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德林／文

在20世纪以降的英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无疑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在其已然谢世近百年的今天，无论是在英伦还是在英伦之外，康拉德作品依然不乏“信众”；他们要么作为普通读者恣意“悦读”其间的异国情调和传奇历险，要么作为专业读者深度挖掘其间的价值和意涵，比如探究康拉德对现代主义文学的贡献、康拉德究竟是殖民主义者还是殖民主义批评者，等等。

康拉德作品始终能够吸引人们的眼球，这不仅因为他著述颇丰，也不仅因为他有别于吉普林、史蒂文森等同时代“新浪漫主义”小说家，将创作建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而是一方面关乎其作品本身的价值与意义，另一方面，或许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关乎其作品所留下的无数谜团。

比如，无论是对康拉德作品的普通读者还是专业读者抑或研究人员而言，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是，20多岁才开始接触英语——他的第三门语言、30多岁才开始写作的康拉德为何用英语写作，而不是用他的母语波兰语或者他所谙熟的法语？

康拉德出生在沙俄统治之下的波兰，童年生活因为父亲参加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十分不幸；随着母亲和父亲相继因病离世，康拉德成长于舅舅的监护之下。年仅16岁时，只身闯荡法国，开始了其长达20余年的航海生涯；申请法国国籍未果之后，康拉德转身加入了英国商船队，从普通船员一直干到了船长，并最终获得了英国国籍。有鉴于此，加之他的政治幻想，康拉德对正大肆海外殖民的英国不无好感。康拉德认为，英国作为“无数船舶舰队和众多国家的母舰”，可以为其殖民地带去自由，“只有在英国的旗帜下才能找到自由”。

从这个意义上讲，康拉德选择英语写作可谓旨在“取悦英国读者”。但我们知道，由于康拉德的英语习自商船上的工作或者水手们经常光顾的旅店和酒吧，以及他随身携带的莎士比亚和拜伦等人的作品，而不是正规的英语教育，他的英语带有显在的外国腔调。一如吉普林所言，《“水仙号”的黑水手》读起来“更像是俄国小说而不是英国小说”，堪称“绝佳的外国作家的译作”。所以，康拉德选择英语写作也可谓历险，一种职业和心理的历险，虽然必须指出的是，他自己未必对此认同。

无可否认，得益于其成长环境及生活经历，康拉德极具语言天赋，有着过人的环境适应能力，但这并不能否认他用英语写作的困难乃至痛苦：“我必须像煤矿的矿工那样干活，把我的句子从漆黑的夜里挖掘出来”。然而，对康拉德而言，英语写作的压力既有心理的维度，更有道德的维度。一位波兰评论家曾带着“为波兰文学争取康拉德”的想法访谈了康拉德；面对为何不用母语波兰语写作这一问题，康拉德解释说：“我非常重视我们美丽的波兰文学，不愿把它引入到我的毫无价值的废话之中。但对英国人而言，我的能力足矣：它们让我得以养家糊口。”

对康拉德而言，用波兰语写作的作家必须是充满爱国激情、承担历史使命的作家，所以，用波兰语写作是“一件不一般的事情”。不难想象，当康拉德正在和贫困做斗争、为了养家糊口而用自己栖身其间的国家的语言——英语——写作时，承受了何等巨大的心理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1922年出版的自传《个人记录》中，康拉德再次对自己创作语言的选择进行解释。康拉德告诉我们，对他而言，用英语写作是“很自然的”，抑或说并非像有人指出的那样，用英语写作是他在英语和法语之间下意识选择的结果。

康拉德在一次谈话中曾提及：“要用法语写作你就必须懂法语。英语的可塑性极强——倘若你词穷，你可以造一个词；但是要用法语写作，你必须是像阿纳托尔·法朗士那样的艺术家。”这样的解释未必可信，但至少可以给我们某种暗示。

所以，康拉德之所以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是因为他保持了自己在语言上的孤独。虽然用英语写作意味着遣词造句的困难和痛苦、家庭生活的拮据和困境，但他别无选择。表面上看，对康拉德而言，用英语写作不过是意味着掌握一门外语和谋生的问题而已，实际上表征的是他远离母国的某种文化焦虑感和负疚感。

作者为社科院外文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