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文
民国元年，舆论盛赞袁世凯为“中国华盛顿”，袁自己也以此期许。然而遗憾的是，一个突发事件影响了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信任，袁也对自身能力一度犹疑。从此，猜疑、相互不信任，成为民初政治基调，为制衡而制衡的制度设计，让袁世凯不经意间成为弱势总统。
“中国华盛顿”
辛亥革命原本是满汉冲突，是汉人不满满洲人垄断权力、财富，“亲贵内阁”让汉人高官相当失望，而“铁路干线国有”则让有产阶级感到恐慌。不可思议的结局却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上演冤冤相报旧戏码。经三个月讨价还价，1912年2月1日，新军主将段祺瑞派徐树铮等，与湖北军政府黎元洪的代表孙武等达成妥协，确定段祺瑞率部北上，“促进共和，旬日之内，必可解决”。假如旧历年内，即2月18日前还不能解决，黎元洪承诺“以资援助”。
段、黎共识与妥协，使大局有了转机，特别是最后期限的规定，使问题解决日趋紧迫。2月3日，隆裕太后与满洲权贵权衡利弊，授权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与南方磋商清帝退位条件，满洲人等于在事实上宣布退出对中国的实体统治，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迅即简化，南北冲突只在汉人中间了。由此，袁世凯变得格外重要，他既要对南方负责，让清帝退位；又要对清室负责，最大限度为清室谋利益，以不负旧主。
他在收到隆裕太后全权委托当天，向南方提出清室优待修正条件，包括“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九款”“关于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条”“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条”。
这些条件出其不意消解了满汉敌视，构建了一个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新模式。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至于南方革命党人内部，也有人不同意保留清帝尊号，以为“君主、民主国体既绝不兼容，总统、皇帝名称自不能两立。今总统之外，再拥皇帝，非驴非马，不独无以尊崇国体，实恐见侮外人”。
正反两方面忧虑都有道理，但南北政治家最终还是求同存异，谋取最大公约数，达成妥协。2月12日，统治中原长达268年的大清王朝宣布“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清室的宣布，完全参照段祺瑞给出的时间表。此后政治运作，也基本参照各方先前承诺。清帝退位第二天，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向参议院辞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
15日，参议院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17省议员，每省一票，全体一致选举袁世凯为继任临时大总统。参议院随后致电袁世凯：“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统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
突发兵变
国内外期待袁世凯成为中国的华盛顿，袁也以华盛顿作为下一步人生目标。他回复参议院贺电时说：“私愿始终以国利民福为归，当此危急存亡之际，国民既伸公义相责难，凯敢不勉尽公仆义务？”稍后，袁世凯以“新举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通告：自阴历年正月初一起，所有内外文武官行用公文，一律改用阳历；所有军官、官吏一律剪发，以示与旧习诀别，咸与维新，喜庆共和。南北和解，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家宣告成立，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
袁世凯是资深政治家，是清末民初最可信任的掌舵人，所谓“非袁莫属”并不是浪得虚名，其“前清”最后一任内阁总理大臣的特殊身份让其拥有足够的政治资本。新年伊始，袁世凯顾不上休息，年初二宣布成立临时筹备处，从法制、外交、内政、财政、军事、边事等诸多层面研究新政府执政方案，为帝制中国向共和中国平稳过渡提供路径。
新旧时代转换有许多事情要做，但从当时政治格局说，中国在排除了满洲贵族后，并不乏政治精英。就行政机构而言，袁世凯内阁汇集了大量专业人才，梁敦彦、赵秉钧、严修、唐景崇、王士珍、萨镇冰、沈家本、张謇、杨士琦、达寿等分掌外交、民政、度支、学务、陆军、海军、司法、农工商、邮传、理藩诸部院，均一时之选。
如果说袁世凯内阁属“前朝旧人”，那么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则具有浓郁的新气象。总统府秘书长为胡汉民，黄兴、黄锺英、王宠惠、程德全、陈锦涛、伍廷芳、汤寿潜、张謇、蔡元培分掌陆军、海军、外交、内务、财政、司法、交通、实业、教育各部，至于各部次长则有蒋作宾、汤芗铭、魏宸组、居正、王鸿猷、吕志伊、于右任、马君武、景耀月。
