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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总统的由来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5-06-23 17:46:08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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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蔡元培方案,经此次兵变,新政府人选实际上不再由袁世凯个人说了算,包括内阁总理在内的重要人选,要与南京、武昌商定。换言之,袁世凯可以不去南京就职,但新政府人选必须获得南京认可,并在南京组织统一政府,与南京前设之临时政府办交接

马勇/文

民国元年,舆论盛赞袁世凯为“中国华盛顿”,袁自己也以此期许。然而遗憾的是,一个突发事件影响了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信任,袁也对自身能力一度犹疑。从此,猜疑、相互不信任,成为民初政治基调,为制衡而制衡的制度设计,让袁世凯不经意间成为弱势总统。

“中国华盛顿”

辛亥革命原本是满汉冲突,是汉人不满满洲人垄断权力、财富,“亲贵内阁”让汉人高官相当失望,而“铁路干线国有”则让有产阶级感到恐慌。不可思议的结局却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上演冤冤相报旧戏码。经三个月讨价还价,1912年2月1日,新军主将段祺瑞派徐树铮等,与湖北军政府黎元洪的代表孙武等达成妥协,确定段祺瑞率部北上,“促进共和,旬日之内,必可解决”。假如旧历年内,即2月18日前还不能解决,黎元洪承诺“以资援助”。

段、黎共识与妥协,使大局有了转机,特别是最后期限的规定,使问题解决日趋紧迫。2月3日,隆裕太后与满洲权贵权衡利弊,授权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与南方磋商清帝退位条件,满洲人等于在事实上宣布退出对中国的实体统治,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迅即简化,南北冲突只在汉人中间了。由此,袁世凯变得格外重要,他既要对南方负责,让清帝退位;又要对清室负责,最大限度为清室谋利益,以不负旧主。

他在收到隆裕太后全权委托当天,向南方提出清室优待修正条件,包括“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九款”“关于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条”“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条”。

这些条件出其不意消解了满汉敌视,构建了一个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新模式。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至于南方革命党人内部,也有人不同意保留清帝尊号,以为“君主、民主国体既绝不兼容,总统、皇帝名称自不能两立。今总统之外,再拥皇帝,非驴非马,不独无以尊崇国体,实恐见侮外人”。

正反两方面忧虑都有道理,但南北政治家最终还是求同存异,谋取最大公约数,达成妥协。2月12日,统治中原长达268年的大清王朝宣布“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清室的宣布,完全参照段祺瑞给出的时间表。此后政治运作,也基本参照各方先前承诺。清帝退位第二天,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向参议院辞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

15日,参议院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17省议员,每省一票,全体一致选举袁世凯为继任临时大总统。参议院随后致电袁世凯:“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统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

突发兵变

国内外期待袁世凯成为中国的华盛顿,袁也以华盛顿作为下一步人生目标。他回复参议院贺电时说:“私愿始终以国利民福为归,当此危急存亡之际,国民既伸公义相责难,凯敢不勉尽公仆义务?”稍后,袁世凯以“新举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通告:自阴历年正月初一起,所有内外文武官行用公文,一律改用阳历;所有军官、官吏一律剪发,以示与旧习诀别,咸与维新,喜庆共和。南北和解,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家宣告成立,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

袁世凯是资深政治家,是清末民初最可信任的掌舵人,所谓“非袁莫属”并不是浪得虚名,其“前清”最后一任内阁总理大臣的特殊身份让其拥有足够的政治资本。新年伊始,袁世凯顾不上休息,年初二宣布成立临时筹备处,从法制、外交、内政、财政、军事、边事等诸多层面研究新政府执政方案,为帝制中国向共和中国平稳过渡提供路径。

新旧时代转换有许多事情要做,但从当时政治格局说,中国在排除了满洲贵族后,并不乏政治精英。就行政机构而言,袁世凯内阁汇集了大量专业人才,梁敦彦、赵秉钧、严修、唐景崇、王士珍、萨镇冰、沈家本、张謇、杨士琦、达寿等分掌外交、民政、度支、学务、陆军、海军、司法、农工商、邮传、理藩诸部院,均一时之选。

如果说袁世凯内阁属“前朝旧人”,那么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则具有浓郁的新气象。总统府秘书长为胡汉民,黄兴、黄锺英、王宠惠、程德全、陈锦涛、伍廷芳、汤寿潜、张謇、蔡元培分掌陆军、海军、外交、内务、财政、司法、交通、实业、教育各部,至于各部次长则有蒋作宾、汤芗铭、魏宸组、居正、王鸿猷、吕志伊、于右任、马君武、景耀月。

大转型时代为中国储备了足够人才,新的中央政府呼之欲出。黎元洪建议为新政府建立扫清障碍,南方副总统、大元帅应先辞退,给新总统以足够空间、时间组阁。黎的建议得到积极回应,2月20日,临时参议院召开选举会,一致公举黎元洪续任新政府临时副总统。临时大总统、副总统选举完成,意味着新政府成立所差只是一个程序。按照孙中山不久前的一个条件,新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应到南京就职,这意味着未来新政府所在地为南京。

