得以融合和共享，这也是安全……”
　　可惜，十几年过去了，这样的“安全”，并没有距离耶路撒冷更近。
　　“911”事件后，“反恐”成了国际新闻的主题词，对以色列来说，甚至成了可以出售的“商机”——全世界的航空公司都来向以航（El Al）学习安检的程序和技术。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以色列协助检验安全措施的可靠性，提供如何应对自杀性爆炸的专业技术，以及有关恐怖组织和潜在威胁等方面的情报。
　　在日趋临近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以色列将为中国警方代表团提供专门的奥运安保培训，并可能在奥运会期间协同中国警方参与赛事安保工作”的新闻，已经早就出现于报端了。
　　这一切，与其说是以色列之荣，不如说是世界之哀。

宁静与喧嚣
    让人可以期许的是，尽管很多方面各执一词，但“和平”这个词是双方共享的

不过，耶路撒冷的日常生活，并不像“突发新闻”那么惊心动魄。
　　经历过最初的“文化冲击”后，某一天，你会突然发现，自己和这里的居民一样，对那些额外的程序已经习惯成自然。对安全的警惕，就像其他城市的人对天气和交通的关注一样，变成了生活的常态。因为是常态，就无所谓紧张。当时在国内的朋友很不能理解：头一天刚发生爆炸，第二天你们居然还照样去电影院看电影？！
　　为什么不呢？就好像生活在北京、生活在纽约或任何一座城市的人，会因为昨天的一场车祸，今天就不出门了吗？
　　常态下的耶路撒冷是一座安静优雅的山城。近800米的海拔，使这里常年阳光明媚。乳白色的建筑依山丘起伏错落其中。由于它的特殊地位，耶路撒冷设有专门的国际咨询委员会，由大约70名来自不同国家的著名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组成，负责审议城市的保护及发展计划。根据一项从英国托管时期延用至今的规定，无论新建还是翻修，建筑外墙必须使用本地的耶路撒冷石装饰。因此，这种温暖柔和的乳白色、金色石材，构成了耶路撒冷的主色。
　　这里绿树掩映，四季鲜花盛开，却从来看不见洒水龙头满地喷水。这完全得益于犹太人以他们特有的聪明和精明发明的滴灌技术——每株植物底部，都有手指粗细的皮管，皮管上有一个个小孔，按照不同植物的特性和季节设定电脑程序，定时、定量给植物提供水分和养料，一滴也不浪费。
　　耶路撒冷最独特的体验，在老城的黄昏。
　　夕阳里，金顶清真寺熠熠生辉，宣礼塔上传来如泣如诉的呼唤，穆斯林做晚祷的时间到了。不远处，“当-当-当”的声音响起，那是圣墓堂的钟声。基督徒们的身影映在窄窄的“苦路”上，2000年前，头戴荆冠、身背十字架的耶稣经过这里，走向刑场。“哭墙”粗糙白色的石壁被笼罩上一层柔光，祷告的犹太教徒手捧经书面壁而立，沐浴在这光里，额头轻轻触碰石块，喃喃低语……此时的耶路撒冷，宁静而哀伤。与那个太阳高照时、电视里报纸上的耶路撒冷，完全不同。
　　国际新闻里的耶路撒冷，常常显得更为喧嚣。
　　世界各国常驻耶路撒冷的新闻机构有350多家，语言文字、电视画面如同子弹、炮火，是具有杀伤力的“武器”，影响力甚至更为深远。巴以冲突，不仅发生在耶路撒冷的街道和加沙难民营，更经常地，发生在不见硝烟的媒体战场——一起自杀性炸弹事件发生后，巴勒斯坦多了一名“烈士”（martyr），以色列则又成了“恐怖分子”（terrorist）的受害者；巴勒斯坦判处“通敌者”（collaborators）死刑， 这些人在以方媒体上则是“合作者”（cooperators）；以色列人担心巴勒斯坦方面的“极端分子”（extremists），巴勒斯坦方面则在谈论自己的“活跃分子”（activists）；巴勒斯坦人进行“游行示威”（demonstrations），以色列却派出警察去平息“骚乱”（disturbances）……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不同的词语选择，来自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立场。而“不同”其实源自相同——相同的遭遇，相同的梦想。
　　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一书中，阿摩司奥兹专门写到这种无奈：
　　“欧洲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伤害、压迫阿拉伯人，也是同一个欧洲，欺压和迫害犹太人，并听任甚至帮助德国人将犹太人从欧洲大陆的各个角落连根拔除。但是当阿拉伯人观察我们时，他们看到的不是一群近乎歇斯底里的幸存者，而是欧洲的又一新产物……披着犹太复国主义外衣，巧妙回到中东，再次进行剥削压迫。而我们观察他们，看到的也不是休戚与共的受害者、共患难的兄弟，而是制造大屠杀的哥萨克，嗜血成性的反犹主义者，伪装起来的纳粹……
　　“在个体与民族的生存中，最恶劣的冲突经常发生在那些受迫害者之间。……或许，这就是近百年来的阿犹冲突。”
　　奥兹相信，文学是人类沟通的桥梁，好奇能够成为一种道德力量，对他者的想象可以疗救狂热与盲信。“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悲剧，部分是由于我们有太多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无力去想象对方。真切地想象对方：那种爱，极度的恐惧，愤怒，激情。在我们中间，有太多的敌意，太少的好奇。”
　　以色列前驻美国大使西姆哈迪尼茨一直记得他20世纪60年代在华盛顿一座教堂的演讲。演讲结束后，一位年轻的女郎走过来问他：“你住在哪里？”他回答：“耶路撒冷。”她想了一会儿又问：“耶路撒冷是地球上的一个地方吗？我以为在天堂。”
　　这位大使说，那时他意识到，耶路撒冷象征着人们的愿望，梦幻，希望，理想，人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看待它。
　　对于冲突百年的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来说，耶路撒冷不是“象征着”，而“就是”他们的愿望、梦幻、希望和理想。
　　耶路撒冷——“和平之城”。和平，在这里是被用得最多却实现得最少的词。不过，让人可以期许的是，尽管很多方面各执一词，但这个词是双方共享的。
“和平”，在希伯莱语中是“shalom”，在阿拉伯语中是“salaam”，发音几乎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