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耳／文

炼丹之术，虽不能说始于秦始皇，但可以说盛于秦王朝；直到清朝皇帝雍正都迷信丹丸，并因服食过量而死于圆明园。

不过，到了汉朝，刘邦的孙子——淮南王刘安倒炼出点名堂。这位崇尚道术的诸侯王，门下有食客数千，以苏非、李尚等八位最有学问，深得刘安的赏识，被称作“八公”。刘安经常在肥陵山下召集八公和方士，一起商讨炼丹之术，试用各种材料继续炼“仙丹”，以求长生不老之药，可是均未炼成，倒是把淮南王“炼”上了“绝途”。刘安“谋反”一说存于正史，在野史中则不同。班固在《汉武故事》中说，武帝得知皇叔炼丹成功后能隐行升行，服气不食，顿生嫉妒进而希望皇叔授其道，却遭拒绝。皇上大怒，于是以“谋反”之罪而除之。事后武帝得到皇叔炼丹得仙的方书，却屡试不验。

史上鲜有皇帝炼成“仙丹”的记载。不过，未炼成之“仙丹”，并非不存在，而是始终存在于意识形态之中，比如在阳间不能长生，仍可以在阴间不老，将地上的统治秩序统统搬到地下去，从官吏到兵马无不复制，并不惜以活人、活畜为殉。

到了魏晋时代，君主因杀戮太多，大多信佛教，对求仙一事倒淡薄了。不过，民间炼丹并未终止，而且炼成一种“仙丹”的替代物——“五石散”，据说人吃了这种丹药能转弱为强。因此，文人名士皆以服散为贵，渐成一种风尚。“五石散”有毒性，药性一发，稍不留心，不是丧命就是发狂，倘有一只牛虻来袭扰，他会拔出利剑一阵乱砍。鲁迅先生认为，晋人多脾气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是与服散有关的。但晋人以痴为好，也是与服散有关的。由此足见“五石散”比“仙丹”多了不少人间烟火气——既让持不同政见者“脱颖而出”被杀头（如嵇康），也让更多的“青白眼”装疯卖傻（如阮籍）。

在漫长的炼丹史上，“狐仙”大约也是求仙不得而结出的怪异果实之一。狐狸成仙总归要容易些，毕竟是由狐狸变成人，不像人有那么多清规戒律，即便是修禅打坐也得警惕“野狐禅”。究其实，“狐仙”除了给想象力和文学魔幻增添酵母外，对国人的心智看不出有多大好处。

何天爵在《真正的中国佬》一书中，记述了一件晚清时代发生在西洋使馆区的真人真事：一天晚上，英国使馆的一名士兵正准备上床就寝，突然听到院子里有狐狸的叫声。于是穿好衣服，抓起一杆枪，告诉妻子说他要猎杀那只狐狸。过了一会儿，他的妻子听到一声枪响后便沉入梦乡。第二天早上妻子醒来后，吃惊地发现丈夫昨夜未归，于是出门去找，竟发现丈夫死在月桂树下，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脑袋，那杆枪还在他身边，而狐狸已无影无踪。

此后，对这件事，作者（时任美国驻华使馆参赞）与一位朝廷大臣发生了激烈争论。大臣认为真相已经大白：狐狸被那个士兵追到月桂丛中，眼看就要追上时变成了人，并把士兵手中的枪夺过来，于是打穿了他的脑袋。何天爵面对得意洋洋的大臣，坚决否认这一看法。他认为士兵在爬行时枪拖在身边，枪口正靠近他的头部，碰巧一根树枝挂住了扳机，子弹射出打中士兵。两人唇枪舌剑，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从这位大臣的解释中，足以看出“狐仙”观念深深影响了他的思维，也影响了他看待和处理事务的态度。再看鸦片战争中，清军统帅杨芳、弈经之流竟用马桶阵、纸扎草人和猴子迎敌，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炼丹唯一的意外之果是“炼”出了“豆腐”。《本草纲目》认定：“豆腐之法，始于淮南王刘安”。刘安屡败屡炼，最后索性改用豆菽为原料，再与石膏或盐卤混合，这一试果真“炼”出乳白绵厚之物，《太平广记》中称之为“菽乳”。品尝它的人虽未能长生不老，但嫩滑可口，滋阴补气，实在是造福黎民百姓，故有“福黎”之称。如今豆腐畅销欧美国家，深受洋人喜爱。在这个地球村，多一些平实、绵厚的豆腐，总比推广“仙丹”好。一个正常健全的社会，须远离仙丹、八卦、黑幕和狐仙气。

秋白临刑前在《多余的话》中，仍念念不忘“中国的豆腐世界第一”。他实在是炼了20年“仙丹”的。问题是，到了最后他什么“丹”也没炼成。在这遗言的最后结句中，我还读出秋白渴望回归素朴、平淡和本真的平民生活的隐衷，哪怕是喝一碗一清二白的豆腐脑也好。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