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勃／文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学乃是人类知识体系中最高的学问与智慧，因为它关注共同体之善，目的在于促成优良的政体及其之下正当的生活。政治学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个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历史经验说明，为了保障公众生活的幸福，必须对以君主为代表的政府权力进行必要的约束和限制。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有的民族采用暴力，有的民族仰赖宗教或道德规范，在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手段对王权进行约束的则是英格兰人。

在伦敦西南20公里处，距离温莎堡不远的泰晤士河边，有一片湿地叫兰尼美德。1215年6月的一天，几十名男子骑马来到这里，他们是当时反叛贵族的代表，来此和英格兰的约翰国王见面，寻求解决因征税引发的冲突与分歧。

谈判的结果是双方达成一项和解协议，约翰国王被迫赞成贵族提出的要求，并在协议上加盖王室印章。这份协议不仅化解了当时一触即发的暴力冲突，也在无意间开创英国乃至全世界民主、法治的先河，这份协议被后人称之为“自由大宪章”（Magna Carta），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份限制王权、保障民权的宪法性文件。

在当时的英国，国王与贵族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国王不仅向贵族征收巨额税费，还常常在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的情况下没收私人财产。虽然国王也曾制定过一些保护私人财产的条例，但他也有权不执行，甚至可以随时废止这些条例。因而，1215年贵族反叛的要求归纳起来就是一点：国王也应信守承诺，严格依法行事。所谓的“自由大宪章”，就是这一要求的书面体现。

大宪章共60多个条款，很多内容具体而琐碎，甚至涉及寡妇再婚及在泰晤士河上架设鱼堰等，但其基本原则却与现代法治精神不谋而合，即通过法律限制公权、保障民权，它所确立的制度，影响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

大宪章强调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其中一条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同等地位公民的依法裁决，或经国法判决，都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另一条款内容相似，它禁止国王出卖、否决、拖延司法，“除非根据王国法律、受过合法审判”，不得监禁任何自由人。

为了保护私人权利，就必须用法律约束国王，因而，大宪章第一次公开确立了“国王必须服从法律”的原则。对此，英国作家丹尼尔·汉南说：“大宪章的精华之处就是法律凌驾于政府之上。法律已不再是国王或酋长的意愿。在他们之上的是你无法看见、听到和触摸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控制着国王和国王之下的臣民。它让统治者不能随心所欲地采取行动，这是确保我们所有人的自由的基石。”对于平民而言，大宪章成为抵抗暴政的武器和堡垒。

大宪章还间接导致了一种新型国家体制的诞生，即现代所称的“议会民主国家”。用来治理国家的钱，需要来自经过议会批准的税收，以此防止国王任意征税。大宪章不仅明确规定“未经本王国一致同意”国王不可以征税，而且阐述了如何才能达成“一致同意”。50年后，英国议会诞生，开创了人类议会民主制的先河。

虽然此后许多英国国王并不把大宪章放在眼里，甚至约翰本人很快就以宗教领袖的名义取消了第一次发布的大宪章，但在他死后，民众的支持使大宪章不断重新发布并被赋予更高的效力。在重大政治危机关头，大宪章总是被高高举起，作为庶民向国王索取权利和获取尊重的法律依据。以此为起点，英国的王权逐渐衰弱，民权日渐抬头，到了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成功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度，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法治国家。

大宪章还随着英国移民漂洋过海来到北美，成为美国“独立革命”和建立宪政国家的精神指引。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法律文献，如1776年的《独立宣言》和1791年作为宪法修正案的《权利法案》，都直接引用了大宪章。因而，美国人似乎比英国人更为感念大宪章的恩泽，1957年，美国律师协会代表美国法律界，远赴大不列颠，在兰尼美德建立了一个白色的圆亭，这是大宪章签署地的唯一标志。

自由大宪章开创一种传统，即以法律和契约维系生存的秩序，以民主与协商捍卫政治的德性，追寻有意义的公共生活。800年后，大宪章倡导的法治理念，所吹响的迈向宪政的号角，仍然值得很多民族，用心体会和聆听。

作者为外交学院法律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