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翎君/文

提起外国烟草，大家一定联想到美国烟草大王杜克（James B. Duke， 1856-1925）。他以发明自动卷烟机垄断美洲香烟市场，并创办英美烟公司（Britain-American Tobacco）而闻名。英美烟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是美国在中国市场最早一批且最具规模的跨国企业。

美国烟草公司于19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它和英国的帝国烟草公司（Imperial Tobacco Company）展开激烈竞争，于1902年合并组成英美烟公司，形成对中国烟草市场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垄断。

但受益于中国廉价劳力与广大吸烟人口的英美烟公司，与美孚公司不同，杜克并没有像洛克菲勒家族一样，在中国投入许多慈善和社会救助事业，对中国社会的回馈较少。

渗透与竞争

1890年，杜克的烟草事业已占美国烟草市场的40％，在兼并四家竞争对手后，于该年创办美国烟草公司（American Tobacco）。约1900年开始，他仿照在美国的成功模式进攻英国市场，结果反促使英国烟草制造商联手合并为“大不列颠与爱尔兰帝国烟草公司”（Imperial Tobacco Compan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td，简称帝国烟草公司（Imperial Tobacco Co.）。接着双方激烈抢夺世界烟草市场份额，在1902年达成妥协：由美国烟草公司占有美国市场，帝国烟草公司占有英国市场，另成立合资公司──英美烟公司攻占两国之外的世界市场。

20世纪初，英美烟公司靠着大规模资本、先进技术、廉价原料、广告宣传、高效率管理和经销网（最初建基于中国买办制度）等竞争手段，短短数年间渗透中国市场，形成垄断中国烟草市场的跨国企业。据统计，1902年英美烟公司在华销售量约为1.3万箱，到1919年为30万箱，足足增加了20多倍。1919年，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本已达约1.2亿元，较其最初投资增加了500多倍有余。

英美烟公司在中国遭遇的第一次业务打击，是发生在1905年的中国人民自发性的反美风潮。当时因美国制定排华法案和排华事件层出不穷，刺激中国人民展开拒用美货的运动。为处理这次反美风潮，1905年9月初，美国陆军大臣塔虎脱（William Howard Taft） 偕同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之女艾丽斯（Alice Roosevelt），自菲律宾来广州，同行者尚有国会议员。

美孚公司和英美烟公司向塔虎脱等人表达了美国商界在此一波排华事件中的困境，要求美国政府派军舰保护。当塔虎脱一行进入广州城时，老百姓在街上张贴不欢迎的标语，广州当局则严令查访贴标语的人。但反美风潮持续不到一年，便后继无力，美孚和英美烟公司仍各自独占中国的石油和烟草市场之鳌头。

20世纪20年代，华资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英美烟公司激烈竞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打出爱用国货的宣传口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由简照南和简玉阶兄弟，于1905年在香港创立，最初生产“白鹤”牌香烟，销路一直上升。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风潮袭卷，爱用国货的口号响彻云霄，甚至说用国货就是救国运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广告称：“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国产的宝塔香烟，是救中国的命的。诸君见了这七级浮屠，便当想救国的责任”，但最后仍不敌英美烟公司的雄厚实力。

英美烟公司使用合法或非法的销售技巧，躲避政治上的麻烦。发生于1925年至1927年的罢工风潮，虽使英美烟公司放慢脚步，但在1928年它又重新占领市场。1928年至1929年，销售量创历史新高，每年售出香烟800亿支，比1926年至1927年增加一倍之多。

1927年国民党进入上海之后，对烟草和卷烟产品的税收高达值百抽五十，按国际标准还不算高，但中国的卷烟公司都齐声抱怨。20世纪20年代后期，所有的中国烟厂都走下坡路，其中大部分关门停业。1927年在上海开业的182家公司中，到1930年只有大约三分之一尚在营业。这182家公司，除14家，全都是在“五卅运动”和北伐期间反英美烟公司的抵货运动中兴起的。1927年至1930年，大部分中国烟草公司功败垂成，南洋烟草公司也亏损了570万元。

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给日本东亚烟草会社创造了机会，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烟草工业竞争的格局。东亚烟草会社建于1904年，不久即在中国生产和销售香烟，但市场不大，主要集中在朝鲜和南满；“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它在大连和辽宁建立大型工厂，自此东亚烟草会社取代南洋烟草公司成为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主要竞争者。

1934年英美烟公司在中国成立颐中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和颐中运销烟草有限公司，负责承担中国市场的烟草制造和销售业务。在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时，英美烟公司在中国和香港已拥有33家不同的企业，资本总额达2.9亿元。

抗战时期的生存之道

1937年7月，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后，英美烟与日本东亚烟草会社协议分占东北市场的限额，次年12月英美烟公司为保有东北市场的营运，又同意参与组织满州烟草公司。

