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中国中央权力机构提振民心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反腐，同时期的另一重大举措，虽未像反腐那样引发全民性的强烈社会关注，实则触碰到法治进程中诸多核心问题。这一举措，就是平反冤错案，尤其是平反重特大刑事冤错案。
从数量上看，2013年至2015年间，公开报道可见20余起死刑冤案得到纠正，包括湖北刘钟明、“两梅”和聂树斌等一批疑似冤案已进入核查程序。这一数字，相当于2006年至2012年七年间公开报道的死刑案件纠错总量。
与反腐相比，平冤距离民众更近。每一起冤案得到纠正，每一起可能的冤案进入复查程序，都会影响到民众最直接的感受和权益。
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均提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性问题。四中全会特别突出了“罪刑法定”和“疑罪从无”原则的落地。四中全会所确定的以审判中心的改革试点，也即将启动。同时，31个省份的政法委书记不再兼任公安机关负责人、畸形司法考核指标也在进行清理。
上述改革迹象表明，中国刑事司法可能借助集中洗冤，突破既往畸形刑事司法政策羁绊，开启新的风向。
因此，《财经》整理了20年来近百起死刑冤案资料，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分析，追索冤案发生的共性，以期为制度性纠错带来更多思考和借鉴。
——编者
湖北女童被性侵疑案
在被害女童的指认下，从侦查、起诉、一审、二审和死刑复核等程序，至将被告执行死刑，仅仅用时54天。案卷显示，该案侦查、审理疑点重重。此案如果因程序问题而被翻案，将区别于以往“真凶出现”、“亡者归来”等冤案的平反模式，在中国法治史上写下特殊的一笔
湖北省广水市一个名叫刘家湾的村庄，20年前，发生了一起8岁女童被性侵的案件。在54天里，案件即完成了侦查、起诉、一审、二审、死刑复核、执行死刑的全过程。
随着亡者湮灭，正义似乎得到迅速回应，这座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也恢复了平静。然后，20年后，已经化作尘土的“死犯”的家人，开始寻求另一种公平，将尘封的往事开启。
模糊的证言
1996年4月5日，傍晚6时左右，8岁女孩花儿（化名）和四个小女孩在村里的一座新屋前跳皮筋。这里住着23岁的同村人刘钟明。
花儿母亲后来接受警方询问时回忆称，当时，她亲眼看到花儿从刘钟明的新屋里走出来。回到家后，发现女儿下体在流血，问怎么回事，女儿不说，她威胁要打她，女儿说是刘钟明“害”了她。
这位母亲称，第二天早晨，发现女儿还在流血，于是让儿子带着她去村里的赤脚医生处诊治。赤脚医生说病情严重，没有能力救治；女孩又被带往镇医院，得到同样的回答，随后花儿被送往广水市第二医院。
这番证词记录的时间是4月8日。五天后，花儿母亲接受了广水市检察院询问。这时，她回忆说，当天花儿到家后就立刻说刘钟明“害”了她。当晚，花儿流了很多血，第二天，她洗掉了血染的衣裤和铺盖。
而到4月25日，再次面对公安机关询问时，这位母亲又改变了之前“亲眼看到花儿从刘钟明新屋走出”的证言，称她是“从刘钟明新屋的方向走来”。
刘钟明的新屋位于花儿家东侧，距离约10余米。房子无院墙且向内凹陷。根据《财经》记者现场探访，站在花儿家的位置，无法看到这座新屋。
5月19日，湖北省高院的二审法官向花儿之母核实情况。这位母亲的证言再次发生变化，她说是她亲自把女儿送到村里的赤脚医生处看病的。
女孩的父亲当时也在家，但案卷里没有警方、检方询问他的记录。5月16日，孝感中院法官对他进行询问，出现了另外一个描述：当晚，他回到家，看到女儿趴在桌子上没精神，晚饭也没吃。他和花儿母亲一起安顿女儿睡下，这时母亲才发现女儿下体出血，以为是月经，但考虑到孩子年幼，又觉得奇怪。随后他就去打牌了。
案发后的一个半月里，本不应对事件过程和细节有所遗忘，但女孩父母的证言出现了多处矛盾。
口供与物证
广水市第二医院确认，花儿系被强奸。司法材料记录，经过医生询问，女孩称强奸她的人是邻居刘钟明。4月6日下午，花儿家人前往派出所报案。当晚8时左右，刘钟明在家中被警方抓获。4月7日和8日，警方两次审讯刘钟明，他均承认犯罪事实。
但4月11日，批捕之前，广水市检察院讯问刘钟明时，他翻供了，并详细讲述自己4月5日下午5时－7时左右的活动，他的行踪可以由本村的一些村民证实。刘钟明逐一说出这些村民的名字。