大转型时代为中国储备了足够人才，新的中央政府呼之欲出。黎元洪建议为新政府建立扫清障碍，南方副总统、大元帅应先辞退，给新总统以足够空间、时间组阁。黎的建议得到积极回应，2月20日，临时参议院召开选举会，一致公举黎元洪续任新政府临时副总统。临时大总统、副总统选举完成，意味着新政府成立所差只是一个程序。按照孙中山不久前的一个条件，新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应到南京就职，这意味着未来新政府所在地为南京。
孙中山的建议，是出于对北方的不信任。袁世凯如及时对这个建议提出反建议，或许好些。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袁世凯没有就此提出反驳，而是默许，欢迎蔡元培等专程前来接他去南京就职。然而就在这个时候，2月29日夜，北京发生了一场兵变，并波及天津、保定。兵变发生，袁世凯第一时间致电孙中山，介绍细节，强调“事出仓猝，又在夜间，防范不周”，惊扰专使，至为歉仄，承诺派员妥为照料专使，严惩乱兵，恢复秩序。
南方后来对兵变原因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场突如其来的兵变，并没有那么多阴谋，更不是袁世凯的策划。当然，不管此事与袁世凯关系如何，这场兵变的直接后果，加剧了南方对袁世凯共和诚意的怀疑，袁世凯的政治威望由巅峰急剧滑落。所幸，并不是所有的南方革命党人都相信袁世凯是兵变幕后黑手。目睹其事的蔡元培一再致电南方，强调兵变突发、偶然，非政治性：“此事闻因第三镇兵变，杂以步军统领衙门所辖及禁卫军等，专为抢掠起见，与政治无关，亦未滥杀人。”
对袁世凯南下就职，蔡元培也有自己的观察，而不是以阴谋论解读：“培等受命欢迎袁君赴宁就职，前月二十七日已以此意面达袁君，而袁君亦极愿南行，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不期二十九夕北京兵变，扰及津、保。连日袁君内抚各处军民，外应各国驻使，恢复秩序，镇定人心。其不能遽离北京，不特北方人民共同呼吁，即南方闻之，亦当具有同情。故培等据所见闻，迭电陈述。兹承电示，知袁君委托副总统黎君代赴南京受职。”
“跛足总统”
请黎元洪前往南京的动议没有成为事实，主要是黎元洪不同意。黎元洪复袁世凯电说：“元洪不能东下，犹公之不能南行”，担心离开武昌会有意外发生。
袁世凯不能南行，黎元洪不愿东下，唯一具有让步条件的是南方。3月4日，蔡元培致电孙中山，以为“一般舆论，以袁将南行为其主要之一原因。内变既起，外人干涉之象亦现，无政府之状态，其害不可终日。于是一方面袁君颇不能南行，而另一方面则统一政府不可不即日成立，在事实上已有不可易之理由。培等会议数次，全体一致，谓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来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蔡元培建议：取消袁世凯南行之要求；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
“其达此主旨之方法，大略袁君在北京行就职式，而与南京、武昌商定内阁总理，由总理在南京组织统一政府，与南京前设之临时政府办交代，公遣外务总长或次长到北京任事。”
在蔡元培、孙中山电报往来同时，“迎袁专使”唐绍仪、汪精卫与袁世凯讨论出来一个类似思路。面对兵变事实，袁世凯一再自责，强调兵变之事，“负国民，负专使，足为无能之铁证，敢固辞，不复任总统。”
假如袁世凯放弃就职，那么南北间即便不诉诸战争，也必然会为新总统选举伤透脑筋。何况唐绍仪、汪精卫是来商量善后的，经细商，其结论与蔡元培大致相同。
过去的研究过多注意南方的让步，忽略了袁世凯在兵变后不得已而放弃的一些权力。据蔡元培方案，经此次兵变，新政府人选实际上不再由袁世凯个人说了算，包括内阁总理在内的重要人选，要与南京、武昌商定。换言之，袁世凯可以不去南京就职，但新政府人选必须获得南京认可，并在南京组织统一政府，与南京前设之临时政府办交接。袁世凯还没有上任，就实际上沦为权力有限的“弱势总统”。
北京兵变对袁世凯信誉、威望都是一个打击，他让渡一些权力，也是应该的。经权衡，孙中山接受蔡元培的建议，同意袁世凯不再南来，但要求袁必须按照参议院所议程序进行，正式受职，“速电国务总务总理名，俾参议院同意，刻日派遣来宁，接收交代，早定大局。”
照共和体制一般原则，内阁总理提名权归总统，同意权在议会。现在因突发兵变，袁世凯只好委曲求全，同意将内阁总理建议名单，与黎元洪、孙中山等共同商定，然后提交参议院，请求同意，“庶几大局早定，人心早安，对内而谋统一，对外而谋承认，已完全巩固中华民国之基础。”
袁世凯还未就职，其政府首脑提名权就受到削弱，革命党原本以为将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吃了大亏，因而乘机争夺内阁总理的位子。革命党需要自己人出任内阁总理，袁世凯不愿接受，南北争执不下，又是赵凤昌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让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但条件是，唐必须同时加入同盟会。
唐绍仪是袁世凯的老朋友，作为留美学生，他毫不掩饰共和倾向，由他出任新政府总理，有助于平衡南北，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孙中山、黄兴竭诚欢迎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并决定支持唐绍仪组阁；袁世凯也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案，根本没有想到这个方案会引发稍后的宪政危机，会让他与唐绍仪几十年的私人友谊就此终结。
作者为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