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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人易制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5-06-08 17:31:18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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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约法》专为袁世凯“私人定制”,而且改变规则,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新总统的重要法令、人事任免,都必须由内阁副署。对孙中山、革命党人来说,《临时约法》是民国象征;但对袁世凯来说,《临时约法》近于枷锁。中华民国的“国父们”没有制定出一个超越性宪制框架,这是后来政治纷争不可避免的主因

讨论民初制度构建,《临时约法》无法绕开。民国前半期几乎所有政争,都与这部“准宪法”相关联,这部约法成为20世纪中国“因人易制”的典范。

孙中山归来

1911年12月8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同船离开汉口,顺流而下,前往南京。他们的使命,就是在那里“公举”临时大总统,组织临时政府;11日,“留沪代表”也如约前往。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重回一个整体,一个完整的“准制宪会议”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从当时的政治格局看,最有可能出任临时大总统的人选,不外乎黎元洪、黄兴。“留沪代表”在宋教仁等人策动下,也确实做了一些工作,试图推举黄兴由大元帅进而临时大总统。但是,这个方案遭到黎元洪、章太炎等强烈反对。

各种反对让黄兴、宋教仁调整了策略。12月17日,黄兴向各省代表会电辞大元帅,转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帅,但议决大元帅暂驻武昌,由副帅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

“朝三暮四”与“暮四朝三”的戏法让南方革命党人信誉受到相当损失。

当然,黄兴也没有以副帅代行大元帅,前往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因为就在他准备成行时,传来孙中山即将回国的消息。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尽管不在武昌起义现场,但如果将这场起义视为革命,那么孙中山潜在的影响力,没有人可以比得过。黄兴原本就是孙中山的一个比较坚定的盟友,他当然不会抢先一步到南京组织临时政府,让孙中山不快,使党内同志猜疑,因而黄兴坦然放弃了这个机会。

真诚拥戴孙中山的,不独黄兴一人,也不独同盟会,即便如赵凤昌这样与各方面关系紧密的政治操盘手,在这非常时期,也以为只有支持孙中山“建府开基”,才能有助于化解危局,引领中国重建统一,恢复秩序。

对于孙中山出面筹组临时政府,不同意的有章太炎。他先是主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继而在革命党势力占绝对多数前提下,章太炎依然反对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强调如果一定要在同盟会内部选择临时大总统,那么,“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无视孙中山的存在、贡献。

宋教仁与孙中山

宋教仁确为同盟会的重要人物,初居日本,研习近代政治学、政党理论,内与黄兴为同乡,为好友,相互推重,外则因各种机缘,与赵凤昌、张謇、汤化龙、熊希龄相结纳,其宪政理论造诣、实际政治操作能力,均深获各方面推崇,这也是章太炎所谓“以才则宋教仁”的依据,并非毫无来由。

各方面推崇,也使宋教仁自信爆棚,但他的目标并不太高,而是始终锁定内阁总理。据胡汉民分析,这是宋教仁策动各方面选举黄兴为大元帅,为临时大总统的深层背景。

孙中山归来,使宋教仁的预案无法继续执行。第一,孙中山自革命开始,就是美国体制的热情拥护者,始终赞美美国的分权体制,赞美美国的总统制。孙中山如果出任临时大总统,不可能突然改变想法,接纳宋教仁为内阁总理,何况在美国的体制架构内,根本就不存在内阁总理这个角色。第二,即便孙中山因各种原因改变立场,但是选举临时大总统的法律依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也是个问题,这个大纲仿照美国总统制,将国家元首、政府行政首脑合一。如果按照这个大纲执行,同盟会只需要提供组阁人选,不需对政府架构进行修正。

基于这些原因,宋教仁如想实现目标,必须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进行修订,简单说,必须在公举临时大总统之前,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为此,宋教仁在孙中山归来前后没少做工作。

孙中山抵达上海,各界咸来候教,有日不暇给之势。1911年12月26日,各界在哈同花园公宴孙中山,宋教仁自南京专程赴会。“席次,黄兴、陈其美、宋教仁密商,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分途向各代表示意,计已成。”推举孙中山为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的方案大致实现。

在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中,具有同盟会背景的代表占绝大多数,同盟会的决定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左右各省代表会。所以,同盟会几位领袖决定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任何突兀的反对都毫无意义。

