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脱离国家成为一个独立成熟的体系是进入现代世界的一个重大标志。哲学家黑格尔最先洞察到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从此之后，政治哲学处理的问题便不单单是政治体的权力结构，更重要的是国家与社会之争。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可以说是控制了社会的华尔街商业资本对国家的一次反动。社会资本与国家之间的斗争不再是谁取得上风，而是华尔街资本抛弃了美国，转而寻找新的宿主。资本没有祖国与国界，也就不存在资本与特定国家的相濡以沫。

没有祖国的资本对应怎样一种形态的金融制度呢？这还要从货币的属性说起。一般认为，现代世界源于欧洲航海业的兴起，海洋法取代陆地法，成为各国法律和国际法的主导。然而，海洋法如何区别于陆地法，怎样的观念成就了海洋法，思想上要追溯到新康德主义哲学。相比起传统将外部世界作为实体来理解，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们，典型如恩斯特·卡西尔，将世界理解为一种功能与关系。

货币本身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实体世界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随着货币成为一种发达的体系，人类世界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面貌和结构：货币将世界的一切实体都化约为可加以计算和衡量的关系，将一切差异抹平。陆地与海洋的区别就在于，陆地上的生态差异万千，总是与固定的土地密不可分，而海洋则是千篇一律，浪花之外还是浪花。可以和货币的抽象普适功能更相适应的不是陆地法，而是海洋及其海洋的律法。

然而，从实体世界变成货币的抽象世界单靠货币本身是无法全面完成的，货币只是一种代表功能。货币要成就世界，还需要一种动力机制，可以让货币像大海的海浪那样无休止地起伏运动，这就需要一种机构设置，可以将货币累积，从而提高其密度、创造出势能，这就是银行。

银行从一开始就是海洋性事物，最早见诸于意大利语“BANCO”，意为椅子，因为在意大利港口城市，货币兑换商是坐在这种长凳子上为来来往往的商人进行钱币兑换，当它进入英语世界之后，涵义更接近其功能，意为储钱柜。回顾银行的历史，最具关键性的发展阶段是私有银行与公共银行的分化。货币是对实体世界的代表，就这一功能来说，它既不会将实体世界增之一分，也不会减之一分，因而是抽象而平等。可是，有了银行以后，银行成为货币的蓄水池，为了增加存量，银行采取二次代表方式的各种金融创新，这使得银行与储户的利益之间的关系可以比喻为存储的货币之水既可载（民之）舟，亦可覆舟。

货币在银行累积而成资本，银行携资本兴风作浪，资本抛弃实体世界而自成一体，穿过一望无际的平坦的海洋，资本席卷了全球，使得世界成为可能。然而，如此来看，似乎民族国家形同虚设，遁形不见。其实不然，在经济上升时期，国家与资本彼此结盟，如现代早期的荷兰，国家在资本的生成与扩张中获得巨大好处，自然愿意成为资本的安全保障，为资本攻城拔寨提供各种强力支持。也是因此，马克思将国家视为资本的工具，为资本引发的各种矛盾提供强制性解决方案。可是，花无百日红，一旦资本坐大，便会反过来吞噬国家，曾经的联盟自动解体，商业国家对于资本的保护和放纵，不过是养虎贻患。

当现代主权国家纷纷在资本面前溃败，一系列经济危机惊醒梦中人之后，银行与资本所具有的私人性和公共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公共性通常对应的是议会立法。当代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虽然模式各异，但无一不嵌在代议政治体系的结构之内。

一般来说，央行的职能不过是制定实施货币政策，实施金融监管，就政策与议会立法乃至宪法的关系来看，央行只是执行机构。即便央行也有一定的行政立法权，认为行政立法乃至议会立法就代表公共性并不是可信的结论。

若说央行的立法来自议会的授权，货币之所以是货币则在于它凝结了法律规范性，同样的一个金属或纸张由于具有规范性而不再是单纯的金属或纸张，而是货币，而法律规范性从根本上来自于宪法与人民的授权。当货币本身具有的法律规范性与央行执行的议会立法之间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大众民主与议会立法发生冲突的时候，很难再说，央行是一个公共性机构，它不过是被私人财团利益绑架的议会立法的附庸而已。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