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布的远航，不仅击碎了此前遮蔽着一般欧洲人对于远方之认知的屏障，也击碎了欧洲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带来了欧洲数百年的动荡。波兰尼在《大转型》中称此一过程为“脱嵌”。

谈到“脱嵌”，首先就得谈一下此前的“嵌入”状态。在中世纪的欧洲，国王向下分封大贵族，大贵族再向下分封次级贵族，一层层封下来，整个欧洲在政治层面处于高度的封建割据状态。贵族的天职就是战争，但这种所谓战争与后世的战争概念完全不同，战争更多地是基于大人物间的个人恩怨，具有个人英雄主义气质。

贵族的封地被组织为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庄园，贵族在庄园中作为最高领主，为自己的领地提供基本的秩序；作为正义的守护者，正义的原则来源于传统与宗教，而非贵族的任性。庄园经济的自给自足特征，使得财富的规模与土地占有的规模成正比，而贵族彼此之间的土地占有面积或有差异，但并不是绝对压倒性的。于是贵族彼此之间就处在势均力敌的状态，势头的变化通常是通过结盟关系的变换，而非对于对手的武力压制。

而这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军事彼此互相嵌合的关系，又由于教区制的存在，而获得了宗教所提供的正当性辩护。整个社会便处在一种稳定而又停滞的状态之中，欧洲就像被分割为一个个的小箱子，每个小箱子内部都圆融自洽，小箱子彼此之间还可能有着一些更加复杂的权责关系相互嵌套着。

这一切都因为远洋贸易的开始而被打破了。人们可以一寸土地都不占有，便积累起巨额财富。这首先从贸易层面上带来了“脱嵌”，新的财富形式完全不受过去那种总体性“嵌合”的约束，而能够在政治层面上调动起这种新财富的人，便会比其他人获得不对称的战争优势。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割据状态的封建社会被打破，现代规模的国家建立起来。这个过程绝不是和平地完成的，其间充满了规模越来越大的战争，欧洲社会陷入动荡。

过去的小箱子被打破，新秩序该如何建构？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的思考为新秩序提供了重要的法权基础，他一方面通过《海洋自由论》确立了公海自由原则，将全球海洋秩序纳入统一的秩序当中；另一方面通过《战争与和平法》突破了小箱子的视野，将过去复杂的箱子嵌套关系扫去，陆地世界也被纳入具有普遍性的互动规则当中。

然而，脱嵌的经济力量在继续向前运动。18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出现了。这种新的经济模式对于欧洲传统社会结构的冲击是更加根本性的，不同于远洋贸易，它深刻改变了人口在城乡之间的分布结构。而传统道德依赖于传统的社会结构作为载体，工业革命便同步地带来了传统道德的瓦解。

这种现实逼迫着西方人要展开新的理论思考，以便为已经不可逆地到来的现代经济进行正当性辩护，并从中提炼出道德品性。这在亚当·斯密的理论当中实现了。他提出了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国家内部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手段，而自由贸易则是以全球为单位实现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手段，同时自由贸易可以使得经济的发展为人类所普遍分享，并且在此过程中带来人类的自由水准普遍提升。这样现代经济的伦理品性便获得了证成，并且由此为基础，一种对于政治的新的理解——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只应作为抽象行为规则的保障者——也被提出。

以全球为单位，脱嵌的世界，便获得了再入嵌的基础，脱嵌在西方得到了驯化。西方的这种驯化工作进行了数百年，其幸运之处是，驯化的节奏基本还能自主掌握。西方在此过程中崛起并对外扩张，非西方地区被动进入脱嵌的过程。对非西方而言，不幸的是，驯化脱嵌的节奏不由自主掌握了，于是，在此过程中，非西方便产生各种强烈的反西方的怨恨情绪，构成非西方地区的精神凝聚力的来源之一，其极端体现便是近日的伊斯兰国等。

这些凝聚力的出现提供了驯化脱嵌所需的某种阶段性条件，但这只是阶段性条件，它本身也必须被超越，否则非西方世界对自身脱嵌的驯化也不可能完成。而在非西方世界的自我驯化过程中，西方世界也可能会逐渐在与非西方世界的互动过程中而继续经历改变，人类的普遍再入嵌，还有待未来时代的发展。

作者为外交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