4月12日，检方讯问他为何翻供，刘钟明说，警察在审讯中打了他，他十分害怕，所以就先承认下来。他相信自己在警方认为的作案时间里的活动有人能证实，也相信司法机关肯定可以查清。
4月15日，刘钟明被批捕。
4月29日，孝感市检察院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退查函称，认定刘钟明犯奸淫幼女罪的证据不足，就如下内容进行补充侦查：现场勘查报告、现场平面图及照片；被害人家属报案时的原始记录；公安机关受案后提取的被告人的有关物证及检验结果；被告人翻供的理由；进一步调查被告人作案时间及案发前在场有关人员。查实被害人当日下午是否确在刘钟明新屋门口跳过皮筋，被告人是否将在其新屋门口跳皮筋的女孩驱散。
5月9日，广水市公安局补充侦查完毕。但案卷显示，补侦材料中，没有检方要求的关于提取物证及检验结果的内容。对于检方要求的其他四个方面的补侦内容，公安机关进行了如下工作：
案发近一个月后，公安机关前往刘钟明的新屋，对屋内屋外拍了7张照片；根据花儿口述，绘制了作案现场示意图；关于原始报案记录，公安机关出具说明称，4月6日，花儿的哥哥前往派出所报案，侦查员随即到医院简单了解情况，很快前往当地将刘钟明抓获，没有来得及做报案笔录，而是几天后进行了补录；对于翻供，公安机关出具说明称，没有刑讯逼供，是他被抓当晚主动承认；对于进一步查明作案时间及案发前在场有关人员，警方找到了曾承认在案发前一起跳皮筋的四个女童。其中三个再次称，案发当日下午，她们曾经和花儿一起在刘钟明的新屋门口跳皮筋，刘钟明回来后将她们驱散。但另外一名女童否认这个情况，公安人员“反复教育和讲政策”，她依然否认。笔录显示，过了一会儿，公安人员再次询问这个女童，她的口供和其他三个女孩就一致了。
警方将上述补侦材料递交后，5月15日，孝感市检察院向孝感中级法院提交起诉书，指控刘钟明犯有奸淫幼女罪。
警方提交的案卷中，除口供证据及法医伤情鉴定意见之外，仅有一份对花儿衣物的送检报告。该报告的结论是，没有检测出精斑。
案卷中没有发现警方在刘钟明被抓后勘查现场的记录。如果警方抓获嫌犯后迅速封锁现场，很可能在案发现场的床上、地面等处提取到物证，诸如毛发、人体组织、体液等。这些无疑是有力的证据。
举证质证缺失？
5月17日，案件一审开庭审理。庭审中，刘钟明对检方指控予以否认。但当天孝感中院就作出判决，认定其强奸幼女事实成立，判处死刑。
刘钟明案庭审笔录记载，一审开庭时，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法官向刘钟明讯问，对检方指控是否承认。刘钟明称，检方指控他强奸幼女不是事实，随后将案发当日下午的个人活动作了介绍。法官继续就事实进行讯问，讯问完毕后，法官宣布法庭调查结束，进入法庭辩论。
本案审理时，适用的是1979年刑诉法。1979年刑诉法第36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根据。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刑诉法专家洪道德看过这份庭审笔录及相关案卷后表示，按照笔录和案卷记载，本案庭审很可能没有进行举证质证。一起最终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如果没有举证质证就宣判，是严重的程序违法。甚至可以说，判决本身就是无效的，因为支撑这一判决的证据没有向刘钟明出示或宣读，也没有听取他对证据的意见，这样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5月19日，刘钟明收到一审判决书，当日就向湖北省高院提出上诉。湖北省高院5月24日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卷显示，案件没有开庭审理，法官仅对刘钟明进行了一次讯问。讯问过程中，法官要求刘钟明交代案情，刘钟明依然否认作案。讯问中，法官没有将案件证据向刘钟明出示，也没有听取他对证据的意见。
5月29日上午，法院向刘钟明送达了二审裁定书，这份裁定书同时也是核准死刑的裁定。送达完毕后，刘钟明马上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
当天上午9时05分，刘钟明被执行死刑。这一天距离他4月6日晚上被抓走，过去了54天。
律师辩护权被剥夺