是日晚,同盟会高级干部胡汉民、汪精卫、黄兴、陈其美、宋教仁、张静江、居正等复聚集于孙中山寓所,会商临时政府组织方案。就在这时候,宋教仁突然发难,动议修订《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就理论而言,不论同盟会在各省代表会占有多大比例,此次会议都无权修订《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更何况宋教仁的动议具有非常明确的人事指向,孙中山无论如何不可能接受。孙中山在这次会议上,就总统制、内阁制发表了明白无误的讲话:

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

张静江闻言率先表态:“善!先生而外,无第二人能为此言者,吾等惟有遵先生之意而行耳。”张静江一锤定音,众皆翕然。

以退为进,孙中山赢得了包括黄兴在内领导层的支持,黄兴力劝宋教仁取消提议,但宋教仁依然不愿从众。不得已,黄兴定期前往南京,准备向各省代表会痛陈利害,以确保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确保总统制不变。

孙中山与袁世凯

宋教仁的建议成为历史,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如期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顺利成立,一场宪政危机大致消解。

临时政府成立时,清廷还没妥协,南北议和也没有头绪,未来中国究竟应采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南北间并没有得出一致认识。1月3日,清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致电孙中山:“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北方显然不会轻易认同南京临时政府。

从当时情形看,各省独立使清廷合法性大半丧失,但只要清廷不宣布结束,各省也没有力量发兵北上,直捣黄龙。南北僵持,持续分裂,完全有可能。

为避免最坏结局,不让中国四分五裂,南北和谈渐渐走向妥协,一个重要方案,就是由袁世凯设法逼退满洲统治者,然后南方承认袁世凯出任新政权临时大总统。

由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的动议很早前由黄兴等人提出。这个建议在多大程度上是策略,多大程度上是诚意,还可以研究。但可以肯定,这个建议对于后来化解僵局,促成清帝退位,民国建立,意义重大,孙中山也不反对这个方案,他也明白表示,只要袁世凯逼退清帝,赞成共和,他完全拥护袁世凯为新政权的大总统,心甘情愿让位给袁世凯。

孙中山的思考是严谨的,承诺也是庄重的,并不会因特殊、突发原因而食言。南方不断传递的信息是:若清帝退位,则南京政府即可发表袁世凯接替临时大总统的正式公文;孙中山即可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袁世凯从君宪转向共和的关键当然不是孙中山、革命党许诺。但也必须承认,历史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了过来:有了这些许诺,新军将领渐渐改变,袁世凯渐渐也在变,即便那些满洲贵族,大部分也只能顺应形势,听天由命。至1912年1月下旬,清帝退位已成大趋势,孙中山兑现承诺让位给袁世凯逐步提上日程。1月21日,孙中山致电和谈代表伍廷芳及各报馆,并转致袁世凯,提出清帝退位后和平移交权力五要点:

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电知民国政府现在清帝已经退位,或转饬驻沪领事转达亦可;同时袁须宣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主义;(孙)文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由参议院举袁世凯为临时总统;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受事权。

面对清帝即将退位,孙中山和南方革命党人并没有足够心理准备,他们没有与袁世凯打过交道,再加上各方面不断渲染袁世凯“谲诈百端,心术不测”,婉劝孙中山、南方革命党人保持警惕,此后,孙中山、南方革命党人对北方,对袁世凯,不是进一步理解、体谅,和平相处,顺利移交,而是猜疑不断,防范不断,南北和解,几次面临中断危险。

经南北间反复磋商,清廷于2月12日宣布退位,袁世凯于当天致电孙中山、参议院及黎元洪,承认“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孙中山没有迟疑,迅速兑现承诺,第二天(13日)向参议院辞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但孙中山却于此时提出三个附加条件: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

就情理而言,这三个条件并不过分,至于能否做到,为什么不能做到,都可以交给参议院裁定。

困难在于,袁世凯对于这三个条件太不重视,不理解孙中山及革命党人的心情与用意,他用各种理由、方式坚持将政府放在北京。他的理由自然不错,也可以成立,但对孙中山来说,则觉得有点故意,尤其是京津保兵变来得过于蹊跷,总让人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在三个附加条件中,最值得注意,也是后来政治冲突根源的是第三条,即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

理论上说,这个条件也不错,只是稍微让人不安的是,《临时约法》专为袁世凯“私人定制”,而且改变规则,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新总统的重要法令、人事任免,都必须由内阁副署。

对孙中山、革命党人来说,《临时约法》是民国象征;但对袁世凯来说,《临时约法》近于枷锁。

中华民国的“国父们”没有制定出一个超越性宪制框架,这是后来政治纷争不可避免的主因。

作者为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作者:马勇】 (编辑:yanqi)
关键字: 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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