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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之“毒”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5-04-13 15:46:57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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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毒性很强的中草药叫乌头,又叫附子,因为它初生时像乌鸦的头,故称乌头;其后附着乌头而长出的便是附子,像子附母。这是明朝医学家李时珍常年观察所得。他还写道:“草乌头取汁晒为毒药,射禽兽,故有射罔之称。”

汉代名医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对附子的医用价值多有独见,并以“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通脉四逆汤”等古方剂传世。有意味的是,隋唐以后在传承中医学方面出现“断层”,牵强附会的成分更多。比如,“通脉四逆汤”可以治心衰,但后代用这个古方却救不了心衰病人。这里就产生一个很深的疑问:是张仲景错了,还是后人用错了?

有一种说法是,后世对张仲景古方剂量的把握失度,才使古方失效。这可以追究到李时珍那儿去。李时珍固然在中草药方面作出很大贡献,但对古今度量衡的变化不甚了了,却断定古方的剂量可换算:古之一两,今之一钱可也。这样一来,剂量远不及张仲景的古方。这样的古方虽能治一些小病,但急病重症是治不了的。

先不论即便计量用对,中药能否救心衰,我由此想到一个问题:接续传统不仅是一个“质”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量”的问题。而我们长期以来恰恰陷入了忽略“量”的误区。以建筑而言,在我居住的古城安庆,如今只剩下几个可成为“景点”的古建筑,而环绕这些古建筑的老民居都被迁走,旧街幽巷已不复存在。一个没有背景的古建筑就像圆明园被敲下来的铜兽首,在远离母体的地方流浪因而失去了时空感,失去了它所依附的那个“意义共同体”。

有一次我到英王府去,发现在高楼林立的围抱中,它趴在那儿,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多余物”,如同一个赘疣。我不禁自问:它还是那个“英王府”吗?它还是150年前叱咤风云的陈玉成出入的那个“英王府”吗?它看起来没变,得到了“保护”,但在我的感觉中,它的存在完全被压制了,被扭曲了,甚至被无形摧毁了。

上世纪80年代初,考古发现了东汉的度量衡器——权,既有量液体的、固体的,也有量粉末的,相当全面、精微。李可老中医经过研究得出结论,凡用古方就须用古代剂量,原则上的折算方法是汉代一两,等于现在的15.625克,倘少于此量,便不能治大病。我们是否可以说,古方剂的“传统”其实就维系在“锱铢必较”的“量”上。

由此想到20世纪以降中医传统面临的困境乃至绝境。笔者一直为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先驱强烈反对中医而耿耿于怀。但换个角度想,真正的中医学是在汉朝以前奠基并达到巅峰的。隋唐以后中医的正宗传统因流失与误读渐渐走向歧路,到了晚清时代中医则被更多的庸医、游医所败坏,因而所谓的中医其实已经千疮百孔,面目全非。鲁迅们在文章中所描述与痛斥的,在我看来正是那些糟践中医的江湖郎中,而这些抨击者也处在对中医精粹无所知的历史断层与先天遮蔽中。

上世纪50年代初,为了保护北京古城墙,林徽因在人代会上据理力争,还闯进北京市长办公室与市长争辩。市长说不过她,最后拿出领袖批示才将她压下去: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用来阻挡农民的。副市长吴晗批评梁思成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城墙、庙宇在高楼包围下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

将古城墙归结为“封建象征”,已经不是在“量”上而是在“质”上实施“摧枯拉朽”了。这传统之“毒”,在当时确实吓退了许多人,并使一个狂暴时代神经麻痹。而当下这个时代,以拉平、偷换、包装为特征的市场意识形态,在金钱杠杆下将“传统”勾兑成可置换之物,旧居野庙老街古巷这些“潜传统”遭到了大面积的破坏与摧毁,方言、习俗、民间艺术、古戏化石和手工艺则在全球一体化中加速消失,从“量”上对“传统”又进行了一次“浩劫”。当置身于日新月异的“古城”,我悲哀地感到它被彻底地换血了,变脸了,而我如同一个孤零零的“弃儿”。

在我看来,真正的传统如乌头或附子,它之“毒”恰恰是它赖以为生的汁液和元素,是它最具个性和价值的精华,是它植根于大地的本然和必然,而不是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它的各种标签。

作者为文史学者在我看来,真正的传统恰如乌头或附子,它之“毒”恰恰是它赖以为生的汁液和元素,是它最具个性和价值的精华,是它植根于大地的本然和必然

传统之“毒”