就在5月15日孝感市检察院的起诉书到达孝感中院的当天，一名法官前往广水市看守所将起诉书副本送达刘钟明。送达回证显示，法官送达起诉书后，向他提出了请律师的问题。刘钟明明确表示，要求家人帮助请辩护人。
5月17日，案件一审开庭审理中，没有律师等代理人担任刘钟明的辩护人。
《财经》记者查阅刘钟明一审全部案卷，没有发现法院就请律师问题通知刘钟明家人的任何记录。
刘钟明家人表示，他被警方带走后，除了收到拘留通知书，没有接到警方、检方和法院关于案件的通知，不知道刘钟明向法官明确提出让家人帮忙请律师的要求，也不知道案子要一审开庭。
1979年《刑诉法》第8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
一位退休法官称，以1996年时的通讯和交通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农村家庭甚至村委会还没有装电话，因此能采取的办法就是直接上门通知、打电话给乡镇政府或派出所，再由这些机关转达；或者是寄信通知刘家人。不管采取何种办法，只要通知了，即使当事人家属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接到消息，法官也应该将通知家人的相关记录入卷。
如果案卷里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录，一审法院拿不出通知刘家人的证据，就可以认为法院没有通知。
这意味着实际上剥夺了刘钟明的辩护权。
刘钟明家人说，家里世代务农，不懂法律。刘钟明虽然是初中文化，但对法律同样一窍不通。上述法官认为，他可能不知道享有申请证人到庭、申请重新鉴定、申请与证人对质等诉讼权利。
法院并不是没有时间通知刘钟明家属开庭和请辩护律师。5月17日开庭前一天下午3点，该案审判长在花儿家询问她及其父亲时，距离刘钟明家仅有十几米。
不过，上述退休法官认为，即使该案审判长通知了刘钟明家人，以当年的情况来看，也难以在半天时间内请到律师。即使请到律师，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委托手续、阅卷了解案情、会见被告人等一系列开庭前的准备工作。
5月19日，孝感中院向刘钟明送达一审判决书。就在这一天，他的家人称，通过一名在当地镇政府工作的亲属，才得知他被判死刑的消息。刘钟明的父亲连夜前往武汉，找到在武汉工作的三弟刘子权，刘子权说，虽然他在大城市工作多年，对法律也几乎不了解。他托朋友在武汉找到一名律师，担任了刘钟明的二审辩护人。
案卷显示，5月21日，二审律师将委托手续交到了湖北省高院。
辩护律师在5月22日会见刘钟明。5月23日，辩护律师来到该村，询问一些证明刘钟明不在案发现场的证人，这些证人均表示，刘钟明在4月5日下午5时到7时，并没有与花儿接触，更没有对她实施强奸。5月27日，辩护律师将辩护意见提交给湖北省高院。
辩护意见认为，通过调查，该案存在大量没有查清的疑点，诸如作案时间、花儿家人对于事件叙述前后矛盾等，因此希望二审法院能慎重，将案件发回重审。
这名二审律师将这些问题向所在的律师所也做了反映。该律所遂向湖北省高院和湖北省司法厅发出了司法建议，提出重新进行鉴定等要求。
从5月21日接受委托开始取证调查，到27日提交辩护意见，共七天时间。二审律师仍在进行准备工作时，湖北省高院5月24日已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判决书显示，没有辩护律师的名字，也没有辩护律师的意见。
一审仅用三天即结案；一审、二审未显示有举证质证即宣判，54天内，这个23岁的公民即被执行死刑。
刘钟明被执行死刑后，由于坚信他不是凶手，他的家人就此走上申诉的道路。刘子权说，从侄子死后到1996年底，他们一直写信给湖北省高院进行申诉，但申诉信都如石沉大海。
直到2014年。这一年，全国各地一些冤假错案陆续得以纠正。刘家人通过电视、网络等报道，注意到这些情况。于是在20年后，刘钟明的三弟刘金明再次走上申诉之路。经过近三个月努力，申诉获得了湖北省高院的重视。
《财经》记者获悉，2015年1月初，湖北省高院正式对刘钟明案立案复查。复查程序目前正由湖北高院审判监督第一庭进行。这起发生在20年前的历史谜案真相如何，或许不久后将会有一个公正的答案。
如果该案最终主要因程序问题而被翻案，将区别于“真凶出现”、“亡者归来”等诸多冤案的平反模式，意味着中国司法在平反冤假错案的程序正义上写下特殊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