日本除占领东北之外，还在华北、华中占领区进行经济扩张与垄断，并且在中国各地占领区，一再复制东北的军事和经济统治经验，而邻近的华北地区更是首当其冲。华北为英美烟公司的主要烟叶产地之一，美国大企业如何保有其生存之道呢？

1938年春，日本军方在开始推进排挤西方企业的计划，许多日本人的卷烟不交付任何税，私运到上海，而外国卷烟制造商，每箱5万支卷烟要交付统税约100元。日本迅速扩大其在华北的烟草市场，他们打算建立河北烟草公司，预计每年以15亿支的产量生产。此外，各地的日资烟草公司开始整并中国小烟草公司。虽然英美烟公司在华北尚占有绝大多数市场，但在长期竞争中，显然压力不小。

1939年11月，日本军方拉拢英国怡和洋行和日本数家公司签署一项“联合贸易公司”的合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王子制纸公司，它的业务涵盖从丝绵日货、机器、烟草、石油到纸业等商品交易，不一而足。这份合同首先是由日本军方所主导，他们非常企盼美国大企业能加入此一联合贸易公司，特别是英美烟公司或者美孚石油。该合作契约一旦成立，无疑将对华北经贸物流市场造成绝大的影响。

这项合作提议，名义上系为促进华北经济发展所展开的一项中（日）、美、英的合作计划。总裁由日人出任，副总裁由外人（英美）出任，管理上给予英美商人相对副手的地位，资本和获利方面亦提出相对的保障。由于美国尚未参战，怡和洋行希望这项合同有美方加入，理由是万一未来英国陷入欧战泥沼，联合公司的外人利益能有美国人的支持。

拟议中的“联合贸易公司”，由于美国政府没有表示肯定意见，而英美烟公司因为对于这样的组合也心存疑虑，采取观望态度，以致提议最后未能成局，然而其结果则是坐视英美烟公司在华北业务的恶化。因为所有的中国买主和烟叶的价格很快掌控在日本军方手中，烟叶价格持续飙升。接着，日本方面组织协会，通过该协会进行交易，并控制物流不致运入内地和防止货品送达敌区，同时颁布许可证制度。

日本军方很早即邀请颐中公司加入这一协会。然而，颐中公司认为有权在交付统税后自由贸易：“这样做意味着我们将服从该公司的规章制度，其结果，我们对自己的组织将全部失去控制，因此我们不能同意参加该组合。”

不加入协会的结果是，不到半年，英美烟公司及其运销公司颐中公司的货品均无法运送到内地，对其业务造成严重打击。1941年10月，日本军方致函北平颐中烟草公司，要求该公司销售货物应填具申请书，日方开列出“批准单”，从人事管理、经销、运输等项目，全面掌控了英美烟公司在华北的业务。

并非剥削

在珍珠港事变以前，英美烟公司一方面要求政府坚持门户开放政策，寻求美国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和日方周旋，试图仍以自己的销售网络保有营运市场。但1939年以后，英美烟公司在华北的业务受创严重。

对于日本所采取的经济控制的形式和协会垄断组织，初期英美烟公司选择不予形式上的承认，要求美国政府维护其具体利益，甚至不愿加入日方提议的协会组织；及至日本进一步颁布许可证特许制度，该公司货品无法运销到中国内地，造成严重滞销，最后被迫让步，甚至主动向日本军方交涉，填具“申请书”，要求日方合理解决屯货之损失。

中日战争时期，尽管英美烟公司在东北和华北市场受到日本的垄断政策影响，但该公司仍保有中国烟草市场的龙头宝座。从1931年至1941年，英美烟公司仍占有中国三分之二的卷烟市场（包括东北）。1931年至1940年，利润达到近1800万美元，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英美烟公司才终于撤出了它在中国的西方代表，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中止在中国的业务。

过去有人强调帝国主义剥削论，像美孚或英美烟公司都是此一论述的获益者。从事实看来，外国企业凭借条约体系和治外法权的保护伞，确实取得在中国营业的某些便利，但不宜夸大。

英美烟公司固然在中国市场建立起垄断地位，排挤了中国的卷烟工业，但商品优势、销售策略和技术创新的奏效才是关键。英美烟公司常常抱怨中国人仿冒他们的商品，即使告官亦无多大的遏制作用。不论在1905年反美风潮或20年代民族主义排外运动崛起之际，尽管其业务一时受到影响，但随后都更趋繁荣，显现民生消费的需求和商品优势的重要性，似高于民族主义之抗争。

有学者认为如果将“帝国主义剥削”定义为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低于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根据这一定义，并没有证据表明英美烟公司对中国工人进行了帝国主义的剥削。通过中日战争时期英美烟公司在东北和华北活动的描述，我们看到该公司的生存之道相当灵活。

鉴于东北三省早已被关东军全面占领，为保有东北市场的营运很务实地与日本人合作瓜分东北市场；但随后在华北则先采取观望，甚至不附和日本军方的经济策略，到最后才妥协，如纯以依附敌伪的说法也过于简化事实。

作者为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