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长声／文

日本单身年收入在150万日元以下即属“相对贫穷”，六个人里有一个。

似乎也看不见穷人在哪里，但若是作家，就可以白纸黑字地写出来，例如柳美里。这是一位女作家，将近20年前获得芥川奖，书名是《穷神》，副题就叫《芥川奖得主穷困生活记》。

不少中国人都觉得日本人富裕，作家更有钱。写作为生是较为神秘的族类，日本也有人在网上问：芥川奖的奖金一个亿吗？好心人回答：一块怀表，外加一百万日元。

前几年写长篇小说《永远的O》走红的百田尚树也曾这么说：现今是小说基本卖不掉的时代，卖一万册出版社就三呼万岁了，可卖了一万册作家得到的版税也就150万日元，写它却花了一年，养家糊口太难了。碰巧畅销，这就像中了彩票。持续20年卖钱的作家才是真正的人气作家。单凭一支笔吃不上饭，只好搞副业。当你听一位作家演讲或讲课时大可不必肃然起敬，那是不务正业。对大多数作家，或如柳美里所言，“书是墓碑，书店是墓地”。

2014年柳美里写博客叫穷，一叫惊人。她说，从2007年在杂志《创》上连载随笔《今天发生的事》，好几年都不付稿费，她穷得没钱交水电费。“稿费不是对作者的帮助，而是支付劳动报酬”。她做了概算，当初口头说定一张稿纸（400格）两万元，该刊总共拖欠她逾1211万日元。主编田博之在博客上回应：柳作家的主张是正当的，这几年《创》赤字累累，印制费都筹不出。出版市场萎缩，眼看只剩下半壁江山。

柳美里的书过去初版五万册，现在跟很多作家一样顶多一万册。她感叹：能靠写作吃饭的作家究竟有几个呢？估计纯文学作家不超过30人。像村上春树、东野圭吾那样摆进书店就畅销的作家是例外中的例外。满车乘客看手机，那景象令她不寒而栗。

《创》是月刊，挑战大媒体不能报道的领域，发表在划一的信息洪水中被排除的异论和少数意见，很有点另类，做事也不免逸出常情，少了点日本特有的人情味。田辩解：“我自作多情，以为你是了解《创》的状况才帮助我们的。”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柳美里当然不买账：“我从不为‘帮助’或‘义务’写，因为我全靠写稿养家糊口。”最后柳美里妥协，接受《创》的最低标准付酬，一张稿纸4000日元，总计为155万多日元。赶紧还上拖欠的各种费用，又将一文不名。

柳美里是日本生日本长的韩国人，上高中时被欺负，念了一年就退学，投身音乐剧，两年后组织剧社，开始写剧本，25岁以《鱼祭》获得岸田国士戏曲奖。又写起小说，29岁获得芥川奖。有一次，编辑策划她匿名写连载，以求轰动，但她很快在博客上露底，或许这正是“私小说”作家的本色罢，况且她还有无赖派遗风。她说，跟她有事的男人当初就该有被她把事写出来的准备。

她的四部曲《命》《生》《魂》《声》改编成电影，印数累计100万册，版税约一亿日元，扣税之后到手约6000万日元，可她储蓄为零。虽然有各种借口，但归根结底，不是过日子的人，不会过正常日子。

柳美里为人不合群，“因为不想参加，所以没参加过”这个会那个会，“承受孤立所带来的胆怯、寂寞、不安”。一度想投笔，学当驯犬师，但还得跟狗主打交道，更费话烦心，只好作罢。

鲁迅有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当柳美里典当了一万多日元，高兴时隔数周又见到“谕吉”（最大面值的万元钞票印着福泽谕吉的肖像，坊间呼之为“谕吉”）时，接到自由撰稿人荒井香织来信：“刚才收到了美里的快信。正好闲钱有100万日元，所以不是50万，干脆一个整数，你若能收下这100万幸甚至哉。我一个人过日子，生活一身轻，而且上次替人编的书卖得好，正是经济上滋润的时候。丝毫不勉强，万勿担心。至于还钱，完全不必急，哪天你的书印10万册，轰地大畅销，立马还给我如何？那也别有乐趣不是。”这是此书中唯一感动我的故事。

柳美里说，穷神也是神，让她写小说的就是这个神。但毕竟穷的是作家，写书叫穷哭穷，叫了不白叫，哭了不白哭，这本书又可以卖钱救穷了。

作者为旅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