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工业上接炼化产业，下接药品、电子、通讯等诸多产业……连最风行的智能手机，其摄像头和太阳能光伏板，也少不了染料涂层。换言之，现代社会，人类根本离不开化工产业。
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化工事故屡有发生，并对生命和环境造成伤害。但这一切并非无法避免，化工与公民、环境之间，绝非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在公民监督下，通过严格的法规、不断提升的技术手段，以及完善的企业管理制度，可以把化工事故的可能性和事故的危害性降至最低。
从经验到制度
当越来越多的蒸汽机投入使用，锅炉爆炸也成了所有工业企业家的梦魇。直到1865年的曼海姆啤酒厂爆炸，德国的产业界对安全生产隐患再也无法容忍。
次年，曼海姆的有识之士创立了一个私人公司——技术调查委员会（TUV，Technischer uberwachungs-Verein），对工厂的生产安全进行研究，并不断积累技术经验，从而制定安全生产的标准。
此时，德国的保险业也迅速地认识到，如果它们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安全评估，那么就可以让生产的安全风险变得可控，工厂也就可以成为它们稳定的客户群。
受这种自发的、强有力的经济驱动，在过去百余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产业发展、安全调查以及保险条款，便逐渐构成了工业的生态体系。然而，早年间，这些只是一个行业内部的规约机制，并未上升到国家的法律制度层面。
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和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后，公众开始意识到，化工产业会对公共健康和公共安全造成危害隐患。
随后，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亦相继诞生，特别是对于有毒化工产品的生产安全，提出了审核标准。
西德在1974年颁布了《联邦排放控制法案》（Bundes-Immissionsschutzgesetz）等相关法律，并在随后不断修改完善。法案对于可能发生事故、可能造成环境危害以及其他灾难的工业装置，提出建设、质量和运营的监管要求；并针对不同类型的工厂，作出了区别化的管理规范。
“这些法案，奠定了德国环境责任制度。” 欧华律师事务所德国合伙人、诉讼和规制部主管吉斯贝尔茨博士（Dr. Ludger Giesberts）对《财经》记者说：“当发生事故后，企业要在法庭上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安全管理制度、员工培训与管理以及操作流程，均符合规范。”
根据德国联邦环保局的解释，该法案最主要的原则在于“与时俱进”，即工厂管理者需要使用先进的安全工程设备、安全管理体系以及事故预防计划。
与此同步，以1971年“绿色和平”组织的成立为代表，环境公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由此，产业、立法与公民社会之间，开始形成一个微妙的政治张力，不断推动规范标准的提高。
“1976年意大利塞维索化学污染事故，让这股张力成为压倒性的政治力量。”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ermany Trade and Invest）的化工产业高级经理布克博士（Dr. Thorsten Bug）告诉《财经》记者。
彼时，在塞维索一家生产除草剂中间品的化工厂里，加碱水解反应釜因反应放热失控，发生了爆炸。生产中所产生的剧毒化学品二英，随着爆炸物在空气中飘散，造成严重污染和人畜中毒，工厂周边8.5公顷范围内的居民被迫搬迁。
在政治压力下，欧洲委员会于1982年出台了《塞维索准则》。同时，绿党作为一股强劲的政治力量，于1983年进入德国议会。1996年，欧洲委员会又出台了更为严格的《塞维索II准则》——这项准则在欧洲委员会各成员国，落地成了法律；在德国，则主要落实为《危险事故规范》。
《财经》记者获悉，今年5月31日，更新的《塞维索III准则》将以法律形式在德国颁布。
相比基于案例法的美国环境责任制度，德国环境责任制度相对较为温和，以求得产业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发展。“现在德国民众关注的重点在于，政府对于化工企业的安全生产，是否进行了有效的检查。” 吉斯贝尔茨博士（Dr. Ludger Giesberts）称。
目前，德国联邦环保局下属的事故报告与评估中心（ZEMA），对德国的化工事故进行系统性整理，并将每年的研究报告向公众开放，并以此作为化工技术与管理规范提高的科学标准。
为了自己的名誉
每次见到新客户和拜访者时，萨克森—安哈尔特州Organica精细化学公司的总裁舒尔茨博士（Dr. Bodo Schulze），总要先掏出三张证书：ISO9001管理认证。德国化工学会颁发的“责任关怀”倡议（Responsible Care）认证，以及食品与药监局的证书。
这家曾隶属于德国影像巨头爱克发集团（Agfa）的化学公司，在两德统一后的私有化改革中，独立了出来。现在，它为全球医药、电子、影像等下游产业提供中间品。“有了这些认证，我才好购买生产保险和产品保险。如果没有认证和保险，我的客户就不敢从我这里进行采购。” 舒尔茨称。
2012年，德国化工产业创造了1840亿欧元营业收入，在GDP中的产业占比，仅次于汽车和机械工程产业，排名德国第三。由于产业特殊性，德国82％的化工产品为中间品，最终又运用在了其他产业。因此，德国颁布了严格的环境法案后，其执行可以通过紧密咬合的产业链，用经济手段控制化产的生产与产品。
在中国，虽然体制建设已较为成熟，但在实践中，环境、安全标准的执行往往依赖于企业自身的自觉性。欧华律师事务所中国合伙人、能源部主管董铁英律师告诉《财经》记者：“中国一些大型国企，例如三大国有石油公司，在其改制前即承担部分专业监管职能；在改制之后，仍然依赖其自身的内部规定，来维护环保和安全标准的执行。”
与中国相比，德国化工领域的专家，并非完全集中在化工企业，而是广泛分布在保险等工业服务领域。保险等行业都有自己独立的化工专家，他们根据每年的化工事故分析，调整对于企业的安全规范与审计，对企业进行安全指导。
一些行业协会的认证，以及具体的保险险种选择，并非由联邦政府强制。“随着公众环境意识不断提高，化工企业发现，它们的名誉每况愈下。为了恢复名誉，它们建立了比政府法规更高的标准体系。” 欧华律师事务所高级法律顾问施泰特博士（Dr. Thilo Streit）称。
伴随着材料技术、机械设计、传感器以及自动化设备的采用，化工设备的技术可靠性也在不断提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德国化工企业越来越多地采取以Hazop（Hazard and Operability Analysis，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为代表的系统性风险分析技术。
德国化工协会为此提出了“责任关怀”工业倡议。化工巨头巴斯夫（BASF）也提出口号——“工业倡议超越合规。”化工企业敢于采纳高于法律标准的行业标准和企业内部管理规范，是另一种“德国制造”。
目前，在企业内部的安全生产能力建设中，巴斯夫锁定了七大领域：化学品与反应、流程设计、设备选址、装置与材料、流程控制、保护装置以及安全措施。
德国石油工程师协会则针对可能造成气体泄漏的人为误操作、设备故障、实际设备与设计失准等三种不同可能性，分别设计了管理与预防规范，以及事故发生后的操作手册，试图将灾难可能性降到最低。
中国2006年－2011年间，化学工业年增长率为15.1％。在经济发展迅猛与综合能力建设相对滞后的鸿沟下，市场的内在机制发展迟缓，环境与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亦难以彻底贯彻执行。随着中国民众环境意识不断提升，化工产业与公众之间逐渐进入一个二元对立的尴尬境地。
一些德国企业界人士认为，化工安全生产需要依托一个全社会的生态系统，其中包括公民的敏感性、政府不断的研发投入、人才的教育与培训，以及企业自身的能力建设。“企业社会责任”，并非化工企业的负担或仁慈，而是重拾名誉的必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