□ 苍耳/文

有一种毒性很强的中草药叫乌头,又叫附子,因为它初生时像乌鸦的头,故称乌头;其后附着乌头而长出的便是附子,像子附母。这是明朝医学家李时珍常年观察所得。他还写道:“草乌头取汁晒为毒药,射禽兽,故有射罔之称。”

汉代名医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对附子的医用价值多有独见,并以“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通脉四逆汤”等古方剂传世。有意味的是,隋唐以后在传承中医学方面出现“断层”,牵强附会的成分更多。比如,“通脉四逆汤”可以治心衰,但后代用这个古方却救不了心衰病人。这里就产生一个很深的疑问:是张仲景错了,还是后人用错了?

有一种说法是,后世对张仲景古方剂量的把握失度,才使古方失效。这可以追究到李时珍那儿去。李时珍固然在中草药方面作出很大贡献,但对古今度量衡的变化不甚了了,却断定古方的剂量可换算:古之一两,今之一钱可也。这样一来,剂量远不及张仲景的古方。这样的古方虽能治一些小病,但急病重症是治不了的。

先不论即便计量用对,中药能否救心衰,我由此想到一个问题:接续传统不仅是一个“质”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量”的问题。而我们长期以来恰恰陷入了忽略“量”的误区。以建筑而言,在我居住的古城安庆,如今只剩下几个可成为“景点”的古建筑,而环绕这些古建筑的老民居都被迁走,旧街幽巷已不复存在。一个没有背景的古建筑就像圆明园被敲下来的铜兽首,在远离母体的地方流浪因而失去了时空感,失去了它所依附的那个“意义共同体”。

有一次我到英王府去,发现在高楼林立的围抱中,它趴在那儿,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多余物”,如同一个赘疣。我不禁自问:它还是那个“英王府”吗?它还是150年前叱咤风云的陈玉成出入的那个“英王府”吗?它看起来没变,得到了“保护”,但在我的感觉中,它的存在完全被压制了,被扭曲了,甚至被无形摧毁了。

上世纪80年代初,考古发现了东汉的度量衡器——权,既有量液体的、固体的,也有量粉末的,相当全面、精微。李可老中医经过研究得出结论,凡用古方就须用古代剂量,原则上的折算方法是汉代一两,等于现在的15.625克,倘少于此量,便不能治大病。我们是否可以说,古方剂的“传统”其实就维系在“锱铢必较”的“量”上。

由此想到20世纪以降中医传统面临的困境乃至绝境。笔者一直为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先驱强烈反对中医而耿耿于怀。但换个角度想,真正的中医学是在汉朝以前奠基并达到巅峰的。隋唐以后中医的正宗传统因流失与误读渐渐走向歧路,到了晚清时代中医则被更多的庸医、游医所败坏,因而所谓的中医其实已经千疮百孔,面目全非。鲁迅们在文章中所描述与痛斥的,在我看来正是那些糟践中医的江湖郎中,而这些抨击者也处在对中医精粹无所知的历史断层与先天遮蔽中。

上世纪50年代初,为了保护北京古城墙,林徽因在人代会上据理力争,还闯进北京市长办公室与市长争辩。市长说不过她,最后拿出领袖批示才将她压下去: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用来阻挡农民的。副市长吴晗批评梁思成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城墙、庙宇在高楼包围下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

将古城墙归结为“封建象征”,已经不是在“量”上而是在“质”上实施“摧枯拉朽”了。这传统之“毒”,在当时确实吓退了许多人,并使一个狂暴时代神经麻痹。而当下这个时代,以拉平、偷换、包装为特征的市场意识形态,在金钱杠杆下将“传统”勾兑成可置换之物,旧居野庙老街古巷这些“潜传统”遭到了大面积的破坏与摧毁,方言、习俗、民间艺术、古戏化石和手工艺则在全球一体化中加速消失,从“量”上对“传统”又进行了一次“浩劫”。当置身于日新月异的“古城”,我悲哀地感到它被彻底地换血了,变脸了,而我如同一个孤零零的“弃儿”。

在我看来,真正的传统如乌头或附子,它之“毒”恰恰是它赖以为生的汁液和元素,是它最具个性和价值的精华,是它植根于大地的本然和必然,而不是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它的各种标签。

作者为文史学者在我看来,真正的传统恰如乌头或附子,它之“毒”恰恰是它赖以为生的汁液和元素,是它最具个性和价值的精华,是它植根于大地的本然和必然

【作者:苍耳】 (编辑:yanqi)
关键字: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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