孙中山的建议,是出于对北方的不信任。袁世凯如及时对这个建议提出反建议,或许好些。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袁世凯没有就此提出反驳,而是默许,欢迎蔡元培等专程前来接他去南京就职。然而就在这个时候,2月29日夜,北京发生了一场兵变,并波及天津、保定。兵变发生,袁世凯第一时间致电孙中山,介绍细节,强调“事出仓猝,又在夜间,防范不周”,惊扰专使,至为歉仄,承诺派员妥为照料专使,严惩乱兵,恢复秩序。

南方后来对兵变原因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场突如其来的兵变,并没有那么多阴谋,更不是袁世凯的策划。当然,不管此事与袁世凯关系如何,这场兵变的直接后果,加剧了南方对袁世凯共和诚意的怀疑,袁世凯的政治威望由巅峰急剧滑落。所幸,并不是所有的南方革命党人都相信袁世凯是兵变幕后黑手。目睹其事的蔡元培一再致电南方,强调兵变突发、偶然,非政治性:“此事闻因第三镇兵变,杂以步军统领衙门所辖及禁卫军等,专为抢掠起见,与政治无关,亦未滥杀人。”

对袁世凯南下就职,蔡元培也有自己的观察,而不是以阴谋论解读:“培等受命欢迎袁君赴宁就职,前月二十七日已以此意面达袁君,而袁君亦极愿南行,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不期二十九夕北京兵变,扰及津、保。连日袁君内抚各处军民,外应各国驻使,恢复秩序,镇定人心。其不能遽离北京,不特北方人民共同呼吁,即南方闻之,亦当具有同情。故培等据所见闻,迭电陈述。兹承电示,知袁君委托副总统黎君代赴南京受职。”

“跛足总统”

请黎元洪前往南京的动议没有成为事实,主要是黎元洪不同意。黎元洪复袁世凯电说:“元洪不能东下,犹公之不能南行”,担心离开武昌会有意外发生。

袁世凯不能南行,黎元洪不愿东下,唯一具有让步条件的是南方。3月4日,蔡元培致电孙中山,以为“一般舆论,以袁将南行为其主要之一原因。内变既起,外人干涉之象亦现,无政府之状态,其害不可终日。于是一方面袁君颇不能南行,而另一方面则统一政府不可不即日成立,在事实上已有不可易之理由。培等会议数次,全体一致,谓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来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蔡元培建议:取消袁世凯南行之要求;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

“其达此主旨之方法,大略袁君在北京行就职式,而与南京、武昌商定内阁总理,由总理在南京组织统一政府,与南京前设之临时政府办交代,公遣外务总长或次长到北京任事。”

在蔡元培、孙中山电报往来同时,“迎袁专使”唐绍仪、汪精卫与袁世凯讨论出来一个类似思路。面对兵变事实,袁世凯一再自责,强调兵变之事,“负国民,负专使,足为无能之铁证,敢固辞,不复任总统。”

假如袁世凯放弃就职,那么南北间即便不诉诸战争,也必然会为新总统选举伤透脑筋。何况唐绍仪、汪精卫是来商量善后的,经细商,其结论与蔡元培大致相同。

过去的研究过多注意南方的让步,忽略了袁世凯在兵变后不得已而放弃的一些权力。据蔡元培方案,经此次兵变,新政府人选实际上不再由袁世凯个人说了算,包括内阁总理在内的重要人选,要与南京、武昌商定。换言之,袁世凯可以不去南京就职,但新政府人选必须获得南京认可,并在南京组织统一政府,与南京前设之临时政府办交接。袁世凯还没有上任,就实际上沦为权力有限的“弱势总统”。

北京兵变对袁世凯信誉、威望都是一个打击,他让渡一些权力,也是应该的。经权衡,孙中山接受蔡元培的建议,同意袁世凯不再南来,但要求袁必须按照参议院所议程序进行,正式受职,“速电国务总务总理名,俾参议院同意,刻日派遣来宁,接收交代,早定大局。”

照共和体制一般原则,内阁总理提名权归总统,同意权在议会。现在因突发兵变,袁世凯只好委曲求全,同意将内阁总理建议名单,与黎元洪、孙中山等共同商定,然后提交参议院,请求同意,“庶几大局早定,人心早安,对内而谋统一,对外而谋承认,已完全巩固中华民国之基础。”

袁世凯还未就职,其政府首脑提名权就受到削弱,革命党原本以为将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吃了大亏,因而乘机争夺内阁总理的位子。革命党需要自己人出任内阁总理,袁世凯不愿接受,南北争执不下,又是赵凤昌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让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但条件是,唐必须同时加入同盟会。

唐绍仪是袁世凯的老朋友,作为留美学生,他毫不掩饰共和倾向,由他出任新政府总理,有助于平衡南北,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孙中山、黄兴竭诚欢迎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并决定支持唐绍仪组阁;袁世凯也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案,根本没有想到这个方案会引发稍后的宪政危机,会让他与唐绍仪几十年的私人友谊就此终结。

作者为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编辑:yanqi)
关键字: 弱势 由来 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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