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德林／文

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英国率先完成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英国大众因此得以成为现代化成果的首批享受者，但同时也体悟到了史无前例的劳动异化和灵魂缺席。这样的一种社会情势不但催生了大众的生活质量问题，抑或说幸福问题作为“文化问题”在英国的显影，而且促成了一种文化批评传统在英国的出现，其代表人物包括托马斯·卡莱尔、马修·阿诺德、约翰·罗斯金、威廉·莫里斯等人。

这些批评家所致力的社会转型批判与反思本质上无疑是一种现代性反思，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但我们必须知道，鲜有处于聚光灯下的查尔斯·金斯利可谓英国文化批评传统的关键形塑人之一。

1819年，金斯利出生在德文郡西海岸的一个牧师家庭，其童年主要是在那里的一个渔村度过的。以优异成绩从剑桥大学毕业以后，金斯利选择了以牧师为业。然而，为金斯利带来象征资本的，与其圣职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的则是他既是剑桥大学的钦定现代史教授，也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最多产的小说家之一，先后出版了《酵母》和《奥尔顿·洛克》等社会问题小说或者雷蒙·威廉斯所谓的工业小说、《向西去》等历史小说、《水孩子》等儿童读物。这些小说在确立金斯利的文学地位的同时，证明了他是一位聚焦社会环境改革的文化批评家。

就文化概念的源头而言，金斯利与卡莱尔、阿诺德等文化批评家并无二致，即他们的文化概念悉数源自一种由英国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所引发的焦虑。所以，金斯利认为，他不但有义务质疑自己置身于其间的机械时代，而且必须像阿诺德那样，借助文化调动起鲜活的思想之流来冲击大众对机械工具的信仰。

作为一名科学知识爱好者，金斯利不但撰写过诸多宣传科学技术的文章，而且积极发表旨在推动科学技术的演讲，一如他在论及自己长期所致力的卫生制度改革所言：“如果你想知道自然科学的研究给人类带来了什么，那么你只要看一下科学在卫生改革方面的成就即可——这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科学不仅帮助我们治疗疾病，不仅起着亡羊补牢的作用，而且帮助我们预防疾病。感谢上帝，这方面的成就超出了我们最高的预期。”

“感谢上帝”一语不但暗示了直接联系着金斯利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而且更重要的是，表征了金斯利的改革观。我们知道，金斯利曾在1848年联袂神学家弗雷德里克·丹尼森·莫里斯发起了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以期弘扬基督教的平等、博爱和慈善原则，谴责资本主义的贱买贵卖、多取少予原则，表示对工厂工人的悲惨处境的同情。

虽然基督教社会主义本质上无异于封建社会主义，遭人摒弃无可厚非，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它直接联系着金斯利的基于健全信仰的工人阶级救赎实践。“如果信仰不能向广大穷人开放，那么信仰徒有虚名。”

金斯利与边沁等人有所不同的是，他在勉力从事机构、制度或者立法改革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这些改革与心灵改革之间的关系，或者换言之，在金斯利看来，既然“人的历史是他们心灵的历史”，改革必须始于心灵，而非简单的机构改革或者立法改革。

关于这一点，在其最受人关注的小说《奥尔顿·洛克》中，金斯利频频借主人公洛克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比如“我所需要的与其说是外部环境的改革，毋宁说是内心的改革”，又如“起初我把人简单地视为外部环境——即人不由自主地置身其间的某个社会，或政治意义上的外部体系——的产物和傀儡（恐怕我们中间大多数人如今依然持有类似看法）……我现在总算明白了一个道理：振新世界不能靠增设体制的办法（再好的体制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只能靠发扬光大上帝的精神”。

正因如此，金斯利在倡导住房改革时，首先想到的是美德培养问题：“把丑陋的屋棚当住房，怎能培养出家庭美德呢？父爱、母爱、孝顺、节俭持家、清洁卫生、谦虚、贞洁、自尊、心理纯朴，这一切都具有家庭属性，难倒不需要在温馨的住房里找到培养的空间吗？”

尽管在论及英国文化批评传统的著述中，金斯利经常处于次要位置，甚至完全被忽视，但毋庸置疑，“金斯利是19世纪英国‘文化辩护书’的主要撰写者之一。”

作者为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